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蕊丨新见王重民致伯希和信札七通诠解——以王重民对法藏敦煌遗书的整理为中心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1年第5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购买《文献》杂志，点文末“阅读原文”！
刘 蕊
内容摘要：巴黎吉美博物馆藏伯希和档案内保存有七通王重民致伯希和的信函，内容主要涉及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整理与编目事宜，尚未见披露。通过释读书信，可进一步了解王重民编纂法藏敦煌目录的具体细节，以及王、伯二氏就敦煌遗书的整理、编目工作所进行的探讨。此外，这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法学术交流的重要史料。
关键词：王重民 伯希和 信札 敦煌遗书
1910年4月，由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从敦煌藏经洞挑选的6000馀件敦煌遗书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写本部[1]。伯希和首先编纂了其中P.2001—3511号、P.4500—4521号敦煌卷子的目录。1932至1933年日本学者那波利贞（1890—1970）赴欧，主要在法国调查和研究敦煌文书[2]，继而编纂了P.3511—5541号敦煌卷子的目录。1934年9月下旬至1939年8月末，王重民（1903—1975）以国立北平图书馆交换馆员的身份被外派往法国国家图书馆[3]，主要工作之一是整理法藏敦煌遗书，后编著完成《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伯希和劫经录》[4]。
留法期间，王重民常以书信的方式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伯希和商讨。这些信件现保存在巴黎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伯希和档案中。笔者在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访学期间，逐一查阅了这部分信函，其中七通是有关敦煌遗书的整理与编目问题的，尚未见披露。书信落款仅有月、日，未注明年份，通过释读书信，旁征其他信息，结合信函内容，可以推断具体的书写时间。此外，这些书信有利于学界进一步了解王重民在编纂法藏敦煌目录过程中的具体细节，以及王、伯二氏就敦煌遗书的整理、编目工作所进行的探讨和交流。同时，这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法学术交流的重要史料。
一
伯希和先生道席：
前上一信，未获趋谒，即见M. Lauer，据云先生奖以不谬，闻之甚快！
沙畹氏碑帖整理完竣后，M. Lauer以先生将来敦煌残片二包命校理。内多通俗佛经，且残碎已甚。唯有一残卷，尚存二千八百五十馀字，审视之则为勾道兴《搜神记》。持与罗氏《敦煌零拾》内所印者相较，异同颇多。且卷尾多出四行，共百馀字，尤可宝贵！
又一残片，约可得五十馀字，虽与前卷纸色字迹不相同，疑亦系勾氏《搜神记》。所记盖是李陵与光武共寝，李广射石虎二事；而并云出《史记》则误也。
此敦煌残片，又将整理完竣；以后命重民作何种工作，敬请示知！又碑帖目录译成法文一节，如先生以为体例不大差，愿早日开始也！
即请
著安！
后学王重民敬上
11月16日（1934）
17 rue Git-le- Cœur，Paris VIe
M. Lauer即王重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期间，时任写本部主任菲利普·劳尔（Philippe Lauer，1874—1953）。尽管王重民在法图的各项工作受伯希和领导，但由于伯氏在法图并无官职，所以王氏在法图工作期间通常直接由劳尔负责协调安排。
写此信时，王重民刚刚整理完毕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典藏拓片，并开始着手整理敦煌残片。沙畹典藏拓片系1907春至1908年在中国北方进行考古调查时获得，主要为元代的宗教敕令和泰山题铭。这批拓片被运回法国后，一部分赠予法国国家图书馆，大部分则入藏吉美博物馆。王重民编纂的《沙畹典藏拓片目录》作为附录置于《伯希和拓片典藏目录》（Catalogue de la Collection Pelliot du fonds d’Estampages）之后。
