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大家好！今天要专门向各位汇报一些关于怎样认识科教兴国，创新发展的看法，主题是“实施科教供给侧改革，破解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之谜”。第一个层次，说一下基本认识。科教兴国是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支撑条件。所以，很早的时候大家就都知道对于它的表述是“基本国策”。从原理上说，科学技术和教育之间紧密的内在关联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放在一起并称为“科教”。邓小平把科技称为“第一生产力”，理论上解释，这并不是在生产力传统的三要素上做“加法”，在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之外加上科教，而是强调三者构成的生产力，应该得到科技成果应用的乘数效应，科技是做“乘法”做放大，所以它是“第一”。实现科技创新的关键，是一定是要有人力资本概念之下具有创新能力的人，而到了这个境界，一般就被称为“人才”。这种人才不断的培育，要依靠高水平的教育，这是它们的基本关系。所以，我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或者是在供给侧创新的视角上，可以看清楚这样一个链条：教育的有效供给，提供高水平的创新人才，然后由高水平人才的创新活动，形成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成果。这个供给的链条，这个逻辑关系，密切关联于所谓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力。那么在中国推进现代化的过程，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也形成科技创新、科教兴国方面源源不断的供给侧有效的要素供给。在这个基本认识基础之上，第二个层面，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基本情况。历史悠久、文明绵长的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少勤劳智慧的品质和杰出人物的涌现。“人杰地灵”不是虚言，从全中国看，从江苏看，从常州看，人们会举出一系列具体的例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到近现代却又有“李约瑟之谜”，一直到眼下，又还有“钱学森之问”，它们深刻反映了中国本土不可忽视的一个挑战性的非同小可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近代以来和当今世界，比较而言，中国本土很难有现代科技的一流突破之功和一流领军科技人才的成功脱颖而出？现在中国在市场经济的概念之下，成功地冲在前面的这些新经济的有影响的大公司，一般判断下来，它们的原创技术都是来自国外。腾讯也好，阿里也好，百度也好，等等，无一例外。在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中国要进一步推进现代化“强起来”的新时代，我们要破解这种疑问。我认为这是贯彻科教兴国战略绕不过去的一种历史性的考虑。这就要再进一步推到第三个层次，我们做一点框架性的考察和认识。关于李约瑟之谜，大家一定已经耳熟能详。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首次提出这个问题：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科学知识以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明显优胜于欧洲人，为什么近代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这个著名的问题也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或者“李约瑟之谜”，经久不衰地引起了多轮的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广泛探讨。从很多具体问题来看，李约瑟难题所指的事情给人印象是十分深刻的，我记得在十年浩劫之中，已经在内部有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的版本翻译出来，看了以后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在古登堡将印刷术引进德国之前六百年，中国人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中国制造出来第一个用链条传送动力的装备领先于欧洲人七百年。中国人首先使用了指南针，至少一个世纪以后，世界上其他地方才出现相关的信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还包括火药等，但是在中国人主要用火药来制造烟花爆竹、营造节日气氛、驱赶想象中的鬼怪魑魅多少年之后，鸦片战争中却遭遇了英国人坚船利炮发射过来的从未遇到过的猛烈炮火，归于惨败。在直观的考察方面，人们自然要问，15世纪中期以后，中国概念之下，或者是中华民族概念对应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什么突然止步不前了、落伍了，而且后来给人们的印象是被人家甩在后面落后的位置上多少条街了。近几百年来，应该讲，确实中国本土罕见原创性的科学贡献。最近我注意，有一些研究者，在网上说“李约瑟之谜”是伪问题，我看来看去，他们这个评价是相当荒谬的。比如有人说，已经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没有发生便是没有发生，你为什么要问它为什么。这哪里是科学研究的态度呢？有人说李约瑟没有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出来，我觉得这说得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李约瑟提出的就是，曾有了大量的技术层面的领先，为什么到了科学这个概念之下，它却落后了？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应该讲，李约瑟本人和中外研究者已经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解释。比如说，中国迟迟没有具备适宜近现代科学成长的自然观；又比如，中国人的传统中太讲究实用和保密，很多发现、发明滞留在经验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失传了；还有第三个视角，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要选拔的是文科人才，特别是明以后的500年间，主要是以八股文筛选精英，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学而优则仕”成为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我觉得这个说得就挺有道理，虽然它不可能是对所有原因的解释，但它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吧。还有中国传统中对经商阶层的蔑视和抑制，大一统帝国的专制，使经济活动中无法充分激发竞争和自我改进的意识，等等。这些见仁见智的原因分析，无法定于一尊，但应该讲对我们有启发。迄今为止所有这些认识并不能穷尽对这个难题的破解努力，但无疑对我们追求现代化而进行的讨论，对于如何展望2049、2050年的伟大民族复兴而成功走通创新型国家之路，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跟着就要说说钱学森之问，它具有李约瑟之谜历史背景和传承因素影响之下的当代特征。在改革开放使中国整体而言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多个方面明显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过程中，为什么中国本土的领军人才的培养却几十年来总是不如人意？