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家乡 | 记录故乡（23）

家乡，家乡

我家住在粤北山区的一个县城，我的老家，那个生养我的村庄，还在一个30公里开外，叫禾上田的地方。为何叫这个名字，现在已不得而知。在2000年前后，村委会在其中一个村口的路边上用水泥砌了一个路牌，上面写着“丰田村”，村子从此改名。但是直到现在，不光是村民，连周边整个片区的人还是继续沿用老名字，习惯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我现在很少回老家了，回去则是要到除夕和初一，这种回家祭祖的大日子，又或者村里人家有什么大事必须得去。从县城的家坐车回去，约摸半小时车程，到一个叫旗岭的地方，还有一段三公里左右的路。这段路以前还通公交，现在只有零星载客摩托车以及趁圩日子才有的面包车，很多时候得走路。那个片区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人都搬到了城里。我的家乡，我的村庄，就如城市化进城中的其他千千万万个缩影，它再也留不住人了，它正在慢慢老去、凋零，直至消失不见。看着现在的家乡，想着过去的家乡，我无奈地发现已经回不去了。

农村无农民

我的村庄是一个依山而建的村子，村前有上百亩良田。这是山间平原地形，平地从村子建立后就一直种植水稻，历经上百年后，在前几年兴起一阵种植砂糖桔的风潮。没过几年，受虫害影响，果树死的死，残的残，果农们损失惨重，此事也就不了了之。现如今，荒草萋萋，虫鸟出没。而水稻种植，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之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不可避免的受到科技化产业化的冲击，买粮食的成本比种植成本更低，所以到了后来无人愿意种地。原有的地，只种一些蔬菜杂粮。虽说国家一直对农业进行补贴，但每个村民心里都有杆秤，虽然多数村民没读过什么书，但生活经验还是让他们懂得衡量，关于成本和收益，关于付出与收获。村民们皆勤劳能干，无奈靠天吃饭，很多事情都不由己，付出与收获并不成正比，脱贫致富也只能另觅他途，只能纷纷外出打工。

村子原先有100多户人家，1000口人左右。我小的时候，村里还有很多中年男子，现在都已慢慢跨进老年了。除了老年人，村子还有一些留守儿童。中年人和青年大部分外出挣钱去了。大城市消费高，很多人的收入并不高，又无法兼顾工作和孩子，就只能把孩子交给自己留在农村的父母管教。关于儿童留守，关于隔代教育，很多专家学者都有过关注，它也的确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我的同龄人中不受管教不在少数，由于缺乏家庭的教育，导致他们也不会约束自己，做出一些越轨之事，最后锒铛入狱。现有的中老年人，由于基本不事农活，很多人家里没有小孩的都到10公里外的工业园区上班，工业园多是一些生产玩具的厂子，工作时间一天10小时上下，能领到2000多工资，一个月大概有4-5天的休息时间。

礼治社会之忧

年二十八那天，正好赶上村里有人新屋进伙，我代表我家出席了。屋主是个年纪比我爸大的伯伯，按照辈份我却应该叫哥。新屋热闹，人员往来，很多村里熟悉的人，我却已经相见不相识，知道他是哪家的，知道名字，但无法按照辈份喊出合乎礼仪的称谓。

到了村落，就回到了费孝通说的乡土社会了。在这里，人们都按传统行事。每个人一出生，他与周遭一切的关系就基本固定了。一代传一代的社会关系，姑嫂叔伯，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称谓。循着这种传统，每个人都构建自己的远近亲疏的梯度社会网络，费孝通管这个叫“差序格局”。它揭示了传统中国里人际关系的特殊主义原则，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均等。就像一枚石头扔进平静的水面，以自己为中心，泛起的涟漪呈同心圆一层一层向外推，向外扩散。 这样的关系，曾在我幼小的时候给予过我强大的支持，也成为后来我想去尝试各种新事物时的强大桎梏。

乡村社会里，一切行为的准则是是否合乎礼，礼比法更受用，前者决定了你是否被周遭接纳，它生生不息，自成一套体系；后者无情，更多的在规定每个人的权利义务，以此约束个人的行为。在村里人看来，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读的书多更应该知书达理，所做之事更应该与礼相符，而我实际连喊人都喊不对，自然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每每这时我内心就会产生巨大的焦虑，不上前去打招呼不合礼，上去打招呼无法喊对称谓也不合礼，因此后来我慢慢的不愿意再回去。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这套体系已经经过几千年时间的检验，但是放在现代社会，它是否仍旧合理，值得商榷。可以看见的是，法律下乡也在慢慢解构传统的礼，但是却无法建构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行为准则，这是一种很无奈的现实。

关于农村风气

我初中之后，村里陆续有人到外面赚大钱，其实是做一些非法活动，偷坑拐骗之类，我一个本家哥哥也做过好长一段时间，前几年还被抓了，关到去年才出来。一个辈份上我叫叔叔的哥哥，大不了我几岁，在外面碰瓷诓人，也时常被抓。到我再大点的时候，读高中读大学了，跟我同龄的很多人也开始加入到这个队伍里。每每回家，总会听到谁谁谁做什么事又被抓了，免不了的结果是每次都会说到这家老人如何伤心，如何整天以泪洗面。