1934年11月10日，王重民致信伯希和，言：“国家图书馆所藏先生金石拓片，已整理完竣，刻正从事于沙畹氏所藏者。沙畹氏所有不多，三四日即可结束。”[5]由此可推，本信的书写时间当稍晚于11月10日，应为1934年11月16日。
王重民于本信着重谈到两种敦煌残片：第一种尚存2850馀字，确认是勾道兴《搜神记》，较之罗振玉《敦煌零拾》收录的版本颇多异同之处，且多出百馀字；第二种约50馀字，疑似亦为《搜神记》。经查阅，第一种残片即P.2656号，《伯希和劫经录》著录作：“搜神记残卷（句道兴撰）。按：所存为焦华羊角哀张嵩事，焦张并见敦煌零拾中搜神记，故知之。”第二种残片则为现附于P.5545号卷末的部分，作：“遂自乘车往□□谓子/武共陵同眠压脚于肚帝上□/客□□也出史记/□在何处母日虎在山中/见道边一石将是虎/□也出史记。”[6]王氏认为残片二的内容大概记录的是李陵与光武共寝、李广射石虎两件事，但说此二事皆出自《史记》则有误。具体而论，李广射石虎一事的确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而所谓“李陵与光武共寝”实则为“子陵与光武共寝”，当系王氏笔误。该典故出自《后汉书·逸民传》，述光武帝刘秀与严光（字子陵）共寝同卧，严子陵将脚放在光武帝肚子上一事。
二
伯希和先生道鉴：
前日奉还尊稿，适先生赴Orléans[7]，即留交门房，想返巴黎后已见到。一年以来，重民因忙于编目，无暇阅敦煌卷轴，故无所得。今获编敦煌书目，得有机会，遍阅一过，将来必得些许材料。
自开始编此目，已及二百卷，内佛经十居八九，均与《大正大藏经》相较，一一注明已印未印，因知应印而《大藏经》失收者颇多。如道氤集《金刚经宣演》，《大藏经》印上卷残，下卷全；而尚有卷上全卷及卷中未印。又如《维摩经疏》，《大藏经》印卷三与卷六，而遗卷五未印，可知其失采者多矣！
重民刻当努力作比，俟先生休假返巴黎后，再面陈种切！即请
箸安！
学生 王重民上
七月十三日（1935）
王重民于1934年9月28日抵法，最先被安排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伯希和A藏B藏中文书籍、金石拓片编目，最后是整理敦煌写本[8]。但这三项工作并不是在彻底完成前一项以后再接续后一项，偶尔还会穿插进新的工作内容。所以，《伯希和拓片典藏目录》大约完成于1938年2月19日前后。《伯希和A藏B藏目录》（Catalogue descollections Pelliot A et B，1935—1939）是在1935至1939年间编写的。
本信中言“一年以来，重民因忙于编目，无暇阅敦煌卷轴，故无所得。今获编敦煌书目，得有机会，遍阅一过，将来必得些许材料”，即可证明王重民在初到巴黎的第一年里，尚未开始接触敦煌卷子。而王氏倾注全力编写敦煌写本目录，则是从1937年末开始的[9]。结合王重民抵法时间，此信或写于1935年7月13日。进一步说，王重民开始接触法藏敦煌卷子并开始编目，大约始自1935年7月上旬。
此外，由本信可知，截止写信前，王重民已经完成了200卷敦煌卷子的编目工作。这200卷当中绝大部分为佛经，且《大藏经》未收者颇多，或可补《大藏经》之不足，版本十分珍贵。实际上，汉传佛教文献是敦煌藏经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伯希和最初在敦煌藏经洞甄选佛教类卷子时，正是以未收入《大藏经》者作为筛选标准。但由于当时没有携带《南条目录》和《缩刷藏经》这两部可供判断经文是否已收录在《大藏经》中的重要参考书目，伯氏转而采取排除法的方式：“将所有的佛经和阿毗达磨的经典著作都留在一旁，唯有其中具有某些题记、题跋、文字的某些特征、写本精美程度或者是其时间使之具有一种特殊意义者例外。”[10]而后来王重民的整理工作也印证了伯希和最后择选出的佛经卷子的确多为良品。
王氏在本信中提到的敦煌本《金刚经宣演》和《维摩经疏》详情如下：《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卷上》（P.2173），《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P.2174），《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卷中》（P.2113），《金刚般若经宣演卷下》（P.2132），《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残卷》（P.3080）；《维摩经疏卷第三》（P.2049），《维摩经疏卷第五（后题）》（P.2032），《维摩经疏卷第六》（P.2040）[11]。道氤《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是唐代最重要的逸经逸注之一。《大藏经》卷八十五所录者乃根据P.2330号经卷《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宣演卷一》。P.2174号经卷首尾残缺，王氏以P.2173号经卷校之，知为同经同卷[12]。
