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与泰戈尔的诗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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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民
1939年冬，画家徐悲鸿应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邀请，去往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讲学。
1937年4月14日，泰戈尔在印度圣蒂尼克坦由他创建的国际大学，主持了中国学院的揭幕典礼。在典礼上，泰戈尔作了《中国和印度》的长篇演讲，回溯了中印两国悠长的传统友谊：“在那个年代，全凭个人的英雄气概跨越高山恶水，需要非凡的恢宏气魄克服疑虑、惶惑。两个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相逢之时，不是战场上的死敌，而是文雅的朋友，无比欣喜地交换礼品……对我来说，今天是一个期待已久的伟大日子。我可以代表印度人民，发出消隐在昔年里的古老誓言——巩固中印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谊的誓言。”
基于这样的良好愿望，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先后邀请了多位中国学者、艺术家到这里讲学、创作，使这里成了印度第一个研究中国的中心。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徐悲鸿来到了印度。
泰戈尔的后半生，几乎把全部精力用在发展教育上。这所国际大学，就是他亲手由只有几名学生的小学逐步扩展而来。泰戈尔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孟加拉语著作稿酬，以及圣蒂尼克坦的土地房子，全部捐赠给了该校，使其得到长足发展。泰戈尔的许多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徐悲鸿来到这里后，他们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日子。
徐悲鸿绘甘地
徐悲鸿办展筹款救国
圣蒂尼克坦，是印度语“和平村”的意思，这里有“美丽香芬之花卉”，有“佳果与佳酿”，这些，连同泰戈尔那圣人般高贵的举止、优雅的言谈，给徐悲鸿留下了“天堂”般的记忆。
在圣蒂尼克坦，徐悲鸿仍以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他最爱的艺术创作。因为对泰戈尔神仪的仰慕，他为这位伟大诗人画了多幅肖像。如今在中国介绍泰戈尔的书籍中常用的一幅泰戈尔彩色画像，就是徐悲鸿在这段时间完成的。此外，徐悲鸿还为泰戈尔画了多幅素描、速写，表现了泰戈尔工作、生活中各方面的情形。
1940年2月，印度“圣雄”甘地，与妻子一道来圣蒂尼克坦拜访泰戈尔。这也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会面。泰戈尔在风景如画的芒果林里，为甘地举行了欢迎集会。泰戈尔对甘地十分尊敬，他曾赞誉他是“裹在乞丐衣服里的一颗伟大心灵”。
就在这次集会上，泰戈尔把徐悲鸿介绍给甘地。在拥挤的人群中，徐悲鸿用短短几分钟时间，为甘地画出一幅十分传神的速写半身像。甘地愉快地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这幅速写后来得以保存下来，上面徐悲鸿的落款十分清楚：“廿九年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时半 悲鸿”。
看到徐悲鸿画的画像，泰戈尔与甘地交谈，建议能够举办一次画展，以表达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甘地表示赞许。当天晚上，泰戈尔和甘地一起，举行了祈祷。那唱颂和平的祝祷歌声，给徐悲鸿留下很深的印象。
泰戈尔的建议，给了徐悲鸿一个展示的机会。当时国内抗日战争正酣，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筹得款项，以支持祖国的受难民众。他立即着手个人画展准备。画展准备好之后，他请泰戈尔观看了这些画。泰戈尔不顾年高体衰，亲为画展写了前言：
“美的语言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而其音调毕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我们提供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景象，而无损于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
在前言的最后，泰戈尔特别推崇地说：
“我欢迎这次徐悲鸿绘画展览，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我确信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将从这些绘画中得到丰富的灵感。既然旨趣高奥的形象应由其本身来印证，多言是饶舌的，这样，我就升起谈话的帷幕，来引导观众走向一席难逢的盛宴。”
