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人士通常对大陆的简化字不以为然，香港学生甚至称为“残体字”。这完全是缺乏汉字知识的结果。我第一次到台湾，看到“焿”字，不知道什么意思，见与肉相连，断定是“羹”的俗字。字典查不到这个字，估计是台湾的简化字。由此推想，台湾人口若多到和大陆一样，势必也会满地俗字。即令当局不推广，民众自己也会简化。大陆颁布的第一套简化字是六朝、唐宋人就使用的，第二套也是明清人就使用的，都符合标准草书字体，只不过有些简化得太不雅，最终还是废止了。但民间我行我素，如“韭菜”写作上艹下九、上艹下才之类。毕竟，符号总以方便使用为原则，文字从来就是约定俗成的。我们从小被教导，曝光要读pù guāng，但大家都读bào guāng，最后字典就只好认定bào guāng一读了。这就是语言约定俗成的力量。读齐邦媛《巨流河》，感念自己的读书岁月，虽动荡而贫乏，毕竟还是安全的，没有战争和炮声的惶恐，不免心生一点小小的窃幸。书中叙述的历史，基于个人感知，多有被历史遮蔽或忽略的真相，但偏见也是明显的。将闻一多等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的言行及学生运动都视为盲目和幼稚，仿佛只有自己逃离政治和皈依基督教才是明智之举，乃是极为个人主义和自私的想法。书中写到轮船押送壮丁的悲惨情景，没有对国军非人道的谴责，只是用反战的态度间接指斥共产党发动内战。不想想一个政府要靠抓壮丁来继续战争，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正当性可言。讲历史，毕竟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尼采曾说：“让我们醒悟的人总是让我们受伤。”这句话或许更适合倒过来说：“让我们受伤的人总是让我们醒悟。”正是让我们受伤的人，让我们明白人性是如此复杂难解，而教育、知识、学位，真、善、美，名誉、信用、诚实，这些我们奉若神明、视若珍宝的东西，相对于人性之恶之黑暗又是多么微不足道!作家研究历来从传记开始，自述至今仍是理解作家的重要依据。但我们应该记住尼采的忠告：“要追溯瓦格纳的心路发展是非常困难的，绝不能相信他对自身灵魂的亲笔描述：他是在为他的追随者写党派小册子。”那么其他艺术家呢？我们将如何看他们的自述？对于瓦格纳，音乐史会有很多种评价。尼采说：“陶醉和狂喜即是瓦格纳的艺术之全部。”确实，我每每从《唐豪塞序曲》感受到这一点。在尼采看来，瓦格纳的音乐“表现了野蛮与极度的虚弱相并存，自然本能的放纵，还有神经质般的高度敏感，以及由疲倦和喜爱疲倦而产生的对情感的饥渴”，这种颓废和过剩的生命体验如不能得到《唐豪塞序曲》式的升华和净化，就只能以疯狂的样态表现出来。“瓦格纳艺术中的人物形象为何举止都那般疯狂，其原因在于他非常害怕人们会怀疑他们是否活着”，一百多年后，我们仍不能不为尼采的洞察力而倾倒。微信将改变世界。因为信息是一种巨大的能量。有了微信，信息不再可以封锁；有了微信，真相开始可以传播；有了微信，光明之窗不能永久封闭，真理的声音可以瞬间传遍寰宇。每个人都成了自主的接受者和传达者。任凭它有些内容会被删除，有些声音会被屏蔽，但信息的洪流不可阻挡，任何封锁和消灭信息的企图都将归于徒劳，都将被信息的洪流所淹没。一旦信息汇聚、膨胀到有限的空间无可压缩，就会变成巨大的质量。对世间邪恶势力的仇恨，对所有不公正的愤怒，及所有被剥夺和愚弄人群的憋屈和窝囊，都将会被点燃。这些污浊的感觉会如沼气般发酵，时刻寻找一个出口。善的出口输出进步的能量，恶的出口遽增毁灭的当量。那无声的震撼时刻都在逼近，我们能感觉到，但无能为力，一切都在朝着不可知的方向滑落。当有一天，巨大的信息能量如原爆在大地上漫开，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呢？那种能量只会摧毁一切，而不可能变成有益的建设。这就是对所有人而言的悲哀。拉封丹在致一位天主教神父的信中说：“我们中谁能和希腊人和罗马人等量齐观呢？”是啊，我也常感叹，我们中谁能和乾、嘉学者乃至前辈大师等量齐观呢？但是我们仍要孜孜努力，用自己菲薄的著作去向他们致敬，甚至挑战，希望在某些地方胜出。没有这种勇气，我们还有什么信心和动力去做研究？不过同时我也告诫自己，我们所有能和前人相提并论的东西都受益于更好的研究条件，所有相形见绌的东西都缘于自己的浮躁和懈惰。贝多芬经常独自在维也纳近郊散步，沉醉于自己的灵感中。他的耳朵已全聋，一次他在路上跪下来记录刚形成的乐思，一队送葬行列经过，后面跟着一大群人，贝多芬浑然不觉。人们立刻认出了他：“等一下，让他写完”——大家小声地互相转告，一直静立着，直到贝多芬终于站立起来。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包围列宁格勒，危城告急，作为防空监视队一员的肖斯塔科维奇写出第七交响曲，1942年3月5日由隆莫斯德指挥莫斯科国立剧场管弦乐团首演，同时对全国及国外做现场直播。当时乐团只剩15个乐手，组织者贴出布告，让城里所有音乐家立即到广播电台报到。音乐会开演之前，苏军先以强大密集的火力将敌炮打哑，在短暂的宁静中演奏了这部交响曲！另有一种说法是，苏军公告演出消息后，德军在这段时间内停止了炮击。无论这是不是事实，我都相信这一场景是可能出现的。