三
伯希和先生道鉴：
离巴黎前，恭谒尊寓，获聆教言，并蒙示尊录千佛洞壁史料，均为重民所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天壤间一线之传，厥在先生家矣！其宝贵为何如乎？然先生为今世支那学者之泰斗，其成就之伟大，为亘古所未有；此“一线之传”，在先生固甚区区，在他人已足名世，他日若获附骥尾，实此生之幸也！又晋谒时谈话之倾，屡闻先生作咳嗽声，测知钧体或稍有违和，拜别后时以为念，屡欲作书劝先生节劳，实因先生之延年益寿，即今世上支那学之益寿延年也！世人无不爱支那学，则无一不望钧体健康，故望先生自己，应自节劳，多多保重也！
昨谒Giles先生，得先生介绍，蒙其厚意招待，指示颇为详尽，感荷无暨。三数日后，尊驾来伦，见Giles先生时，望再当面致谢！
即请
著安！
学生 王重民敬上
一月一日（1936）
本信第一段主要述及王重民赴英伦前，在伯希和家中获见伯氏亲笔抄录的“千佛洞壁史料”一事。1936年4月2日《大公报·图书副刊》124期登载的《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13]文末附记这段往事。伯希和在敦煌千佛洞考察期间，誊抄了洞窟中内容关涉历史却无法摄像的题壁，包括赞、铭、叙、题款。由题壁所著年月可知，这批史料上迄北魏大统，下至元明两朝，又以晚唐及五代期间最多，间有西夏、蒙古时期的史料。铭赞序跋多关乎史事，可补敦煌写本之所阙；而题款则提供了年月、官衔、亲属等信息，据之可知家族世系、行辈，进而补充史籍和敦煌写本的不足之处，足见这批史料的宝贵价值。可惜，这批千佛洞史料一直存放在伯氏书房的两个木匣里，三十年来未曾公布。王重民阅览过后，建议伯希和尽快将这批史料印行出版，如此一来，既可与1920年印行的《敦煌壁画集》相得益彰，同时也是研究中国西北史地最重要的资料。加之，千佛洞内原物损毁日趋严重，伯氏所藏史料实乃天壤一线之传，其价值之珍贵并不逊于敦煌写本[14]。另外，王氏也表达了自己乐意辅助完成“千佛洞史料”的出版事宜，并且劝嘱伯氏多自珍摄。王重民在本次伦敦之行前，曾写信告知伯希和，利用“圣诞节假期之便，重民拟赴伦敦四五日，藉观艺术展览会，更欲乘机到British Museum一看A. Stein（斯坦因）所得敦煌经卷”，并请伯氏写信或介绍片给翟林奈，以作引荐[15]。也就是说，王氏此次去伦敦是为了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一并调查大英博物馆藏敦煌卷子。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又译为翟来乐）即本信中Giles，曾担任大英博物馆助理馆长、东方图书与写本部部长，负责管理包括斯坦因所得敦煌遗书在内的中文图书。其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著名汉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从本信中可知，王重民在大英博物馆受到了翟林奈的热情接待，后者详细指引其查阅文献，王氏对此十分满意，而这其中自然有伯希和推荐的缘故。由于伯氏也受邀参观此次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所以，王重民请伯氏到达伦敦后再代为向翟林奈表达感谢。《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详细介绍了王重民在翟林奈的指引下查阅斯坦因所得敦煌卷子的经过，可以参看。
王重民于1935年12月24日抵达英国伦敦，住宿在Harewood旅馆。29日下午赴剑桥，拟阅读剑桥大学图书馆藏太平天国文献[16]。本信所用信纸抬头为HarewoodHotel, 74 to 80 Gower Street, London, W.C.1，即旅馆地址。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于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由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在伦敦举办。由此推断：本信当作于1936年1月1日，也就是王重民在伦敦拜访翟林奈的第二日。
四
伯希和先生道鉴：
前者从府上运来敦煌卷子，先将号码登记，共有三百五十馀卷，即呈报Lauer主任。然后开始编目，得见其中重要卷子颇多，甚为快乐。
刻尚约有四百卷未写卡片，想明年一月中旬必能完。然至二月底，仅有一个半月，恐不能抄清。又因前受北平图书馆委讬，在伦敦经管拍照Stein[17]将去卷轴相片，则此间期满，应即赴英。重民拟将卡片携往伦敦清抄；如不能暇及，则明年七月再返回巴黎，以竟此业。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兹更有二事奉恳：