由于泰戈尔的支持，画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圣蒂尼克坦展出之后，又移往加尔各答举行。两次画展筹得的款项，徐悲鸿全部寄给了正在战乱中的祖国。
徐悲鸿绘泰戈尔
异国风情点染画笔
1940年4月初，印度天气渐热，徐悲鸿便到印度大吉岭山居了三个多月，在那里潜心绘事。因为环境优美、生活宁静，徐悲鸿得以畅泳于艺术之海。在不长时间里，他竟绘出大小中西画作近百幅。最重要的是，他完成了早已构思，却一直无法集中精力动手的大型作品——《愚公移山》。
这幅国画，以写实而略带写意的手法，将愚公一家数口挖山不止的顽强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挖山之人，大多赤裸全身，动作幅度略加夸饰，人体筋肉突现，极大限度地扩张了人类精神力量；画面中的老人、妇女，尤其小孩形象，在后面作为映衬，显现了团结一致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坚定信念；画作动静相合，延展出时间空间的深广度，是一幅极难得的艺术杰作。
徐悲鸿在此时竭力创作《愚公移山》，当然有其现实意义。这幅取材古代寓言故事的巨制，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服、不惧艰辛、持之以恒的精神，鼓舞了在民族危亡之时，全国人民共同抗敌、坚持到底的信念。
1940年7月6日，徐悲鸿带着一大批收获，返回国际大学。第二天，他曾写信给国内中华书局的主持人舒新城，告诉他《愚公移山》大画已完成，但由于无法装裱，当时不能展开浏览（这幅彩色国画高近1.5米，长达四米多）。此外，他还介绍当时国际大学的一位学人给舒新城，因为此人翻译了泰戈尔的十篇小品，希望中华书局能予以出版。
之后的几个月，徐悲鸿在印度各地游历。并由此对他原先不甚在意的印度艺术和社会，有了深一步认识。他曾经到过加尔各答，在博物院见到数千年前一石牛，叹为观止：“简约华妙，不愧埃及名作，足以代表印度极盛时代之伟大精神。”在看了更多印度石刻后，徐悲鸿不由为其如鬼斧神工而惊叹。他不无夸张地形容说，他们对石头的刻镂，“如划豆腐，无不如意。”甚至说，这些石刻大概是“上帝先做软石”，等印度人“雕镂成功，再使之坚硬……”
当然，异国风情也点染了他的画笔，除去画了大量的人物速写，他还创作了《喜马拉雅之山林》、《喜马拉雅山之晨雾》等油画、国画和素描。由于在漫游期间他曾骑马驰骋，他笔下马的形象也更富表现力，更加千姿百态而有了人格化的魅力。
诗画情谊永远留存
不足一年时间的印度之行即将结束。这段时间，对徐悲鸿非常珍贵。在国内或其他地方，他常有许多绘事之外的杂务得去应付，难能有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创作。而在印度，他几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他爱的事业之中。这些，当然得感谢泰戈尔。
当年11月，行前的徐悲鸿怀着感激的心情去向泰戈尔辞别。这时的诗人，大病初愈，躺在卧椅上。听说徐悲鸿要走，他郑重地嘱托：在你走之前，必须为我选画。原来，诗人泰戈尔在60多岁时，又开始了绘画创作。到此时，已画成两千余幅。对于徐悲鸿的眼光，他是十分信任的，所以在他打算出版画集时，请徐悲鸿来为他选画。
徐悲鸿接受嘱托后，花了整整两天时间，与国际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一道，在两千多幅画作中，选出精品三百余幅，又从此中择出最精者70幅，交付国际大学出版。
从后来的情形看，泰戈尔的此举显然有托嘱的意味。此时他已十分虚弱，陆续请人整理出版画集、作品，向人世投下最后的眷顾。徐悲鸿离开不过数月，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去世。去世前几天，这位天才诗人创作了一首诗，希望在他逝世时能将其唱响：
前面是宁静的海洋......
让死亡的桎梏消灭，
让广大的世界伸臂把我抱在怀里，
让我内心获得对巨大未知的认识。
此时的徐悲鸿，正在新加坡举办画展，听到这个消息，他十分悲痛。在此后的不长时间，他以文字形式，记下了在印度的游历情景，记下了目睹的印度杰出美术作品。当然，他更以感恩的激情，写下了《泰戈尔翁之绘画》这篇力作，介绍了泰戈尔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又对泰戈尔的绘事，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分析。
泰戈尔这样的大师，在绘画上，并没有工具材料方面的特别要求，所以，“所用作具，无论中国或日本制之纸墨，或西洋画师用之水彩色纷铅笔条或油色”，无不随手拈来：“各色杂糅，毫无顾忌，彼所需者，为合于心量轻重之色泽，其材料之如何调和，不获措意也。”
从内容看，“若因风动念，忽见一马，后有牛，便可连串，或忆鳄鱼。而骆驼经其前，载胜复降于旁者，则斑驳离奇，允称盛会。”
但泰戈尔又不拘一格，浮想联翩，使徐悲鸿亦不得不以诗赋句式表现之：“送琼浆与劳工，假寝床于巨蚌，夺梅妃之幽香，食灵芝之鲜，吻河马之口，绝壑缀群玉之采，茂林开一线之天，利水泑之积，幻为群鸿戏海……”
对一个艺术家，对其艺术的介绍，不正是最好的纪念吗？徐悲鸿以这种形式，表达出了他对泰戈尔真挚的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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