“贫穷”，是罪恶吗？

弱者的武器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提起托尔斯泰的这句话，可谓广为流传、耳熟能详。关于“不幸”，有民谚云“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那倘若有病却又无钱，则该当如何呢？

前几日，某公益性救助机构，见一位妇人在办公室门口哭诉，希望能得到帮助，因为“我儿子就等这钱去治病啊”。听说因欲得该机构救助需要提交各级行政单位开具的书面证明，所以有些人因情况紧急或事出无奈便会径直来此求助。看起来，那位母亲的哭诉似乎有些“策略”（总不想拿这个字眼而亵渎了母亲的心）：她接连哭了两日，每次都是中午11点多去，到12点下班时人来人往，大家都能看到；在办公室门口哭，并不进去；哭声大，但说话声音亦清晰真切，过12点后人渐少，她便也不再大声哭喊了。

所幸，最后工作人员帮助了妇人，但是大概“见怪不怪”，大家都对此未置一词——旁边办公室的人听到哭声说了两句话：“又有人来哭了”“快把门锁上，别进来”；而即使工作人员帮助妇人，也多出于无奈，“要按程序一步一步来啊”。虽无恶意，但是从那位母亲的“弱者的武器”和旁人的态度言语中，总让人想问：贫穷，是不是最让人尊严殆尽的事情（之一）了？贫穷，是不道德的事实吗？如果如此，那贫穷又是如何被赋予了“可耻”的伦理色彩呢？

“平等”里的金钱至上

徜徉文本，在社会学的祖师爷——托克维尔那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对“财富”的洞见：民主时代，平等大势所趋，“催生了人能无限趋于完善的自我信念，并具体体现为对物质福利的无尽追求”，但是机会与资源的增长滞后于欲望的膨胀，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加剧，于是悖谬出现：“民主制度唤起并怂恿对平等的激情，但却总不能使之完全满足。”

到了“思想界的松鼠”齐美尔那里，货币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集中体现，使“金钱成了现代社会的语法形式”。齐美尔指出，客体经济价值的型塑来源于主体人与其所欲客体之间拉开距离的“距离化过程”，这一过程使“人类的追求被建构成愿望和愿望满足之间的一种时间差，而正是这种时间差使人能够感知客体的本身意义。”

在上述文字和事例中我们看到，金钱已从中介性的手段变为了直接被需要的客体，在更宏观却又隐蔽的宏观变项作用下，推崇平等的市场经济非但没有给穷人留下适当的竞争资源，更夺去了他们体面的权利，哭诉（甚至是“惹人嫌”的哭诉）成了那位母亲缩短她与钱距离的不二选择。

现代社会，平等带来了每个个体都有追求金钱的（貌似的）开放机会，而市场机制又使财富成为首要的、主导性的社交媒介——不仅在普遍性的互动，甚至在特殊性的交往中也是如此，所以才会有“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说法。这样，金钱的重要性就使它成为了对社会行动与个体评价的重要指标（如果不是“唯一”），也就为对贫穷的道德化污名打下了前提。

传记式归因里的“可耻”

再往下走。 鲍曼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出现了“新穷人”：伴随着资本与劳动的分离，“消费的储备大军”是穷人能成为“系统内部”角色的合法根基，但不名一文的他们又有何凭借而去在光鲜亮丽的消费盛宴中分一杯羹呢？所以，与消费无缘的穷人也就被社会抛之于外。并且鲍曼进一步发现，新穷人更大的不幸在于其处境被认为是应由他们自己负责与解决，于是结构性的冲突就被不恰当地还原置换为了个体性困扰，鲍曼将其称为“对系统性矛盾的传记式的解决办法”。

这就带来了对贫富的内部归因/个体性归因：与“富有”相对立的“贫穷”是个人“无能”与“低劣”的同义词，是个人“没本事”才导致的结果，它包含着“可耻”和“可鄙”的价值判断，再加之消费社会使对符号价值的消费成为boss级的意识形态，从而将客观的穷与主观的恶相勾连，完成了“贫穷”的道德化建构（想想历史上曾出现的对贫穷经济地位的引以为豪和对富有的惶恐与憎恶，我们就会对这种臧否贫富的道德评论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力量有更深切体悟了），出现了“笑贫不笑娼”的唯利论。

制度与心理的共生

要回答“穷人何以至此”的疑问，首先需做的就是剥去对“贫穷”的道德绑架，将其放置到公共议题的空间之中；否则那种“个人传记式的解决”，只能持续恶化资源与机会分配格局中的弊端。粗略地说，穷人经济资本的匮乏，离不开报酬分配、社会流动和福利支持等的不健全，离不开阶层固化、资本世袭及马太效应的不合理，同时也离不开与这些外在制度息息相关的内在心理的作用。

社会建构论强调社会关系是一切存在得以构建的根源与载体，并且建构的重要性不在于客观，而在于其有用——“贫穷”也不例外。首先，如果没有人际关系中财富与收入的等级化差别，就不会出现“贫穷”的符号：孤独的鲁滨逊、餐风沐雨的原始人（以及未来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都不会产生贫富的差别与观念，更不会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贫富的情感好恶。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分工的历史性（却又是不完全的）发展，“贫穷”的客观功能体现在：它激励人们为了避免贫穷而在报酬分配安排中努力流动，满足非穷人的区隔与自尊心理，甚至按齐美尔所言，“贫穷”使穷人获得了接受救济的正当理由。这些就都在启迪我们：“贫穷”是被建构出来的概念，是社会性的，而给它披上针对个体的道德贬抑的外衣，也是人为的。

对“贫穷”而言，不合理的社会安排（金钱至上）催生了不客观的评价偏好（个人归因），后者又通过（穷人与非穷人、外在力量与内在心理共同实施的）对“贫穷”的否定和对“富有”的推崇而使贫富现象从事实领域植入价值领域，固化了以贫穷为耻的认知模式和以阶层为单位制造贫穷的实践路径。

“Whenever you feel like criticizing any one, just remember that all the people in this world haven’t had the advantages that you’ve had.”在粗浅爬梳了“贫穷”的道德型构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开头句子，大概能够感性地让我们对污化贫穷的做法多抱有一丝警惕。

作者为山西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