1.Société asiatique[18]下次开会，重民拟加入为会员，希望先生与Demiéville[19]先生作介绍，敬请惠允。
2.中国抗战，重民理应回国，然以无补于军事，有损于学业，故期望仍留欧洲，再专治一二年语言文字。中美文化基金董事会于去年设海外史学奖金一名，重民拟以研究敦煌史事为名，试请此项奖金。若蒙先生附一介绍信，致孙洪芬[20]先生，或由孙先生转评议会，效力一定非常之大，但未审先生肯为此惠助否？
最近拟乘先生在Sorbonne[21]上课之便，前往一谒，敬聆尊意如何。即请
箸安！
学生 王重民上
十二月十五日（1937）
1911年10月25日，经法国国家图书馆写本部同意，伯希和将325卷敦煌写本借回家研究，直至1937年11月13日归还写本部[22]。是以，本信开头言“前者从府上运来敦煌卷子，先将号码登记，共有三百五十馀卷”，即指先前伯希和带回家的那部分卷子。应该说，这部分卷子是法藏敦煌遗书的精华部分，无怪乎王重民在编目时“得见其中重要卷子颇多，甚为快乐”。
王氏原本计划在次年一月中旬完成400卷卷子的编目卡片，但实际上，利用一月中旬至二月底间的时间恐怕无法完成卡片书目的清抄工作。另外，王重民受北平图书馆委托拍摄斯坦因所得敦煌卷子，之后将前往伦敦。所以，王氏写信问询伯希和可否同意他将书目卡片携至伦敦清抄，如果无暇顾及，则到第二年七月返回巴黎后再完成。
除此之外，王重民另有两件事请求伯希和帮助。一是希望伯希和与戴密微介绍自己加入法国亚洲学会[23]。前经胡适牵线，王重民旅法期间，与戴密微保持着友好的学术和私人关系，主要探讨敦煌写本[24]。后王重民于1938年正式加入法国亚洲学会[25]。综合上述信息，本信当写于1937年12月15日。
二是关于延长留欧期限，申请奖学金一事。按照最初中法双方签署的互换图书馆员的协议，王重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的时间为一年。但王重民与交换到北平图书馆的杜乃扬（Marie-Roberte Guignard，1911—1972）都多次延长了居留期限[26]。王氏此次延长居留，希望争取到中美文化基金会设立的海外史学奖学金以供研究和生活之用，遂请伯希和致信时任基金会中方负责人孙洪芬为之推荐。需要指出的是，中美文化基金会，实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该基金会成立于1924年9月，是由中美两国政府协议组建的管理美国退还第二次庚子赔款馀额的机构，不仅负责分配中国文化教育所需要的基金，还负责监督美国政府定期得到的基金是否用于可靠的投资[27]。
五
伯希和先生道鉴：
想尊驾已从Bruxelles[28]归来，容日拟晋谒，敬先陈所欲请示者：
1.所编Pelliot A et B普通书目，前呈审阅，惟尚有术数类书二十馀种待补入。晋谒时，冀将该目携回，再稍修改，并补入此二十馀目。
2.敦煌写经目录，大致完成，并由Vandier女士修改一次。文字方面，虽不能畅所欲言，已无大误。惟未确知原名之残卷，尚有若干，将来不无发见之机会。且重民下年俱在英，专阅斯坦因先生将来残卷，其中重要者虽不多，然彼此互校，间有助于编此目。今春在英三月，所得已不少，如P.3774，据S.2714，知为崔融所编《珠英学士集》，P.3051，据S.3491，知为《频婆娑罗王后宫䌽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又P.3738仅存残诗六行，有注，而S.555存十七行，审其笔迹，知为同卷。近已考知为李峤《杂咏》[29]，注为天宝六载，张庭芳所撰者。《古佚丛书》本诗存注佚，幸有庭芳自序，可资参考。若此之类，尚称重要。晋谒时即将此草目呈阅。惟屡经更改，尚应重钞一次，然后付印。若不亟于付印，重民拟于十月初即赴伦敦，随有发见，随时可以更改，明年春间再清钞。因清钞之役，有两三周足办。
先生如以为可，便中将此意转达于Bibliothèque Nationale[30]当局为恳。专此，即请
著安！
学生王重民敬上
九月十二日（1938）
王重民此函主要是和伯希和商定下次会面事宜。其一，王氏编纂的《伯希和A藏B藏目录》此时已经基本完成，并交付伯氏审阅。随后再稍加修改，补入二十多种术数类图书和类书。
其二，敦煌写经目录也大体完成，现交由Vandier女士修改。Vandier，全名Nicole Vandier（妮高乐·汪迪埃，1908—1987），曾在卢浮宫学院、国立东方语言学院教授艺术史，主要负责敦煌绘画和幡幢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著有《敦煌绘画与幡幢》（法兰西学院，1974出版）。王重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期间，曾协助汪迪埃开展有关敦煌绘画与幡幢的研究[31]。
