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作为书香社会的一个标志，作为士大夫生活中的一种雅好，不仅关系到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也关系到文学创作的兴衰。一个作家所读的书，不仅关系到他所受的传统的影响，也关系到他文学素养的形成和写作素材的来源。这一点韦勒克、沃伦所著《文学理论》业已指出。几十年来，收藏和阅读书目的考察，已成为作家传记研究中一项不可忽视的内容。唐代以前的作家，由于时间久远，没有藏书目录流传，我们已很难考见他们收藏和阅读的兴趣，从而了解其文化修养和知识背景的形成与渊源。但从宋代以后，私家藏书目录的流传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上述问题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遂初堂书目》就不只是一部考察南宋图书流传情况的目录学著作，它同时还是研究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的一份特殊的资料。明清以来，藏书风气益盛，许多学者、作家都是著名的藏书家，如明代的李开先、徐■（左火右勃）、陈继儒、谢肇淛、宋懋澄、胡应麟，清代的钱谦益、徐干学、曹溶、朱彝尊、曹寅、翁方纲、孙星衍、程晋芳、莫友芝、李慈铭等。虽然有关藏书与藏书家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关于文学与藏书的关系，尤其是作家藏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迄今还未见有人探讨。本章想在这方面作些尝试，研究一下作为藏书家的王士禛。王渔洋不仅是清代声望最高的诗人，也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在作家的创作与藏书的关系问题上应该能成为一个典型个案。我打算从考察王士禛的藏书入手，研究他的诗学研究、诗歌批评与藏书的关系，同时考述七十余种王士禛藏书的流传情况。在进入王渔洋藏书的研究之前，似乎有必要对清初的图书流通情况略作说明。正如历史上的每次改朝换代都是图书的劫难一样，明清易代之际也是一个图书大量毁损的时期。不同的是，由于明代印刷业的发达为图书收藏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尽管经历明末兵燹，图书也有严重损失，但毕竟未像梁代或宋元之际那样造成大批图书的失传，只是残缺损毁的情况严重，使传世的图书数量骤减到紧张的地步，世面流通很少。朱彝尊曾感叹，“习举子业者，诵四子书，治一经，不过四五十卷，可立取科第。而贾人牟利，亦惟近乎举子业者是求，非是则不顾，至以覆酱裹面糊蚕箔”，是故虽“操一囊金入江浙之市，万卷可立致。然自博览者观之，若无所睹也”[1]。当时大多数古籍都集中于内府、世家，社会上的书籍流通有着今日难以想象的艰难。比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乃是小学常用书，而大儒陆陇其康熙二十年（1681）在叶石君家见其借钱谦益绛云楼藏本过录的抄本，称为不易见之书。像《唐摭言》、《封氏见闻记》，如今都是习见的笔记，而当时王渔洋却以为“皆秘本可贵重”[2]，由此可见其时图书流传的情形。这特殊的时世，藏书固然很艰难，但对藏书家来说也是收书的绝好时机。由于战乱，内府、世家的文物图书大量流散于市井，有心人留意搜集，就会比太平年月事半功倍地轻易网罗到许多珍善之本。季振宜的藏书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迅速递增的。王渔洋出生于簪缨世家、书香门第，祖上都留意文章学问，到曾祖之垣、祖父象晋之世，藏书已具相当规模，不幸于明末战乱中尽毁于兵火。到王渔洋手上，除了得自家传的部分旧书，如《世说新语》、《侯鲭录》等外，增加的藏书主要是为官京师时所购置。有自述为证：予家自太仆、司徒二公发祥，然藏书尚少。至司马、方伯二公，藏书颇具矣，乱后尽毁兵火。予兄弟宦游南北，稍复收缉。康熙乙巳自扬州归，惟图书数十箧而已。官都下二十余载，俸钱之入，尽以买书。[3]通览渔洋文集、说部，购书记录是一项重要内容。比如笔记《居易录》中，就有如下记载：康熙四年（1665），扬州推官任满归京，过山东顺道省亲。曾至青州，同张贞观书市，得唐马总《意林》、宋刘攽《春秋权衡》二书，均为衡府高唐王家抄本。（卷十九）康熙十五年（1676），在京得吴草庐《易纂言》刊本。合家中《礼纂言》刊本与康熙二十八年（1689）借钞于黄虞稷的《书纂言》，唯缺《春秋纂言》。（卷十三）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月十五日，在慈仁寺廊下买得毛诗郑笺屠本畯纂注刊本二十卷；同年于慈仁寺又得如皋孙应鳌《淮海易谈》四卷。