这是钱学森对于去看望他的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的一个很有影响的问题。具体就是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他的时候，他感慨地说出的一段话：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他接着就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啊？对比一下这些年来中国的学校、高校，硬件方面巨大的改善是非常明显的。我多少年前在常州这一带就注意到，并不有名的学校，你看它的校园，看它的建筑物，看它所配的那些硬件，已经不逊色于欧美了。但是，它的软件如何？它人才培养的能力如何？要打个大问号。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反差，很尴尬、很不安。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的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来共同破解。也有人们见仁见智、角度往往各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应该注意这样几个视角。第一，积因成习，已经成了路径依赖的中国以高考过关作为根本目标的应试教育，消磨了学生的好奇心、创新思维潜力和创造力，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把不少大师的胚芽，磨灭在入大学之前。人到了大学以后，他原来的那些灵性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另外一个，高等教育阶段和社会氛围中压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与落后的庸政懒政、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犬儒主义的倾向，使进入高校以后的学生难以发挥创新潜力，成长为大师。在当下传来的消息里面，有些令人很不安，老师甚至由于讲“担当”受处分，谈学术见解碰上学生告密、举报而丢教职。这都是在中国当下碰到的、社会上很令人不安的一些具体情况。从高校的科研机构、产学研结合、科技创新这个领域里看，普遍化地违背科研创新规律的管理体制和经费、人员等管理制度的弊病，官本位、行政化、短期行为化、繁文缛节、缺乏人文关怀等，遏制人才的成长和脱颖而出，遏制我们真正的创新成果能够遵循科研规律更好地涌现出来。还要指出，中国研究界、科研领域里的门户之见、帮派意识、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的抄袭、剽窃，败坏学风、毁坏人才，这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至少上述这些视角都值得讨论，我们这里的讨论还不可能穷尽所有相关因素。现在试着探讨一下出路何在。如果我们使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能够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就迫切需要深刻认识，在充分尊重与顺应人才培养规律和科研创新规律这样一个视角上，从人本主义、人文关怀来破题，在供给侧力求实施高水平的教育、科研体制的变革，来打开中国人才成长、科研创新突破的潜力空间。第一，中国高考制度虽然现在遭到亿万人的指责，但是亿万人对它也无可奈何。毕竟在中国现实生活中，这种制度还大体上可以保障社会可接受的公平性。实话实说，我们现在很多有一定成绩和影响的专家，都是在高考提供了通道以后，得到的最基本的学术教育训练。我本人就是特别感谢1977年的高考机遇。当年已经快过了夏天，教育工作会开了一个多月，快开完了，邓小平下决心当年恢复高考。实际上我们是在冬天才进入考场，所谓77届大学生，是1978年春季入的学，但是这改变了“十年积下来的”这些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中国以后人才培养的格局。然而，现在看起来，高考被人们所指责的不少弊病又是不可忽视的，湖北黄冈、安徽毛坦厂、河北衡水等中学，成为“高考强训营”，应该讲这里面确实会有些问题，但却又是现阶段无可奈何、有合理性的现象。高考扩大招生自主权，是想改变原来那样一种特别“一律”的应试安排。这可以试点，但是应该讲，还很难避免扭曲，过于急进便可能引发铺天盖地、无所不用其极的“拉关系、处关系”的不正之风。所以，以应试教育对接中国高考，在入大学的阶段之前，应该讲现在还是最不坏的公平模式，还不宜把破除高考制度体系，作为当下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主攻点。第二，要说到我们是不是可以从高校入学学生开始，来大力推进多样化、包容性的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充分借鉴吸收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把本科以上的国民教育改革，作为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一阶主战场。这也是一个在选择上必须说清楚的问题。接着讲第三，在高校－科研－产学研结合课题攻关这个领域里，它涉及本科生和研究生，一直到博士、博士后，这个更开阔的领域里，要痛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去官僚化、去行政化，尊重教育规律－科研规律－人才培养规律，革除形式主义、繁文缛节，要使科研领域成为破解钱学森之问、在创新链条上扩展连接的升级版二阶主战场。所以，我强调的是在上述这两个领域，现在要抓住不放，推进有力度的改革，也要同时在学术界、科研领域弘扬真正的学者风范，引导风清气正的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氛围，鼓励遵守学术规范前提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崇思想解放，激励创新拼搏。刚才华生教授的发言我非常赞成，改革开放要再出发，首先是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开放再扩展，才能工作再抓实。我们要在科研教育领域里面注意，怎么样认识规律，来容忍个性和失误，要以多种方式支持中国本土大师级领军人才的成长、成名、成业。至于说后面还有科研创新方面要汇报的内容，已经有我的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大家在网上可以搜到，我试着从科研创新的可总结规律方面，又从人们关心的“科研生态”合理构建方面，也各提了五条，点到为止汇报如下：关于科研创新的可总结规律：第一，科研创新一旦成功，会产生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第二，从科研创新实际面对的问题来看，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三，科研创新在共性规律之外存在明显的个性规律，应推崇“守正出奇“。第四，寻求科研创新成功，最可宝贵的关键性的资源是创新人才，而这种人才的培养需要友好的科研、教育生态。第五，科研突破和“少数服从多数”、和官场行政规则，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科研主体相对于后者的气场和力量，一定是很弱势的。关于“科研生态”合理构建基本要领的探讨：第一，鼓励、支持创新主体（这里讲的是自然人）以好奇心和科研情结、奋斗精神去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二，政府主体方面的关键性支持作用，应该处理为以包蕴人文关怀和物质支持的制度和政策，来分类地支持不同的科研创新活动。第三，从企业这个角度上，应鼓励企业家们充分发挥与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运用相关的冒险精神，敢于大胆试大胆闯，还要有相适应的机制。第四，社会上的科研生态建设除了应形成宽容失败的氛围与“有限责任”等规则之外，公益性基金会的多样化支持，十分值得重视和发展起来。第五，必须强调：改革的攻坚克难对于构建好的科研生态至关重要。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