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和传统“4万亿政府投资”的最直接的差异，就是新基建一定要有高科技含量，新基建强调以硬件与软件结合形成新的供给，引出新动能、新服务、用户体验提升和新消费。传统的4万亿式“反周期”投资扩张，由中央地方一起拉动银行、企业扩张基建，在经济低迷期增加热度，并化解“铁公机”等基础设施存在的瓶颈问题，以及推进大型骨干企业技术改造，有值得肯定的作用；而当下应促进的新基建，关键会落在以“新经济”科技创新重大成果支持国民经济升级发展上，新基建的资金会集中流向和新经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紧密结合、与健全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升级发展”相呼应的重点项目上。当然，新基建不会排除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拉动作用，比如可能会出现科技高新产业园周边房地产进入升值和繁荣扩建轨道，我认为这也是好事情。只要是公平竞争环境中要素合理流动之下的资源配置，就是值得鼓励的。最主要的目标，还是支持高科技领域的重点突破，比如中国已有领先特征的5G技术应用，应该得到更好的支持发展；在中国近些年形成的令世人印象深刻的平台公司、物流公司发展基础上，进行全产业的智能化提升；也包括从农村地头一直连接到城镇餐桌的农副产品“冷链”系统建设，等等；这些所带来的产业链的提升融合作用，都将是正面积极的。这一次虽然全球都爆发了股灾，但我判断和上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相比还有些明显不同。上一次是美国次贷危机积重难返、美国管理当局又处置不当而导致“金融海啸”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当下还只是因为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而产生的市场冲击加上不良预期，下一段的危害性虽然不可小觑，必须高度重视，但如果说现在就判断今年会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则言之尚早。经济的原生动力在于需求侧，但创新发展的动力形成于供给侧的回应之中。企业要随营商环境改进，在经济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把握机会努力调动潜力回应需求方，形成有效供给。伴随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增长空间还极为可观，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回旋余地”所在，关键是各行业、各区域、各市场主体，都应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形成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