（卷四）康熙三十年（1691）于慈仁寺市得霍韬文集。（卷二十四）同年九月二十五日，朝审毕，过慈仁寺阅故书摊，买得《陶隐居集》三卷、《曹邺诗集》、《曹唐诗集》各三卷。（卷十三）是年岁末，又于慈恩寺书市得徐一夔《始丰稿》文十四卷。（卷十四）此外，王渔洋著述中所见慈仁寺购书的记录，还有《渔洋文略》卷十二《跋弘正诗钞》、卷十三《北征日记》记康熙二十七年（1688）得杨梦山选《弘正诗钞》十卷、旧刻《山海经》、《交泰录》三书，《蚕尾集》卷十《跋西溪丛语》记康熙三十一（1692）七月十五日得姚宽《西溪丛语》，《香祖笔记》卷三记康熙四十二年（1703）得《陈子昂集》十卷， 《蚕尾集剩稿》《跋三补验方后》记同年于慈仁寺市购得祖父所纂《三补验方》，可见慈仁寺是王渔洋购书的主要场所。当然，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淘书经历，也不都是满足的欢欣，也有懊丧、失意、憾恨的时候。《居易录》卷十三载康熙十八年（1679）见吴客携宋刊本《晋宋奇谈》一帙，索重价求售；《池北偶谈》卷十三载康熙二十年（1681）六月，在慈仁寺市见赵松雪朱丝栏书杜诗一部，均无下文，想是价昂无力问津。《居易录》卷三十三又载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一月浙江人携宋刻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有尚宝司卿、柳庄、袁忠彻家藏印及陆子渊、项子京诸印，索价百二十金，留二日而还之。这也是他终生难忘的遗憾之一。卷十四还记载了一次失意的经历：“尝冬日过慈仁寺市，见孔安国《尚书大传》、朱子《三礼经传通解》、荀悦袁宏《汉纪》，欲购之，异日侵晨往索，已为他人所有。归来怊怅不可释，病卧旬日始起。古称书淫书癖，未知视予何如？自知玩物丧志故是一病，不可改也。”这次经历对他的打击之大，印象之深，多年后写《香祖笔记》时还耿耿于怀：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货集慈仁寺，书摊止五六，往间有秘本，二十年来绝无之。余庚申冬过之，有《两汉纪》初印本最精，又《三礼经传通解》亦旧刻。议价未就，旬日市期早过之，二书已为人购去，懊恨累日，至废寝食。壬午夏，见旧版《雍录》，雕刻极工，重过之，已为人购去矣。癸未夏，得《陈子昂文集》十卷，犹是故物，然如优钵罗花，偶一见耳。[4]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云：“京师书摊，今设琉璃厂火神庙，谓之庙市。考康熙朝诸公，皆称慈仁寺买书，且长年有书摊，不似今之庙市仅新春月半也。”[5]证以渔洋所述，可知其记载大体不错。慈仁寺位于广安门大街北，即今报国寺，王渔洋顺治间赴京应进士试时就曾寓居于此，并赋寺中双松诗，传诵于时，他对这一带的谙熟是不消说的。康熙五年（1666）后渔洋一直居京为官，退食自公，一大消遣就是逛慈仁寺淘书，他逛书市之频甚至成了众口相传的趣谈。《古夫于亭杂录》云：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干学。徐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市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皆曰摊也。又书贾欲昂其直，必曰：“此书经新城王先生鉴赏者。”鬻铜玉窑器，则曰：“此经商丘宋先生鉴赏者。”士大夫言之，辄为绝倒。[6]孔尚任《燕台杂兴四十首》其一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注：“王阮亭司农龙门高峻，寒士不易登造，每过慈仁廊下购书，乃得一望颜色。”[7]此事清人说部辗转传述者甚众，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也予以记载。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曾将藏书家分为五等，曰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鉴赏家、掠贩家，后俞思穆又补充两类，曰陈设家、懋迁家。严格地说，王渔洋归入哪类都不够典型，但他可以说是爱书如命的人，他对书的喜好形于文字，迭见集中。尤其是每购一书都随手写下题跋，往往记载买书的时间、地点、经过，而更多的是考究其版本、内容、来历。这些题跋和笔记历来被版本、目录学家视为考证古籍的重要参考，不少藏书家的书籍跋尾都征引其说，或过录渔洋题跋，清人刘坚、今人陈乃干和王绍曾、杜泽逊都曾将渔洋书跋辑录成书[8] ，见重于学林。王绍曾将渔洋题跋的学术价值概括为论得失、品人物、别真伪、记版本、考亡佚、存掌故六个方面，相当全面。