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希望孩子实现父母的梦想，这份“执念”可能成为孩子患抑郁/双相的根源
前两天，我们分享了抑郁症/双相障碍患者小英的康复经历。她出生于单亲家庭，妈妈是精神心理障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但我认为是误诊，现在更大可能性是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过度诊断的类型）患者，姥姥性格强势、要求严厉。小英从小接受较粗暴的家庭教育，承受了巨大的学习压力。
上高中不久后，小英精神、情绪崩溃，无法学习，出现幻觉。后来，她被诊断抑郁症，也有医生考虑她是双相障碍，甚至精神分裂症早期。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对她的效果都不明显。
经过我们的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后，小英的部分心理创伤得到修复，自我觉察能力和理性逐渐增强，药物越吃越少，最终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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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小英的康复可称不上“顺利”，甚至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她从广州回家后多次与家人发生冲突，与妈妈、姥姥激烈对抗。再加上她曾擅自停药，引发停药反应，这个过程非常痛苦。
所以，得知她最后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并越来越好，重新求学后又成绩优异，我和催眠治疗师Lucy真的特别、特别欣慰。这不但因为她是我们接诊的患者，还因为她的经历实在令人心疼，我们对她有着非常特殊的、深刻的情感。
从她的心理干预和康复过程中，我们也梳理总结了一些心得、感受，以下与广大患者家长分享。
从小，妈妈和姥姥就反复叮嘱小英不能有坏念头、坏行为，否则可能死后下地狱；
小英才上小学，妈妈和姥姥就让小英看恐怖、血腥的“信佛影碟”，展示地狱里的酷刑；
小英都得病了，终日恐惧、不安，舅舅竟然还逼她接受“驱邪大师”的所谓“治疗”。“大师”说小英被妖精和鬼魂附体，又把孩子吓得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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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英家人的这些做法实在无知、愚昧至极！对孩子造成了大量的、叠加性的心理创伤！
当然，我们不是说她们信佛就全然是坏事。小英一家非常善良，待人真诚有礼。从她们面诊到心理干预结束，每次她们看到我、或跟我告别时，都双手合十并深深鞠躬。这令我深深感动，深受触动。
而且，小英一家当时对我们的信任甚至达到了“虔诚”的地步，是我们接诊过的家庭中信任配合度最高的家庭之一。对我们提出的建议愿意积极接受，而且表达感恩。这些因素都令心理干预效果更显著，也有助于她们作出更加理性的决定。
正因如此，我们对于小英的诊治也愿意投入更大的精力，有一些付出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医患关系。虽然这不是我们的义务，但从情感上出发，我们十分乐意。
所以，她们吸取了佛学中的真、善、美，这是信教给她们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换来别人的积极反馈。但整体上，她们的信仰方法偏于迷信，而不是学习佛学中真正的智慧和处事道理，这是小英妈妈、姥姥的最大问题之一。
从这个角度上看，信仰宗教到底对精神心理问题有没有帮助？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也充满争议。我个人对宗教的认识较浅，也难以从深刻的角度作出分析。
但仅从精神心理临床干预的角度，尤其是结合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的大量实践经验来看，如果家长希望通过信仰宗教的方式加快精神心理障碍患者的康复，这一定要慎之又慎！
宗教信仰的价值和意义有其两面性，尤其对于青少年患者来说，它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信仰的方式不当，甚至可能弊大于利。
（关于宗教信仰对抑郁症、双相障碍的作用，可点击查看：信仰宗教对抑郁症可能有一定缓解作用，但这一类患者最好不要尝试）
小英的患病根源究竟是什么？考虑到她的妈妈曾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如果这个问题由传统的精神科医生来回答，他们大概率会认为这有较大的遗传因素，先天敏感体质，再加上后天应激事件的触发而发病。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小英患病的主要根源是叠加性的心理创伤。而且这些创伤可以追溯到姥姥那一代。
小英的姥姥非常能干、要强，但因特殊的时代背景，错失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她把考取大学的梦想寄托在小英妈妈身上，不断对女儿施压。
小英妈妈之所以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其背后也遭受了大量的叠加性的心理创伤：
其一，小英姥姥不断对小英妈妈施加压力，令小英妈妈痛苦不已，内心渴望逃离原生家庭；
其二，小英妈妈一直成绩优秀，但在高考前不堪重压，心态崩溃，导致高考发挥失常，没考上大学；
其三，小英妈妈在怀孕时，又遭遇丈夫出轨，导致婚姻失败，对其造成极大的心理冲击。
而且，由于小英妈妈想要逃离原生家庭，在她踏入社会并遇到小英爸爸后，实际上是缺乏理性思考的，便不顾母亲的反对与其结婚；在离婚后，小英姥姥又不断指责小英妈妈，令她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而此时女儿的出生，并未为她带来幸福，只是反复激活她婚姻失败的心理创伤。