音乐的力量能够超越一切。读《尼采反对瓦格纳》，你或许会怀疑这是狂妄的噫语，但你若听过尼采留下的艺术歌曲及《曼弗雷德冥想》、《友谊的赞美诗》等作品，就会同意说哲学家尼采也是有作曲才能的。尽管当时的大指挥家彪罗认为他的四手联弹钢琴作品《曼弗雷德冥想》在感情上极尽夸张之能，让人极不舒服，是反音乐的，但今天听起来还是颇觉优美。首先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或艺术史家，然后才是一个美学家，这是西方美学家和国内美学家最大的不同。当一个学者开始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像庄子所说的粃糠皆可陶铸尧舜，以为自己什么文字都值得别人关注时，他的学问就到头了。一个杰出的学者会知道，真正有创造性的东西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庸滥的东西。当你开始满足于自己的文字，为任何一个无关紧要的发表而敝帚自珍，而沾沾自喜时，你离学术的坟墓已经不远了。虽然波里尼（Maurizio Pollini）的CD我有许多，我听过他很多录音，但从来也没喜欢过他的哪个录音。音乐界对他的定评是“演奏质量的保证”，这意味着他是精致的。的确，他是很精致，精致得没有杂质，同时也没有了个人色彩，或许可称作“精致的无个人主义”吧？我一向把他叫做玻璃泥，透明得没有任何色彩。因为时常出差，无法照看，不能莳草种花，室内只能插些绢花，装点春色。这种绢花，虽不见容于热爱自然的人士，但在我眼中，别具美感。姑不以佛家真幻之理置辩，就是欣赏其工艺之美，也寄托了一种爱美之意，与爱养花木之心无异。假花绝不是没有意味的形式，而形式是很重要的，形式意味着一种关系，一种态度。虽然明知道日常遇到的许多笑容、祝福，并不出自真诚，但毕竟维持了某种形式上的友好。这正是古代帝王，明知百姓都满怀“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愤恨，却还是乐于享受虚假颂辞的缘故。君主从来不需要臣民爱戴，只要臣民畏服。再虚假的谀颂也是畏服的表现，一旦臣民不再畏服，“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世道也就土崩瓦解。这便是形式的象征意义。绢花于我一如谀颂之于帝王。从影片《未来世界》开始，人们就一直以一种矛盾的心情对待机器人，一方面为每一次技术进步而鼓舞，同时又为行将被它超越、被它淘汰的预感所恐惧。可以预期，机器人的能力和素质必将超越人类，当它成长为一个各方面都优越于人类的种群时，它们是否还甘心服从于人类，为人类的专制所约束，为人类的愚蠢所驱使，简直是不用讨论的问题。那时候，就像科幻电影中所演示的情节，人类将如何面对自己制造的优秀产品呢？偶尔读到让·波德里亚《冷记忆5》的一段话，不禁悚然，他说：“未来若干代的人造生灵，他们必然要灭绝人类种群，依据的是人类灭绝动物种群的同样的运动。他们将以回溯的方法把我们看成猴子，因为他们耻于做猴子的后裔。他们会发明出人类动物园，或许会保护我们，就像保护任何正在消亡的物种一样，他们将把我们变成儿童故事里的主角。”这一天在时刻逼近，只要我们仍在优化机器人技术。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差别是，前者我们都能懂它们但自己做不出来，后者没人懂它们但人人都觉得自己也做得出来。伦敦一个出租车司机送乘客到泰特现代美术馆，对他说：“你进去后，就会明白为什么这儿是免费的！”现代艺术要挑战的不是我们的智力而是耐心，而我们所以能付出耐心通常只是为了证实自己也有接受艺术的能力。我们会为失恋的故事落泪，却经常对争取自由的抗争无动于衷。人生便是如此。只有体验的珍贵，才能让人倍感失去的悲伤。我们都有过爱的经历，咀嚼过失恋的忧伤，可是对自由呢？若从来没有享受过，也便不会感觉失去。“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一广为流传的金句，被证明只是Never Too Late for Justice这个法学院的座右铭的误译，它的原义正是小马丁路德金所说的justice too long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意思是正义迟到太久即等于无。“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的误译，纯为中国俗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翻版，无异于包着糖衣的砒霜，有毒的心灵鸡汤。它让人逆来顺受，放弃抗争，放弃个人责任，以等待纵容罪恶的延续，以苟且延宕正义的到来，并自欺欺人地将一切结果归于命运之手的安排。每个月都会收到许多赠阅的期刊和学报，浏览一下文学栏目的论文，实在没有保存的价值；又时常会收到一些赠书，看不到什么新意，扔掉又觉得很可惜。母亲看我为难的样子，说：“你可以送给学生看嘛！”我说：“有人送你一盒点心，你尝了不新鲜，你会让我吃吗？”母亲笑了。原载《南方周末》2018年4月12日，有增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