但这还属于藏书题跋的一般内容，我觉得渔洋题跋的独特魅力在于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对书的热爱和得书的欣喜。如《蚕尾集》卷九《跋世说侯鲭录》写道：予游宦三十年，不能以籝金遗子孙，唯嗜书之癖老而不衰。每闻士大家有一秘本，辄借钞其副。市肆逢善本，往往典衣购之。今予池北书库所藏，虽不敢望四部七录之万一，然亦可以娱吾之老而忘吾之贫。又如《渔洋文略》卷十二《跋金薤琳琅二则》其一记此书觅之多年，康熙二十四年秋，祭告南海讫复命京师，得之旅途，天津舟中与坐卧者有日。其二复云：向从禾中朱翰林竹垞许见南昌王孙厌原山人所刻古钟鼎款识，乃自石本临摹以授梨枣者，古雅不减宋椠。若得之以成双璧，可敌十五城矣。年已知命，书癖尚尔，佛家所谓结习者非耶？这种相见恨晚的欣喜和得陇望蜀的贪心，非爱书如命之人是很难体会的。渔洋书跋由此显出与清朝一般学者书跋的异趣，即语带性情，从中可见他藏书生活的喜怒哀乐。上文提到，清初的图书流通情况不是很好，许多常用书都买不到，更别说稀见之本了。所以王渔洋藏书中得自书市者实际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购不到的书只好借抄。这方面的记载有：《居易录》卷一载向黄宗羲门人陈葵献借抄戴良《剡源集》，卷十一载借得徐■（左火右勃）钞本唐庚《眉山集》二十四卷，录其古今诗为二卷，文赋二十二首为一卷，杂事上下为一卷。《池北偶谈》卷十六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闰六月向黄虞稷借抄《毗陵集》。《渔洋文略》卷十二《跋笠泽丛书》载康熙二十三年春，向黄虞稷借观《笠泽丛书》，系江西士大夫家藏钞本，喜其古雅，录而藏之；同卷《跋河南集》载柳开《河东集》也是借抄黄虞稷藏本。黄虞稷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收藏宋、明文集最富，以徐元文疏荐入《明史》馆，王渔洋时常向他借抄罕见之书。另外，朱彝尊也是渔洋经常借抄的一家，《未备五经注疏》、《蜀鉴》、《能改斋漫录》、《傅与砺诗集》、《马石田文集》诸书均抄自朱氏藏本，后二书抄毕归还时都题有借读记，前者现藏日本大仓文化财团[9]，后者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还有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六载宋本《诫鉴录》有朱笔题识：“王士禛阮亭甫假观，手录一通，因较正讹谬数十字。”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四记林善长旧藏《芦浦笔记》，有“渔洋山人借观”题记及评语三则，这两部书也是王渔洋曾借抄的底本。朱彝尊为王渔洋作《池北书库记》，感慨“宋元雕本，日就泯灭，幸而仅存于水火劫夺之余，藉抄本流传。顾士之勤于抄写，百人之中一二人而已”，王渔洋正是这种难得的勤于抄书的收藏家。然而借钞范围毕竟有限，当借抄也不能得时，就只好托人访求。如李松客官高淳，王渔洋就托他访求诗人邢孟贞的遗集，《渔洋续集》卷十三《送李郎松客令高淳托访诗人邢孟贞遗集》一诗为此而作。就我所见，现存渔洋书信中最常见的内容便是请人为觅其乡贤的著作。尤其是为人作序、撰文或评次诗集时，更是冠冕堂皇地向对方索求。如托汪洪度为觅其先人汪道贯、汪道会兄弟、乡贤吴兆、程嘉燧诗集等，不一而足。而人既知渔洋此好，有求题序揄扬或请撰碑版文者，也都以自己的著作或亲故稿本相贻。如苏州曹渺曾寄所著《潇洒堂集》，渔洋称其文颇有奇气，《霍光论》以曹操、王莽例之，最有见地；无锡老儒张夏，以理学名东南，与渔洋未相识，闻渔洋访明浦源《东海生集》，特抄一本与己著《孝经问业》相寄求正，并载于《居易录》卷二十三。此外，同书卷十一载番禺黎延祖寄父遂球《莲须阁集》求序，卷十九载竟陵胡褒写其父承诺《读书说》四卷、《绎志》十九卷相寄属序，卷二十三载林人中介舅氏张松龄寄父林嵋《蟛蜞集》稿本求序，卷三十载梁溪秦靖然奉从父松龄命来执贽，贻归有光旧藏宋刊本《韩文公集》，并转呈松龄所辑《毛诗日笺》属序，《蚕尾集剩稿》中《答洪云行》载洪云行以罗愿《新安志》见寄，祈为审订先君遗集，《香祖笔记》卷四载康熙四十二年李涛贻项子京旧藏杨基《眉庵诗集》稿本五册，求为亡母作传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世人都知道王渔洋嗜书，故凡来谒见者，每以书为贽。比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冬告祭南海之行，就有东阿进士房嵩来谒，遗明于慎行《笔麈》；曲江知县秦熙祚来见，赠张曲江文集及《曹溪通志》；翌年归途次曲江县，秦熙祚复赠余靖《武溪集》二十卷；次平圃，韶州通判吴壂送来《澹归禅师文集》；过新淦县，知县贻淦人练子宁《金川集》、胡俨《颐庵集》、朱孟震《湖上楮谈》等书；抵丰城县，邑人熊羽升来谒，遗《揭文安公集》、邓子龙《横戈集》及陈献章墨迹二幅。