屡屡听闻到一起长大的伙伴走上歧途，总会有一种遗憾失落。这也是在长久的时间里，我对我的家乡产生隔阂的重要原因吧。直到现在，家乡的风气依旧很坏，年轻人在外面不务正业，中年人在村里买马赌博，老年人对此无可奈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已经不是他们理解的世界了，只有在出事的时候才会看到他们的心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还有族长、乡绅存在的年代里，哪家要是出了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必定成为家族的耻辱，会受到家族家规的重重处罚，屡教不改者，甚至会被逐出本族。这在那时是最重的处罚了，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比现在的抓进监狱更管用。乡土社会里，一个人要是失去了家族的庇荫，那么必定寸步难行，处处遭受欺负，没有人愿意走到这步。

大年初一，我们一家人回家祭祖，村里停了许多车子，一群群中年人扎堆在晒谷坪打牌。村里不及城市，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最重要的娱乐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玩纸牌打麻将。平日里大多数人都在外，工作的工作，迁居的迁居，只有过年，祭祖的时候，人们才会如鸿燕归巢，从四面八方赶回来。家乡已是客地，客地已成家乡。而赌博这种不好的风气，在过年这种时候表现的尤甚。虽令人痛心，然无可奈何。在这种场合里，人们表现出来的是对赚到钱的人的羡慕，没有人会管他的钱从哪里来，干净不干净，合法不合法。早些年我还会去看看聊聊，现在则避而远之。

农村的环保和卫生

我家搬到县城以后，因为村里卖山（村委以低的价钱长的时间出租给别人种林木，因而被村里人称作“卖山”）的缘故，几乎每家每户都分到几万块钱，因而那段时间很多人家都建起了楼房，以前的土砖房越来越少了，换成了水泥和砖结构的现代建筑。村民有钱了，但是山林消失了。村子依山而建，现在却失去了山的依附。原本村子有很多山，山上都是种了二三十年的松树，自那之后知道现在，很多山上面都是光秃秃的一片，鸟兽罕有。流过村子的溪流，紧接着就断了水。政府报告里森林覆盖率年年高升，我家乡及周遭所见，山上的树木却越来越少，谁在撒谎，谁在鼓掌。村前有条小河，小时候环境还不错，沙鸥翔集，锦鳞游泳，我亲眼见过长着美丽羽毛的野鸭子和被抓到的10几斤的大鲤鱼。村子下方有一个坝子和一个小水电站，可见这条河当初水量之大，很多周边的村民特意到我们村河里来游泳，那也是过去的繁盛光景，过眼云烟。自从那条河承包给私人做沙场之后，到处挖的坑坑洼洼，满目疮痍。现如今，水葫芦乱长，再也没有人去河里游泳了。老一辈总会说如今这种做法破坏了村子的风水，再无山可依，再无水可傍，在年轻一辈的眼里，大概抓在手里的票子才更加实实在在吧。

农村的环境卫生问题大概是个难题，总不见解决好。每次回去，看到路边遭人乱扔的垃圾，我总会感慨，科技的进步大家都想拥有，观念的进步大家却视而不见。塑料袋、包装、农药瓶等，在村子周边的路边、沟里，随处可见，有些地方垃圾胡乱堆积，虽不至于发臭，也实在不忍直视。村口有个垃圾堆放点，扔到这儿的垃圾一般采取焚烧的方式进行处理，农村环境较城市好，焚烧产生的影响相对小很多，但是并没有取代人们随手扔的习惯。可见，解决农村垃圾问题，最大也就重要的着力点应该在改造人们的思想。而在以人情维系的乡土社会里，卫生观念的改变不能靠法的强制施行，不能像城市一样乱扔垃圾罚款，没有一个有威望的人身体力行做引领，光靠学校的知识灌输也是很难。

人要是不曾离开家乡，那他对家乡的认知和情感必定是不完全的。在外求学的这几年里，谈话之间我时常被问到“你会粤语吗”“你们是不是说什么都吃”，在对诸如此类问题的阐释之后，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一切，在家乡自然是不需要的，当你需要的时候往往说明，你在这个环境里显得多么的不一样。在我的县城，粤语和客家话共生共息，我从来没有把它们区别开来，在2000多公里外的求学之地，我却不得不在客家人和广府人之间做抉择。我是谁，漫长的时间过去后，这个边界越来越清晰，我有了担负，也有了铠甲。

当我心里的家乡越来越清晰的时候，再回过头看看现实的家乡，我不得不承受这种反差。

我时常涌起一种怀念，怀念那段过去的美好的旧时光。

我怀念的是，哥哥姐姐放学回来搬着凳子小板凳在街道上教我算数写字，夕阳照耀，人影斜长；

我怀念的是，上学路上放假期间我和小伙伴们山上嬉戏、水里抓鱼；

我怀念的是，多少个早晨我和奶奶坐在凉凉的花岗石门槛上，看树叶飘落，大雁南飞；

我怀念的是，我牵着我家的牛走过的许多日子、许多道路。

家乡却只能相见不如怀念了。回忆是条没有通途的路，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但是，不管家乡怎样变化，许多年前它的根就深深扎在我的心里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我身在何方，欲往何处，它都让我知道，我是一个有家的人。

责任编辑：陈素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