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机长》刘传健：无数的荣誉和称号背后，又有谁知道他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正在全国热映的电影《中国机长》高度还原了川航3U8633航班“世界级备降”事件，画面真实震撼，情节扣人心弦，全体机组人员的“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的精神令人动容和敬佩！
最近热映的电影《中国机长》海报，图片来源于网络
大众对电影的故事原型并不陌生。2018年5月14日，从重庆飞往拉萨的川航3U8633次航班起飞42分钟后，飞机右侧挡风玻璃爆裂，舱内瞬间失压，副驾驶半个身子被吸出窗外。
机长刘传健承受着严寒和缺氧，手动驾驶飞机，34分钟后成功备降在成都双流机场，119名乘客安全落地。
这是世界民航史上第二起客机高空风挡玻璃脱落事件，半小时备降的难度堪称“世界级”。可以说，刘传健和机组人员创造了全球民航史上的奇迹。
事故后第3天，刘传健和其余机组成员第一次参加了发布会。此后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在接受调查的同时，该航班的机组全体成员被授予“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的荣誉，荣获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关键人物刘传健更是收获了各种称号——中国民航英雄机长、最美退役军人、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全国道德模范……
这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英雄故事，但现实中，英雄心中的痛苦和压力并不为人所知。
“大家都想忘记这次事件”
刘传健拯救了过百个鲜活的生命和家庭，创造了奇迹，集各方面的褒奖于一身，许多人以为他的内心应该充满了喜悦、自豪和骄傲，认为自己的壮举值得为人称道。
刘传健，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真相并不是这样，从精神心理学角度，这次事件对刘传健和其余机组人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创伤。
在大众眼里，刘传健在危急关头的应对是沉着的、专业的，媒体报道中也极力地强调这一点，这当然是事实。
但另一个被忽视的视角，甚至被机组人员故意回避不谈的事实，是他们当时的情绪和心理活动，以及艰难的心理康复过程。
我们通过大量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的临床实践总结发现，心理创伤至少包括4个方面：强烈的负性情绪、扭曲（尤其是灾难化）的认知、当时的情景或场面，还有躯体的感受。
就以刘传健为例，在高空中面临死亡的时候，虽然表面上他是冷静的，但他内心肯定也有过极度的焦虑、紧张甚至恐惧，这是人类在高危情景下的本能情绪反应。也正因为这些强烈的情绪反应，才能迅速激发人体的急性应激状态和潜能。
第二，刘传健当时的认知。
身为机长，刘传健当然明白挡风玻璃破碎意味着什么后果。从后来的采访得知，挡风玻璃破碎之后的十多秒里，他回忆自己是懵的。实际上，他是处于极端负性情绪导致的灾难化思维下的恶性循环中，出现了思维停滞。
虽然媒体的报道都集中在正面，“在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刘传健没有慌乱，而是迅速恢复理智”。但几乎可以肯定，在那十几秒里，刘传健有过灾难化思维，比如飞机坠毁了，全体机组成员和乘客遇难，他再也见不到家人，妻女要承受失去他的痛苦，等等。
这种灾难化认知又会反过来令他更加恐惧。幸亏，受过极为专业训练和心理素质过硬的刘传健能够从这种强烈的负性情绪和灾难化认知中迅速脱离出来，而他的应对反应也近乎本能式的呈现出来。
第三，当时的情景和画面。
刘传健在媒体中透露，在事情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副驾驶半个身子被吸出窗外的身影、挡风玻璃上越来越大的裂痕、被强风破坏得四零八落的驾驶舱，每一个细节都会不时在刘传健的眼前如电影般回放，或者出现在他的梦里。尤其在出事后三四天里，他必须要借助安眠药才能入睡。
刘传健、梁鹏接受采访，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专业上讲，这是应激障碍中典型的闪回症状。
第四，身体的感受。事故中，刘传健的肌肉高度紧绷，在高空中承受着寒流、强风和压力差，他告诉媒体，即使事件后，他有些瞬间仍觉得当时的巨大压力差又回到了身上。
而且，事后刘传健的身体出现了各种反应，他患上了高空减压病，“长时间全身疼痛、身体关节发痒，难受得不行”。
刘传健如此，其它机组成员也是这样。
据报道，去年10月底，这个“英雄机组”的成员为第一次复飞进行体检。其中，飞行员需要通过一个眼压测试，往眼睛喷气流来检测眼压。对于飞行员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项目，但徐瑞辰开始怎么也做不了，他就是那个当时半个身子被吸出了窗外的副机长。
而刘传健，去年11月16月，他的首次复飞任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他坦承，“虽然检测通过了，但进入机舱时我还是很忐忑。”
走进驾驶舱，刘传健不由自主地望向了驾驶舱风挡玻璃（警觉性提高）。那天的飞行很顺利，但刘传健仍旧无法控制地回忆起5·14那天的一些细节。飞机落地后，无数的媒体等待在机场，面对媒体整个机组都在沉默，刘传健情绪有些失控，“这和出事儿那天的情景很像，我像是回到了当时。”