而康熙三十五年（1696）祭告西岳之行，在成都门人陈祥裔呈所著《蜀都碎事》；邛州知州同乡戚某来访，贻《邛州新志》；净居寺僧普光等来访，贻《佛果禅师语录》、《丈雪和尚语录》、《破山、丈雪二师年谱》洎丈雪撰《锦江传灯录》等书；至华州，举人刘肃、诸生魏栋洎州同知毛士储贻乡贤郭宗昌、东商荫所著书数种。他敢于将这些馈赠一一记载于《南来志》、《北归志》、《秦蜀驿程后记》中，足见在那贪官污吏横行的世道，这已算得上是两袖“清风”。门生故旧自然更知道他的雅好，平时都留意帮他搜罗书籍。比如他对《诗经》有兴趣，秦松龄就寄给他王质《诗总闻》、王绂《友石先生集》。尤其是到他晚年，位尊望重，门人故旧的岁时馈赠常以书充土产方物，这在《居易录》里颇有不少记载。比如曲阜陈见智由陈留知县入为兵部主事，赠明少傅刘文肃公《野亭文集》八卷，见于卷八。宋刊本《徂徕先生集》是康熙二十年（1681）吴之振寄赠，见《渔洋续集》卷十四《吴孟举寄宋椠徂徕先生集罗小华墨》。《石墨镌华》、《秦州志》、《朝邑志》为陕西督学许生洲寄赠，见《渔洋文略》卷十三《北征日记》。明诗人陆弼集为广陵友人所贻，《袁海叟诗集》钞本为云间门人周彝寄赠，《梁园风雅》为嘉定门人陆廷灿所寄，并见《香祖笔记》。宋《会稽三孔集》及明商丘沈鲤、贾开宗诸人集是宋荦所赠，见《西陂类稿》卷二十九《与阮亭侍郎》之一。此外，今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明华察《岩居稿》是康熙三十年（1691）无锡门人刘雷恒寄赠，宋刊本《陈后山集》任渊注二十卷、顾炎武《日知录》三十二卷也是本年潘耒所赠，都穆《南濠文略》钞本六卷及杨君谦杂著钞本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尤侗所赠。还有如《唐鉴》为吕留良子葆中所贻，石门吕氏新刊《司马文正公稽古录》二十卷为徐元正所贻，陈弘绪《石庄集》、徐世溥《榆溪集》钞本为族侄新建知县懋才所寄，皇甫汸《解颐新语》为门人苏州通判张友宓所寄，均载于《居易录》。有时友人得到罕觏的珍本善本，也会录副见赠。如唐权德舆《权文公集》五十卷足本，为世所罕见的秘本，刘体仁得于梁溪顾修家，其子刘凡写以相寄，见《蚕尾集》卷九《跋权文公集》。金孝章于康熙十年(1671)曾写陶诗见寄；黄宗羲门人陈赤衷从渔洋游，写元袁桷《清容集》见遗，也并见《居易录》记载。我读渔洋著述的印象，渔洋藏书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友朋和门人赠送的礼物。当然，他并非全是白受，他自己的著述刊成也总是分赠门生故旧，别人寄书来时，他常以新刻回报。例如康熙十六年（1677）颜光敏寄新刻先公集，渔洋就报以《先兄节孝录》、《蜀道集》；盘山僧智朴寄所著《电光集》、《云鹤集》，后渔洋也寄自己编撰诸书回报[10]。这种记载在他的书信和笔记中同样很多。以上所举只是王渔洋藏书的一小部分，但已可见他藏书的几个来源，如果将王渔洋著述中提到的所有藏书汇总起来，虽仍不完全，也足以见其藏书的规模。这对王渔洋这样一位藏书目录失传的藏书家和作家来说，会是很有意义的。
二．渔洋藏书的特点及与诗学的关系
作为一位认真的藏书家，王渔洋当然是会有藏书目录的。但他的藏书目录，晚清李富孙已说无从寻觅[11]。国家图书馆今藏刘喜海味经书屋钞本《池北书目》一册，是道光十二年（1832）向叶润臣借钞，而叶润臣藏本又得自翁方纲家，据说是翁方纲督学山东时从渔洋后人处获得。此目非常简略，仅收经部36种，史部113种，子部64种，集部256种，总计469种，显然不可能是渔洋藏书的全部。上举渔洋著述中所提到的书，有些就不见于其中。而且这部《池北书目》还有几个可疑点：第一，《居易录》卷十八说吴草庐诸经纂言独未见《春秋纂言》，而此目赫然著录；第二，《居易录》卷十三载康熙十八年（1679）见吴客携宋刊本《晋宋奇谈》一帙，索重价求售，并无下文，显然是无力购下，而此目著录，且独标宋椠，很可能与《居易录》有关。第三，刘敞《公是集》、刘攽《公非集》他直到康熙四十九年尚未访到，此目也有著录。此外如胡恢《南唐书》、苏过《斜川集》、《汉上题襟集》等书都是他一意希求而不曾入手的，如今悉皆著录，不能不启人疑窦。我怀疑这份藏目乃是后人辑录，很可能就成于翁方纲之手。翁方纲自称曾辑渔洋藏书“著录所具卷第者”，数量已达五百五十余种之多[12]，另外在《苏斋笔记》中也提到“渔洋文集诸种所论次之书可开具卷目者，尝析核之，已有五百余种”[13]。这应该是根据渔洋著述中提到的书籍开列的，其中多数是渔洋所读所藏书籍，但也有一些是渔洋不曾入藏的。这样一份书目，无非是为考究渔洋读书的范围而做的记录，其后人希图善价，遂谎称是得于王氏后人的池北书库原本，遂致以讹传讹。尽管如此，这份目录毕竟也显露渔洋藏书的一鳞半甲，聊胜于无。研究王渔洋的藏书，必须考虑到他首先是个学者和作家。