依本信所述，王重民是年春曾短居英国三个月，并预备十月初再赴伦敦，且接下来的一年都将留在英国查阅斯坦因所得敦煌卷子。王氏留法期间多次前往英国调查敦煌卷子、太平天国文献等资料，并将斯坦因所得敦煌遗书与巴黎藏本相互参校、考证，撰有《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32]《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剑桥太平天国文献所录》[33]《剑桥大学所藏之太平天国文件》[34]等。再与上引1937年12月15日信相参照，王氏本次赴英计划应当与北平图书馆之委托有关。
王重民于信中例举了春季在英国调查敦煌卷子的部分成果。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信中所述“如P.3774，据S.2714，知为崔融所编《珠英学士集》”，有笔误。查《敦煌古籍叙录》“珠英学士集”条[35]，以P.3771号、S.2717号卷子为研究对象，辑得佚诗合27首。易言之，王氏以法、英两国所藏敦煌卷子互校辨识崔融编《珠英学士集》者，实为P.3771号、S.2717号卷子。而P.3774号卷子为《丑年十二月沙洲僧龙藏牒》，S.2714号卷子为《佛说天公经》。
再者，王重民根据S.3491号卷子方知P.3051号卷子乃《频婆娑罗王后宫䌽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此二卷相较，缺阿阇世太子杀害父王与功德意洒扫供养塔被杀部分，而后来王氏在校录这篇变文时，还参校了P.2187号卷子[36]。
此外，针对P.3738号、S.555号残卷的考证，《敦煌古籍叙录》“李峤杂咏注”条云：“斯坦因所得五五五号，为残诗十七行，有注；伯希和所得三七三八号卷，仅六行，诗注均相似，书法亦同，知为同书，恨不知书名与撰人姓氏。刘修业女士为东方语言学校编所藏华文书目，偶检《佚存丛书》本《李峤杂咏》，谓此即《杂咏》残卷，余检阅良然。更阅卷端张庭芳序，而知此残卷诗注，即张庭芳所撰者。”[37]这与本信所述稍有出入。《古佚丛书》为黎庶昌、杨守敬辑印，而《佚存丛书》则由日本林衡辑刊，收录有《李峤杂咏》，王函叙述有误。
《敦煌古籍叙录》“李峤杂咏注”一条作于1938年9月8日，且《伯希和A藏B藏目录》至1939年方才清抄完成，由此推知，本信当写于1938年9月12日。
六
伯希和先生道鉴：
今年年节，拟不回巴黎。冀将此间应看之书，与应作之事，一气完之。预计明年四五月间，可回巴黎，再将敦煌书目完成。想那时杜乃扬女士可以回来，重民所编三目录，或可开始付印矣。
袁同礼先生与北平图书馆南下人员，自十月十日，均迁往昆明。近况尚佳！
重民在此，以阅斯坦因敦煌残卷时间为多，好的虽不及先生所获，然亦间有可借以考知书名之处。
专此，即请
著安！
学生王重民上
十二月二十三日（1938）
本信言“袁同礼先生与北平图书馆南下人员，自十月十日，均南迁昆明”。北平图书馆于1938年由长沙西迁昆明，据此可推断本信应写于1938年12月23日。此时，王重民获得已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在伦敦阅览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所获敦煌残卷，计划于次年四五月间返回巴黎，特写信告知伯希和自己的计划安排。
所谓“重民所编三目录”，即指王氏负责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金石拓片、伯希和A藏B藏编写的三部目录。1939年2月，杜乃扬重回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伯希和A藏B藏目录》和《伯希和拓片典藏目录》的法文部分交由杜乃扬校对[38]，拓片目录后还附有杜乃扬编订的打字索引[39]。遗憾的是这两种目录最终没有付印出版，而是以手稿的方式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劫经录》则于196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七
78，rue Blomet，Paris 15e
伯希和先生道鉴：
重民已返巴黎一周矣，明日将到Bibliothèque Nationale完结敦煌目录。在英数月，斯坦因所获残卷，其重要者概皆寓目，借以证知先生所获残卷书名五六种。所得虽不多，然非如此不易发见也。
此目再稍稍修改补正，即可清抄，预计三个月中可告竣。Dr. Giles所编斯氏目，重新改组，依卷子之内容分类，于阅览人便利颇多。重民拟将来再作一“分类索引”，则此目必将更有用。
