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家的故事和道理：以《我的前半生》与《蓝风筝》为例

文/莫小年，学吧写作组成员

亲属关系不仅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亦是家庭生活的有机组成。布迪厄将亲属关系分为正式和实践两类，后者具有非正式、灵活、权宜、多样、不定等特征。在中国社会，被宗法制度设置或核心家庭想象所边缘化的娘家，可谓实践性亲属关系之典范。娘家是女性本位、生活取向的女系化亲属关系，贯穿妇女成长成家的一生，蕴含有信任和亲近之意。以娘家为入口来观察亲属关系，向我们提供了别致的视角与丰硕的材料。

文艺作品是对现实的模仿与变形，能够“咂摸”出许多“滋味”。下文将基于《我的前半生》和《蓝风筝》两部影视作品，来分析娘家的特征与流变。

1）薛甄珠：界限不清与代际捆绑

在《我的前半生》中，薛甄珠女士的开场并不讨喜：到了大女儿子君家，她吃拿卡要如入无人之境，显得庸俗又市侩。不仅如此，这位娘家母亲还拿出“她是你妹妹”的说辞，来道德绑架大女儿女婿对妹妹一家的无私资助。可是一俟两个女儿的婚姻家庭遭遇危机，护女心切的薛甄珠又毫无顾忌地手撕小三、手撕女婿，只出于“不能让我的女儿受委屈”之初心。

在现代性的设想中，婚姻家庭是独立于出生家庭的自主性单位，但在薛甄珠看来，那是与己密切相关的“我的女儿”的家。不同的范畴建构了不同的期待，“她家”变为“我家”、“她的事”变为“我的事”的基础，在于亲子纽带的紧密联结，两代人被捆绑成一个切割不断的共同体，是“我”所义不容辞者，从而模糊了彼此的边界，使相互间资源的取予名正言顺。

也就是说，代际间的捆绑关系导致了彼此界限的可渗透。所谓“捆绑”，包含资源的交换与依赖，也指涉伦理上代代相续的同一性（identification），还体现在情感上的亲密与道德资本的输出与回收等维度，这可能为有需要者提供支持，也可能带来剥夺或冲突。

中国家庭网络中如今颇为常见（虽然其程度有深有浅）的捆绑和合界（blurring–boundary，见刘思达），是否因性别而分化，即娘家是否有其独特性？答案似乎毋庸置疑。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和普遍的持家人身份，便利了她们与娘家的往来，如此也减少了与婆家相处的磕碰，所以我们看到是子君的娘家人而不是丈夫陈俊生的父母，动不动出现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就此，联系“婆家人欢天喜地抱孙子，娘家妈哭倒在产房外”这一画面感很强的简单对比，我们触及到了女性近娘家而远婆家的心理密码：娘家是体己的，婆家则不是，娘家才是先赋而自然、熟悉而相信的关系。那婆家呢？谁管他，我有“我妈家”！

从结构性变迁的角度考察，娘家的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胎化政策的意外后果。

虽然发生在增长率自然放缓的人口转型时期，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却是直接而显著的，由此，女儿的地位获得迅速且巨大的提升，亲属结群的女系化成为一股态势。这一过程还伴随着流动的频繁与社会的开放，女性社经地位的上升，使得即使在非独女家庭中，她与娘家的联系也并不罕见。

2）陈树娟：娘家作为“后台”

如果我们将视线向前推，从“只生一个好”的时代回到鼓励生育、提出“光荣妈妈”的20世纪50年代，去在历时性的脉络中理解娘家与女性的关系，有助于获得有关娘家的更为全面和立体的认识。

《蓝风筝》中，树娟的第一任丈夫林少龙成了右派，树娟随后要下乡参加生产，遂把儿子铁头寄养在姥姥家。这期间，铁头与舅舅的亲密显而易见。而在树娟结婚–丧偶的经历变化中，居住空间的更替亦与之同步：不论与林少龙还是与继任李国栋，树娟结婚后就与丈夫孩子住在小屋中，丧偶后便带着儿子搬回到娘家去。

娘家能够临时性地帮树娟看管孩子，也会在她脱离婚姻后为母子俩提供住所和日常照料。这一切都有一个限制性条件，即树娟的生活非常态：当没人看孩子，当嫁女没了（小）家时，娘家才有理由或者说机会出现。

另一方面，以情感维度来看，娘家人也与树娟保持了亲近的牵挂。所以哥哥会带着女友朱瑛，让树娟先看看；所以在树娟为了儿子而与高干结婚（三婚）时，娘家的妈妈和哥哥表达了反对而不是支持。

对树娟来说，娘家扮演了“后台”的角色：它的支持是在“后面”的，当其它力量失效时才会被激活以为嫁女兜底。同时“后台”也意味着不浅表，嫁女大可以对娘家放心与安心，因为娘家是“为了她好”。这里的“后台”与戈夫曼意义上的off stage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说戈夫曼在正式/非正式、表演/自发的二分中区分出前台与后台，那么娘家的后台意义，则强调其不同于得到主流认可的婆家或新居，是一种临时性、补充性、特殊情境中的亲属资源。

树娟生活在多子女的家庭生态中，娘家之于嫁女的“后台”意义，与今日薛甄珠式的娘家人，构成了有趣而深刻的对比。对薛甄珠的女儿子君和子群来说，前台/婆家或新家与后台/娘家的区别及其所暗示的正规、边缘之对立已经没什么意义，夫妻地位的民主，使得娘家与婆家，构成为“我（妈）家”和“他（妈）家”的民主的对称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