由于这种特殊身份，他藏书的特点别说与同时季振宜、黄虞稷这样专门的藏书家不一样，就是与钱谦益、朱彝尊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他的藏书以实用为主，注重版本文字的正确，而不特别讲究版本的珍贵。清初藏书风气争尚宋椠名钞，钱谦益、钱曾、黄虞稷、季振宜、曹溶、徐干学等人无不家饶赀财，广罗宋版，夸奇斗富。而王渔洋却不是这样的藏书家，他说：今人但贵宋椠本。顾宋板亦多舛讹，但从善本可耳。如钱牧翁所定杜集，《九日寄岑参》诗从宋刻作“两脚但如旧”，而注其下云：“陈本作雨。”此甚可笑。《冷斋夜话》云：“老杜诗'雨脚泥滑滑’世欲乃作'两脚泥滑滑’。”此类当时已辨之，然犹不如前句之必不可通也。[14]这一通达求实的见解颇为后人所引称，对清代中后期的学者和版本、目录学家产生一定影响。的确，对学者来说，与其以高昂的价格购一部宋版书，还不如购一批有用的通行刊本书。从渔洋有关藏书的自述看，他的藏书以明刊本居多。但宋版书也有八部之多，大都是别人赠送的，那就是康熙七年（1668）程翼苍所赠《严沧浪吟卷》、康熙二十年（1681）吴之振寄赠的《徂徕先生集》、三十七年（1698）正月潘耒寄赠的《陈后山集》任渊注二十卷、是年七月秦松龄托侄靖然转赠的归有光旧藏《韩文公集》及是年徐干学次子章仲所赠《山谷精华录》，还有门人成文昭寄赠的陆友仁旧藏陆游《南唐书》，只有罗隐《甲乙集》不知得自何处。元刊本只有一部，即宋刘时举撰《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比起钱谦益、季振宜等人来说，这几部宋元版书当然不足道，但这决不意味着王渔洋藏书的版本价值不高。恰恰相反，他藏有大量出自名家的稿、钞本，如杨亿《武夷新集》是谢肇淛钞本，见《蚕尾集》卷九《跋武夷集》；《耆旧续闻》为檇李项氏钞本，见《池北偶谈》卷八；胡助《树艺篇》三十三卷，为胡氏纯白斋钞本，见《章氏四当斋藏书目》上三；杨基《眉庵诗集》稿本五册，为项子京旧藏，见《香祖笔记》卷四；徐一夔《始丰稿》文十四卷，得于慈仁寺市，卷帙倍于朱彝尊藏本，见《静志居诗话》卷三。此外如徐铉《徐公文集》三十卷及《稽神录》、庞元英《文昌杂录》、王士点《禁扁》、翟耆年《籀史》等也都是钞本。其中有些书在今天已是常见书，但在当时却极为罕见。如唐独孤及《毗陵集》二十卷，宋元旧椠不传，明代吴宽自内府抄出，方传于世，渔洋所藏系借黄虞稷藏钞本过录。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只有明嘉靖刊十卷本行世，五十卷宋刊本极为珍秘，乾隆间天下传抄本只有三部[15]，四库馆臣也不知存亡，仅据明刊本著录。元吴师道《礼部集》诗九卷，文十一卷，据《四库提要》说“流传颇鮮，此本乃新城王士祯写自昆山徐秉义家，因行于世”[16]。王逢《梧溪集》，也是“王士祯属其乡人杨名时访得明末江阴老儒周荣起手录本，乃盛传于世”[17]。明史鉴《西村集》二十八卷，徐釚所赠陈继儒选定本，到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尚未见其书，只著录八卷本[18]。王谠《唐语林》和岳珂《玉楮集》也是流传绝少的书，渔洋分别藏有德州卢世㴶钞本和高唐王衡府钞本，也属于名钞本。《元和郡县志》、《宝刻丛编》、《契丹国志》世均无刊本，一向以钞本流传，也不易得。《诫鉴录》传世仅朱彝尊所藏宋刊本，直到鲍廷博刻入知不足斋丛书方流行于世，在清初珍秘可知。刘昌诗《芦浦笔记》乃万历中绥定谢兆申所抄，丹阳贺氏旧藏，传世也是很少的。《渑水燕谈录》世传仅《稗海》删节本，渔洋借宋荦家藏影宋本校过，是书乃有足本传世[1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寰宇记》，今为常见书，但在清初，渔洋所藏缺七十余卷的残本却是罕见的秘籍，连朱彝尊箧中都无此书。康熙二十二年（1683）朱彝尊从渔洋借抄，两年后复借徐干学藏钞本补六十余卷，还缺八卷[20]，可见其珍稀程度。王渔洋的藏书在部类上也有自己的特点，而且与他的学问兴趣和文学活动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学问路子一般分为两派，如黄征乂所说，“有儒林之学，有文苑之学，一则主乎理学经术，一则主乎词章典故”[21]。王渔洋的学问，从根本上说属于文士传统的文苑之学，偏重诗文，留意掌故，而对经、子、朴学则无多兴趣，顶多于历代《诗经》文献稍加留意，读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张萱《内阁藏书目录》及范氏《天一阁书目》顺便记下些《诗经》书目。因此他的藏书在部类上明显侧重于史传、说部和别集，平时搜罗史、集两部书也最用心。《居易录》自序云：“予自束发好读史传，旁及说部，闻有古本为类书家所不及收者，必辗转借录，老而不衰。”[22]上文提到的《诫鉴录》、《芦浦笔记》，就是他亲手钞录的。