在今年1月，事情已经过去大半年了，但在刘传健的回忆里，机组的同事们从不会一起谈论这件事，大家很有默契地选择回避，“很多事情，都能让我们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大家都想忘记。”
可见，创伤事件当中的负性情绪、感觉，对刘传健等机组人员来说是记忆非常深刻的。这并不是让人兴奋、愉悦的记忆，相反，每次有意无意的触及都令他们再次体会到当时的负性情绪和身体感觉。
应激障碍可更高效康复
从以上报道里的信息可以看出，刘传健和机组成员仍有少许闪回、回避等应激障碍症状，虽然随着时间的消逝，这种创伤记忆导致的症状会逐步减弱，但从心理角度来看，他们尚没有完全获得心理康复，这恐怕是事实。
从临床上讲，他们其实经历了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相关症状持续3天到1个月）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创伤后相关症状持续超过1个月）的过程，并需要长期地、持续地接受精神心理康复治疗。
所幸的是，刘传健上个月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复飞已经快一年了，现在的状态挺好的，3U8633航班事件肯定是有心理影响的，但是自己积极配合心理治疗师，已经成功走了出来。
“就像是感冒一样，现在已经恢复了。”对于电影《中国机长》的上映，刘传健说如果有时间，自己会第一时间观看。
电影《中国机长》，图片来源于网络
可以看出，这时的刘传健已经能坦然地、积极地面对那次事件，应激症状已经基本缓解。但是，他用“感冒”来形容这次经历，显而易见是想刻意淡化，似乎再不想引发大众的担忧。其实，他的心里非常清楚，这段生命历程堪比“癌症后康复”，甚至比这个比喻更加令人恐惧、充满波折和复杂。
刘传健对航空事业的热情也重新燃起，“只要条件允许，我愿意飞到60岁”，刘传健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军人即使已经退伍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从去年5月到今年9月，刘传健接受的心理治疗持续了或有1年3个月，其中还包括精神科药物的治疗。
可能有人觉得这耗时也太长了，但主流精神科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就是长程的。心理治疗上主要依靠传统的认知行为治疗（CBT）、眼动脱敏再加工（EMDR）、冥想-放松疗法等，药物上可用抗抑郁、抗焦虑和抗惊厥药等等。
而且，对于创伤较多、较大的患者而言，以上的方法可能效果并不佳，患者遇到与创伤相关的刺激时，极有可能病情反复，再次陷入恐惧。
所以，刘传健作为5·14事件的核心经历者之一，能在1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康复，可以说是非常快速和理想了。除了因为有专业而持续的心理治疗之外，这与他军伍出身，接受过严苛的训练，有过硬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也有很大关系。
刘传健，图片来源于网络
那其它机组成员的康复情况如何？尤其是那位被吸出窗外的副机长？目前并没有相关报道。而且，机组人员尚有相关部门提供的专业治疗资源，那当时的航班乘客呢？
我相信，当时的乘客都有一定的心理障碍，不过由于未发生伤亡，再加上机组成员的专业应对，乘客们的心理创伤的程度并不大，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缓解。
不过，不排除有少部分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内心较敏感的乘客，到现在为止仍有做噩梦、闪回等应激症状，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我还想起了汶川地震幸存者和和马航MH370乘客的家属，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仍深陷痛苦。尤其是马航MH370的家属，有的老人至今仍不忍面对现实，甚至不能看见、听见“飞机”等字眼。
可以说，目前主流精神心理学界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治疗是相对低效的，缺乏高效的、深入的治疗方法；而大众对这个疾病的意识、理解和求治动机也不足。但与此矛盾的是，在航空等职业服务领域，对高效的应激障碍康复手段有非常迫切的需求。
2014年，我曾在北京与民航总医院的时任院长深入交流。那时，我们机构仍以深度催眠下的条件反射重建技术（CRRDH）为主，创伤修复的心理干预技术仍未成熟。
那位院长对航空从业人员的心理素质和心理干预非常重视，他对我们的技术非常感兴趣，希望有机会合作能为机组人员提供更高效的心理援助。不过，后来随着我南下创业，合作就此搁浅。
现在，我们的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技术（TPTIH）已经非常成熟，治疗速度也非常快，并积累了大量临床案例。经历了重大创伤的患者，在身体症状基本得到控制后，再接受深度催眠下的创伤修复，约两到三个月内应激症状便会基本消失，如果配合得当，还可以建立起面对危险情景时，更积极、更高效地应激反应，更好地化险为夷。
不过，我们的技术目前的操作难度仍较高，短时间内尚无法进行复制和普及，我十分期待尽快解决这一难题，待具有足够的技术可复制性时，能为国家的航天、航空、轨道交通等职业领域的人员提供高效地心理援助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