容当晋谒，再当面请示种切。专此，即请
箸安！
学生 王重民敬上
四月三十日（1939）
本信写于敦煌目录完结前夕，王重民从伦敦返回巴黎一周后。信末署“四月三十日”，与1938年12月23日信言“预计明年四五月间，可回巴黎”相契合。由此推测，本信当写于1939年4月30日。
在英国的几个月里，王重民专注调查斯坦因所获敦煌遗书，当中重要的卷子皆已目验，并借此考证出五六种伯希和所得敦煌残卷的书名。此时，王重民编纂的法藏敦煌目录再稍加修订便可清抄，大约三个月后完竣。对于敦煌目录的分类问题，王氏受到翟林奈所编斯坦因敦煌目录的启发。翟林奈不仅根据卷子的内容为斯坦因所获敦煌卷子分类，还弃用了斯坦因原有编码，重新为卷子编号，以便于读者查阅。于是，王重民打算借鉴翟氏的分类方法，另外再编一份伯希和敦煌遗书的分类索引。
王重民留法期间几次更换住处，1934年9月28日初到巴黎时暂居巴黎第五区13 rue des écoles[40]，同年11月16日时已迁至1934年11月16日信所署地址17 rue Git-le-Cœur，Paris VIe。1935至1938年，王氏居住在30，rue Saint-André des Arts，Paris 6e[41]。1938至1939年，王重民与刘修业及刚出生的儿子王黎敦租住在本信上的地址78，rue Blomet，Paris 15e。
结 语
王重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期间，主要是在伯希和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据笔者在伯希和档案中访查到的数十通王氏来函来看，内容大多是向伯氏报告工作进度，商讨当下存在的问题，或问询下一步的计划安排。至于王重民与伯希和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王重民是按照伯氏的指示在法图工作……他们之间维持着长期的工作联系，但不像他跟戴密微的关系那样有私人交情。连他给伯氏的信都力求简洁以便节省他的时间。”[42]但细阅书信，不难发现，王、伯二氏的交往并不仅限于工作。如1938年春，王重民向伯希和推荐钱锺书英文版《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问询能否将此文发表在《通报》上；又如1939年8月，伯希和夫妇在王重民和刘修业离法赴美前设宴践行，王氏请伯氏书写数语作为纪念[43]。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伯二人的往来也逐渐密切，不似王重民初到巴黎时的拘谨[44]。再者，伯希和将自己亲笔抄录且封存三十载的“千佛洞壁史料”手稿示予王氏，又推荐王氏加入法国亚洲学会，并撰写介绍信助其获得奖学金等，足见伯氏对王重民的认可和提携。同样，王氏自称学生，对伯希和亦敬爱有加，听闻伯氏咳嗽，便时以为念，嘱望其珍重健康。此外，1935年至1939年间，王重民利用假期前往柏林、罗马、梵蒂冈、莱顿、伦敦等地访寻敦煌遗书、明清来华传教士译著、太平天国史料，及四部罕见古刻古抄本。对此，王重民自述是受到袁同礼（1895—1965）的点拨：“海外保存吾国史料颇多，善本书之流出者亦不少；吾于图书稍窥门径，盍记之，可以《海外希见录》命编也。”[45]对于在欧洲各地访查所得，王氏往往函告或面陈伯希和。而且，也正是得益于伯氏的介绍和引荐，王重民方能够在伦敦、莱顿图书馆顺利推进各项调查和研究。
在王重民之前，法藏敦煌遗书经由伯希和、那波利贞两位学者编目著录。罗福苌和陆翔先后于1923年、1932年将伯希和所编目录翻译成中文，成为中文学者了解法藏敦煌遗书的重要参考资料。《伯希和劫经录》乃王重民在巴黎逐卷目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原卷后著录而成，补编了P.3412—4009号，P.4522—5043号，P.5523—5579号卷子，使法藏敦煌遗书中的汉文卷子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目录，且较之伯希和所编目录和各种译本，更为翔实[46]。以上七通信札，有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王重民在编纂法藏敦煌目录过程中的种种细节及其赴法工作期间的诸多经历，以及王、伯二氏的具体交往。此外，这也是编纂《王重民全集》的重要文献材料。
附记：本文在修订过程中得到外审专家的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作者简介】
刘蕊，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近代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