甚至一些很专门的乙部书，如《契丹国志》、《金志》之类他也有钞本，《池北偶谈》卷九“两萧后”条即引《契丹国志》中史料加以考辨 。他曾听说江阴李应升家藏有世所罕传的《南唐书》胡恢本，康熙二十三年（1684）属江阴知县陆云士访之，久不见报。又属门人杨名时求之，也不可得，非常懊丧。他搜罗前人或时人别集，如前所述都托门生故旧于作者乡里访求，往往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偶尔也有事愿不谐的，比如他曾得知潜江进士莫与先家有《汉上题襟集》，托门人朱载震借钞，莫云携游江右寄鄱阳人家失之。《居易录》卷二记此事，语气明显是觉得莫家秘惜不肯示人而微有不满。渔洋对历朝总集、别集都留意搜集，但要说真正下功夫，还是在宋元别集。朱彝尊曾说：“自李献吉谓唐以后书可勿读，唐以后事可勿使，学者笃信其说，见宋人诗集辄屏置不观。”[23]由于明人菲薄宋元诗，宋元别集既无翻刻，传世遂少，除欧、苏、王、陆几大家外，其他的集子就是一般藏书家也鲜有藏本。当时藏宋元别集最富的是曹溶，其《静惕堂书目》所载宋集也仅一百八十家，元集仅一百十五家，他人可知。因此，宋元别集偶见于市，都索价高昂，令人望而生畏。康熙四十四年(1705)有益都书贾携苏叔党《斜川集》兜售，仅两册，竟索价二百金有奇。而当时就是宋椠前后《汉书》两套合起来，梁清标也只肯出五百金收购[24]。由此可见宋集在当时决非一般的稀缺。王渔洋原先没什么宋元别集，架上连王禹偁《小畜集》都没有。中年后开始涉猎宋元诗，乃热心收罗宋元别集。他在笔记和书跋中记载了不少宋元别集的由来，如《居易录》载门人林石来寄宋林光朝、林亦之、陈藻、林希逸四先生诗，门人陈汝咸贻郑真所辑其乡前辈王应麟文集写本五卷，张贞寄岳珂《玉楮集》钞本八卷，《香祖笔记》也载徐秉义抄吴师道《礼部集》二十卷以贻，董肇勋刻元陈樵《鹿皮子集》四卷，来谒举以为贽，其例甚伙。此外他还常向收藏宋元集最富的朱彝尊、黄虞稷借抄，《香祖笔记》卷五即记载：“康熙己巳、庚午间，在京师，每从朱锡鬯、黄俞邰借书，得宋、元人诗集数十家，就中以长沙陈泰志同为冠，因钞其《所安遗稿》一卷，以周弼伯弜《汶阳稿》、临江邓林性之《皇华曲》、金华杜旃仲高《癖斋小集》附之。”[25]他搜罗宋元别集后来简直入了迷，只要得知谁家藏有自己所缺的书，就千方百记地辗转借抄。刘敞《公是集》、刘攽《公非集》，他原以为亡佚不传，后得知尚传于世，一直念念于怀，直到临去世前不久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还惦记着。《分甘余话》卷四载：门人殷彦来誉庆书至，云刘原父、贡父《公是》《公非》集，吴下藏书家有之，许借钞录。又新安族人携一书目，有《汉上题襟集》、苏叔党《斜川集》，客腊转售吴兴贾人。今绩溪胡氏、宁国许氏尚有藏本，当多方购觅传写。余梦寐以之，聊记其语，以俟他日机缘若何耳。[26]正是凭着这份苦心，又得友人鼎力襄助，他宋元别集的庋藏才不断丰富，成了他藏书中足以骄人的一部分。他所藏的石介《徂徕集》、尹洙《河南集》、岳珂《玉楮集》、张养浩《归田类稿》，就连收藏集部最富的黄虞稷也没有[27]。徐一夔遗稿四册，篇章比朱彝尊藏本多出一倍[28]。柳开《河东集》、葛立方《归愚集》、刘安节《刘左史文集》、谢薖《竹友集》、洪适《盘洲文集》、张孝祥《于湖集》、姜夔《白石集》及王应麟集也都是一向以抄本流传的稀见之本。今传刘喜海抄本《池北书目》集部著录256种，半数以上是宋元人集，由此也可见渔洋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学者的藏书不同于藏书家之处，就在于藏书非仅藏而已，重要的是用。王渔洋藏书在他的文学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藏书家的角度说，藏书是他日常玩赏、研究的对象；而从作家的角度说，藏书又是他琢磨历代诗歌创作经验，开展诗歌批评，著书立说的材料和依据。首先，像大多数藏书家一样，王渔洋的藏书也是他作文献研究的对象。他每得一种书，都要考究一下它的作者、内容和版本情况，以题跋的形式记下自己的研究成果。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春岑阁钞本《河南集》即有渔洋三跋，康熙十九年九月初读此书，校正误字若干，作跋记之。翌年六月读僧文莹《湘山野录》，得尹洙为钱惟演所撰《临园驿记》，不载于集中，再作一跋。明年十月得见二十七卷足本，乃知《河南集》原书卷第，又作一跋说明，使读《河南集》者得以了解其书的原貌。遇到真伪有疑问的书，他就举内证、外证加以考核，究明真相。如《古夫于亭杂录》卷六云：余家有《疑耀》一书，凡七卷，乃李贽所著，而其门人张萱序刻者。余尝疑 其为萱自撰而嫁名于贽，盖以中数有“校秘阁书”及“修玉牒”等语。萱尝为中书舍人，撰《文渊阁书目》，而贽未尝一官禁近也。又观论温公一条，中云“余乡海中介”，益信不疑。萱广东人，与忠介正同乡里。