虽然我认为其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可能误诊，但按她的回忆，当时她达到了重度抑郁症伴精神病性症状的程度，也是非常严重的。
从小自我要求极高的妈妈可能认为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姥姥可能也这么想。所以小英出生之后，姥姥和妈妈几乎把所有对于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是一种“执念”！
可想而知，小英自幼就承受了来自两代人的夙愿和极高期待，她的学习压力有多大。再加上家人信佛对她造成的心理创伤，来自校园的负性事件，她刚上高中就精神崩溃、出现幻觉，比妈妈当年的病情还要严重！
其实，像小英姥姥和妈妈这种心态的家长非常普遍。他们有些人生梦想没有实现，心存遗憾。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待背后，有不少因素是将自己未能达成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其出发点既是为了孩子好，但也是为了自己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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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父母们意识到自己有这种心态的话，一定要及时调整。首先，父母一定要保持年轻的心态，养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不断自我提升，扩宽自己认知的边界。
这既可以为孩子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也有助于自己和孩子建立“积极努力，顺其自然”的心态。
而且随着认知边界的不断拓宽、认知层次不断提升，父母很可能发现，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固守过去的教育执念，而应该适当地让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选择人生道路，这可能比走父母设定的路发展得更好。
还有，如果孩子被诊断抑郁症、双相障碍等精神心理障碍，父母除了要反省原生家庭中负面因素对孩子造成的影响，还要反省父母各自原生家庭的负面因素对孩子造成的影响。
只有这样，父母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孩子的患病根源，能更好地理解孩子，更强地进行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
当然，我们以前强调过，大家不要把“原生家庭”等同于负性词。原生家庭的影响有负面的，也有很多正面的。患者小英非常善良、懂事，坚强、聪颖，悟性也很高，这就是原生家庭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宝贵的财富。
所以，父母们要理性分析原生家庭中的各种因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高觉察能力，才能让整个家庭获得蜕变。
当时，小英未经我们及其母亲同意擅自停药，并出现了较严重的停药反应，我们十分担忧。
再次重申，一旦开始接受药物治疗，患者、家属绝不要擅自减药、停药。如果实在不想服药，可以在精神科医生指导下逐步减停，降低风险。
否则，将有可能出现较大的停药反应，若处理不当，极有可能令病情恶化，后续的临床干预将更加棘手。
小英当时出现了恶心、失眠、头晕等停药反应，作息紊乱，又有情绪波动。再加上妈妈和姥姥仍对其不理解，有言语指责，亲子双方发生冲突。小英说非常、非常痛苦。
而为什么她最终挺过了这个阶段？一是因为有前面的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基础，她的自我觉察能力、自我调整能力大大增强。
另一个重大原因是，小英后来跟我说，催眠治疗师Lucy曾叮嘱她尽量不要突然停药，因为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停药反应，Lucy告知了她停药反应的症状，因为其他突然停药的患者曾经告诉过Lucy这种感受。同时Lucy告诉小英，停药时如果出现停药反应，她一定要挺过去！小英对Lucy高度认可和信任，Lucy的话是她当时的精神支柱之一。
而且，我们认为她接受心理干预回家后，与姥姥、妈妈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并不是复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觉醒”，又或者是心理成长的过程。
小英接受心理干预前处于重度抑郁发作，她极力自我否定、不停指责，面对姥姥、妈妈的指责和外界的打击时，她采取的是忍受，而且完全内归因，认为都是自己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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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接受完我们的深度心理干预后，她学会了自我保护，必要时会反击，情绪激动时甚至会骂回去，甚至有时言辞激烈。在妈妈和姥姥看来，以前乖巧的孩子怎么变得暴躁、忤逆，好像更严重了，这对她们造成很大的心理冲击。所以小英妈妈总是问我：“孩子是不是复发了？”
但从心理创伤的角度来看，小英的这种处理方式虽然不是非常理性，但对于她而言，实际上是心理上的巨大成长！
因为小英遇到来自于外界的打击或者遭受委屈时，不再向以前那样逆来顺受，认为是自己的错，不断地自我否定，反而有了自我保护的意识和勇气，学会了反抗。这样，来自于外界的负性刺激就不容易形成新的创伤，反而通过积极的心理防御甚至反击，内心更加自信和勇敢，从而也有助于越挫越勇的性格形成。
虽然当初的亲子冲突带来了客观上妈妈和姥姥的痛苦，但这比起以前，更容易促进妈妈和姥姥的反省。何况，我还通过微信引导妈妈和姥姥看清楚冲突背后的真相，以及小英心理的成长，引导家人更加理解她，给予更多的包容。
就如小英自己所说的：“我感觉自己在慢慢恢复思想和意识，一切变清晰了。情绪平静时，我觉得自己的价值观比以前更加清晰，知道自己在干嘛了。”