然必嫁名于李，又何说也？[29]他的结论显然是有道理的，因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便接受了他的论断。对一些存在重出讹乱、收录不当情况的书，他也一一考证辨析，在题跋中予以指正。宋元文献中这种例子尤其多，如《蚕尾集》卷十《跋山居杂志》：“村歌聒耳乌盐角，社酒柔情玉练槌”，宋末《月泉吟社》中佳句也。《山居杂志》载杭人徐炬《酒谱》，乃引作少陵诗，不辨格调之类否，而妄称子美，则《虢国夫人》、《杜鹃行》、《狂歌行》诸篇妄人皆杂入杜集，又何怪乎？内乡李子田蓘撰《宋艺圃集》二十二卷，凡二百八十人。时在隆庆初元，海内尊尚李、王之派，讳言宋诗，而子田独阐幽抉异，撰为此书，其学识有过人者。然于宋初载廖融、江为、沈彬、孟宾于之流，皆五代人也。又取马定国、周昂、李纯甫、赵泛、庞铸、史肃、刘昂霄诸人，皆《中州集》所载金源之产。定国又刘豫伪翰林学士也，而与平园、诚斋、石湖、放翁等并列，淄渑混淆，所宜刊正。[30]这类文字在渔洋文集和笔记中占了相当的比重，成为他著述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不知道是该说他得益于书籍呢，还是该说书籍得益于他？这在以前的藏书家中是少有的，从中可以看出他藏书的目的主要是服务于研究和著述，而他的藏书也的确与他的研究和著述有着直接的关系。王渔洋晚年编纂《五代诗话》，主要是利用自己在五代、两宋史传、说部方面的丰富藏书，所阙很有限。如《吴越备史》、《唐摭言》、《玉壶清话》三书，早年他都向朱彝尊借读过，但未录副收藏，康熙四十二年（1703）编《五代诗话》时，只好托宋荦辗转再借[31]。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因为他自己收藏的宋元文集已足够使用，他对宋元诗的认识直接来源于藏书的阅读。据我考察，王渔洋最初涉猎宋元诗是在康熙二年（1663），当时的印象是很粗浅的，反映在《论诗绝句》中。他真正对宋元诗有所体会应该说是在康熙八年（1669），这时他在清江榷署任职，冬闲无事，阅读韩愈、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虞集诸家诗，各题一绝句[32]。此后，针对明代以来学唐诗的流弊，他有意识地提倡宋元诗，在康熙中叶引发诗坛的宋诗风气。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春，渔洋为补救宋诗风气带来的流弊，重新举起盛唐诗的大旗，以《唐贤三昧集》问世，重塑唐诗的理想，完成了“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晚年“以太音希声，药淫哇锢习”的历史转变[33]。然而就在《唐贤三昧集》付刻的同时，他却浏览了朱彝尊所辑宋人小集四十余种，一一评次（《居易录》卷十七）。恰好宋荦在二月间寄来张泰来《江西诗派图录》，渔洋一览而知张氏未见刘克庄《后村全集》中的《江西诗派序》一文，乃取以补证，复据晁以道《嵩山集》补王直方、江端本兄弟传记，又杂取宋籍有关记载对张书加以订补，成跋文四则，编于《居易录》卷十七和《蚕尾集》卷十。在此前后，他还借阅了黄虞稷抄自宋本的南宋诗人小集二十八家，以为姜夔、周弼、邓林三家诗最可观，手自抄之，余一二佳者仿摘句图附录于后（《居易录》卷二）。这种兼容并蓄的广博胸襟，使他超越门户之见，超越一己趣味的局限，最终成为集中国古代诗学之大成的诗论家。渔洋晚年归田后，闲居无事，多读宋人说部，留下许多读书心得在《香祖笔记》中。晚境颓唐，世味愈淡，他越发喜爱并用功于宋元诗，除继续用功于《山谷集》外，还看了敖陶孙《臞翁诗集》、谢薖《竹友集》、张孝祥《于湖集》、姜夔《白石集》、张雨《句曲外史杂诗》等一批宋元别集。在平心静气的玩味中，他对宋诗的美学趣味有了更深的体会，也有了自己的评判标准，于是他选出若干首宋代绝句，采摘佳句，著录于《香祖笔记》卷五，作为晚年定论。同时，广泛的阅读还使他获得对宋代文学流变的全盘认识。康熙四十四年（1705），他写了一段对北宋诗流别的评论：宋人诗至欧、梅、苏、黄、王介甫而波澜始大，前此杨、刘、钱思公、文潞公、胡文恭、赵清献辈皆沿西昆体，王元之独宗乐天。然予观宋景文近体，无一字无来历，而对仗精确，非读万卷者不能，迥非南渡以后所及。今人耳食，誉者毁者皆矮人观场，未之或知也。[34]他对一些大家的真髓也有了更深的体认，比如黄山谷，他说：朱少章《诗话》云，“黄鲁直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禅家所谓更高一着也”。此语入微，可与知者道，难为俗人言。[35]这样的议论不是出自提倡宋诗的中年，而是发于与诗坛隔绝的晚年，显然得力于赋闲乡居后对藏书的集中阅读。渔洋诗学中许多有价值的见解都形成于晚年，这不光与长年的涵咏、积累有关，也与他晚年安定、悠闲的读书生活有关，而这得以实现的前提就是丰富的藏书。[1]朱彝尊《池北书库记》，《曝书亭集》卷六十六，康熙刊本。[2]王士禛《跋摭言足本》，《蚕尾集》卷九，康熙刊本。[3]王士禛《居易录》卷十四，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3938页。[4]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5]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中华书局1984年版，上册第162页。[6]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三，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4882页。[7]孔尚任《孔尚任诗文集》诗集卷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8]刘坚《渔洋书籍跋尾》，有啸园丛书本；陈乃乾《重辑渔洋书跋》，中华书局[9]1958年版；王绍曾、杜泽逊辑《渔洋读书记》，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汉籍善本目录》著录，昭和三十九年大仓编印本。[10]详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康熙十六年、二十九至三十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增订版。[11]李富孙《编次曝书亭著录自序》，《校经庼文稿》，清末刊本。[12]翁方纲《题载书图后》，《小石帆亭著录》卷六附录，乾隆五十七年刊本。[13]翁方纲《苏斋笔记》卷十一，《复初斋文集》卷一○二，《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第8723页。[14]王士禛《居易录》卷二，又见《蚕尾集》卷九《跋杜诗》。[15]朱珪《权载之文集序》，《权载之文集》卷首，嘉庆十一年赵氏亦有生斋刊本。[1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礼部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444页。[17]《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梧溪集》提要，第1457页。[1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西村集》提要，第1495页。[19]任兆麟《跋渑水燕谈足本》，《有竹居集》卷十二，嘉庆二十四年两广节署刊本。[20]朱彝尊《太平寰宇记跋》，《曝书亭集》卷三十四，参看《居易录》卷十二。[22]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5册第3673页。[23]朱彝尊《柯寓匏振雅堂词序》，《曝书亭集》卷四十。[24]王士禛《分甘余话》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页。[27]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六，下册第387页。[28]姚祖恩辑《静志居诗话》卷二徐一夔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上册第57页。[29]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6册第4944页。[31]王士禛《蚕尾集剩稿》所收《寄宋牧仲开府》：“近欲得《吴越备史》、《摭言》足本二书，有所考证。竹垞藏书中皆有之，希为鼎致慨借。明春二月必返璧也。”[32]王士禛《渔洋诗集》卷二十二《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诗偶有所感各题一绝于卷后凡七首》，康熙刊本。[33]详本书第二章“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消长”。[34]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十，第192页。《古夫于亭杂录》卷一：“余观宋景文诗，虽所传篇什不多，殆无一字无来历。明诸大家用功之深如此者绝少。宋人诗，何可轻议耶？”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6册第4841页。
原载《学人》第15辑（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