所以，在这个阶段，家人必须理性应对，不要灾难化思维，更要理解、包容孩子的“变化”和反抗。
当然，小英妈妈和姥姥的自我反省和改变不足，也与我们当时心理干预模式未够完善有关。他们并未详细、深入地得知小英症状背后的心理创伤，自然未能充分认识孩子的疾病根源，也未能作出更有针对性的改变。
而且，小英的舅舅实际上充当了类似于“父亲”的角色，给予了小英关心和支持。但是因为他自己的局限性，也给小英造成了一些心理创伤。而且心理干预过程中，他一直未能参与，因此也无法深入了解小英的心理创伤并积极自我反省。
现在，我们加强了对家庭心理干预的力度。如果孩子的父母也有精神心理问题，甚至也是精神心理障碍患者，那他们必须接受家庭治疗。
在临床实践中，我们曾遇到青少年患者强烈要求其母亲也接受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我们经过评估、考虑后同意了。后来，患者母亲情绪恢复了平稳，从而避免了一再对孩子造成伤害！这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个启发。
不过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同意针对父母的心理创伤进行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
可能有些读者还是感到疑惑：小英结束第二轮心理干预回家后，与家人发生剧烈冲突，并多次表达非常痛苦；可为什么数月过去后，她的状态越来越好呢？
这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力量让她突然脱胎换骨？
首先，这与上面提及的、小英学会自我保护和反抗有关，也与我在微信上对她和她妈妈的积极引导有关。
另外，这与小英接受过的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的效果逐渐沉淀、显现有关。
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技术（TPTIH）对某些精神心理障碍的表面症状和行为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失眠、噩梦、暴饮暴食、情绪的控制等等。
但对于患者拓宽认知边界、提高思维层次、促进心理成熟、高逆商的塑造和人格的完善和提升等方面，TPTIH的起效时间可能较长，当然相对于传统的心理学理论和技术而言，还是大大缩短了时间。
接受完我们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的青少年患者，在结束心理干预后半年到两年的时间段，基本上都印证了这个规律。他们刚结束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时，症状大幅度缓解，甚至消除，学习状态和社会功能恢复，父母非常高兴。
而后续我们定期随访时，很多父母反馈孩子在短期内变得越来越成熟、理性，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态度甚至超越了父母的认知层次。这令他们喜出望外，甚至也有点超越了我们的期待。
我们分析多个个案后认为，这很可能与Lucy在深度催眠下对患者进行的认知引导有关。这不是“认知行为疗法”里的简单的认知治疗，而是糅合了积极心理学、Lucy本人对精神心理的理解，还有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感悟之后的产物。
当然，按照目前我们的心理干预模式，在每次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之后，我也会进一步对患者进行更加深入的认知心理干预。对比起一般的认知行为疗法，我们给予患者的是更深刻、睿智的认知和理念，融合了我们个人人生的感悟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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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知引导在认同我们的患者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但在缺乏实际人生经历和患者个人感悟的前提下，这颗种子可能会暂时“沉睡”。
而当患者回到现实生活后，他们在日常工作、学习和为人处世中不断经历、感受和思考，这颗种子就会慢慢生长发芽，产生积极的影响。从父母的角度来看，孩子似乎是突然长大了，真正长大了。
还有一点，这与当时舅舅把小英安排到酒店入住，及时减少家庭中的负性刺激有关。
当时家人的初衷是培养小英的独立生活能力，但在客观上，也让小英和妈妈、姥姥有了一定的物理隔离。
妈妈和姥姥是小英情绪波动的最大负性刺激源，而且小英从小在家里造成叠加性的心理创伤，其住所的物理环境、摆设和气氛都有可能令她感到压抑、烦躁，从而激活她未经修复的更深层面的心理创伤。
所以，当她离开家庭换了全新的生活环境后，负性刺激骤然减少，前期心理干预的效果更容易呈现，她的情绪越来越稳定，表现越来越好。这又反过来令妈妈、姥姥感到欣慰，给予小英积极的反馈。
而且，当时她的学习效率很高，看到了出国留学的希望，带来了充足的动力。从这时开始，小英的康复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越来越理想。
所以，尽管小英的舅舅未能前来接受家庭治疗，但是他还是有智慧的！只不过对于佛学的理解，他有认知边界。相信通过小英的康复，他也会不断地自我反省！从而给小英更多的支持！
所以，如果原来的环境发生了太多负性的创伤事件，如果条件允许，孩子乐意，父母可以考虑帮助孩子脱离负性的刺激环境，创造新的环境，比如转学、搬家、甚至换一个城市生活，这可能有助于孩子的康复。
当然，父母不能指望光靠这个措施令孩子康复。父母加强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改善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积极解决孩子患病的心理根源仍是重要前提。
最后，希望近期分享的成功案例能给父母带来积极的思考、启发，给患者家庭带来康复希望，也期待读者们在评论区分享感受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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