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事儿，乡事儿

正月十三，我和红军一块吃了顿饭。我们是在洗车店遇见的，恰值饭点儿，又多年未见，就在附近一家面馆吃了简单的午餐。

红军是我的同乡。我们不相见，已有近十年。

红军的父亲叫建国，从名字上看，有点岔辈儿。后来我曾想，起名字真是个大学问，红军一家也许就因为这名字没起好的缘故吧。

建国是村里的电工，又承包了生产队的果园，有技术，人精明，早早地娶妻生子，日子过得不错。建国的果园种在山下沟旁，承包后为了不闲置土地，在果园周边的空地和株距较大的树下又种了西瓜。建国懂技术，西瓜格外甜。虽然刚刚包干到户家里余粮不多，但每年母亲都会用麦子到建国的果园换两次西瓜，直到今天我依然可以回忆起那满口的香甜。

建国也有烦心的事儿。有年夏天，果园里闹狐子，好好的瓜不是被偷走，就是被糟蹋得瓜烂蔓折。建国早年在矿上工作，托熟人搞回来几个雷管，炸狐子。放了几天，没听响儿，西瓜继续丢。一天下雨，建国找放在瓜棚床下的胶鞋，发现雷管横七竖八地摆在床下，顿时一身冷汗。收拾了雷管，稳定了心神。建国不甘心，想狐子再精，也不会懂电，雷管不行，就用电网。没几天，果园的周围就多了一圈电网。瓜没再丢，电到了人。

那天是晌午，快上学的时候，太阳白花花的刺眼。果园围满了人，警车亮着灯，建国戴着手铐被公安从果园里架出来。不远的地上，躺着一具青年的尸体，盖着一张苇编的凉席。青年的母亲哭得呼天抢地、撕心裂肺，人群的议论和苍蝇的嗡鸣和谐成韵。

那天很热，一下午我都没心上课。红军根本就没来上课。

红军比我大四岁，原和我二哥同学，后来和我三哥同学，再后来和我四哥同学，等到和我同学一年后，小学毕业了。初中时我考入了镇上的初中，红军留在了村校。初中三年，他依然很刻苦，终于在我即将高中毕业的时候考入了一所中专。

建国判的是无期。在建国入狱后两个月，红军有了妹妹，叫红霞。那些年家家都不富裕，都是只顾个温饱，虽然没有建国，但红军的母亲能吃苦，乡亲帮衬着，日子就一路过了下来。红军读中专的时候，建国回来了。但回来的建国再也包不了果园，种不了瓜，也当不成电工了。在监狱矿区服刑期间，矿上搞基建，建国负责接线，带电作业，从梯子上被电打得摔了下来，腰椎折了。提前释放。

红军的家更苦了。

好在家里供出了学生，红军马上要毕业，建国也跟着别人学会了配钥匙，天好的时候就开一辆改装过的三轮车，到五里外的镇上配钥匙，红军母亲过早苍老的脸上慢慢有了红晕。红军毕业前，建国托人买钢筋、问砖料，想把原来的土窑旁盖三间砖窑。

“孩子马上毕业了，得筹算着娶媳妇了！”

砖窑没盖起来，建国死了。还是夏天，一场暴雨后，建国从镇上往家赶，回村的坡太滑，没把住，连人带车翻进了沟里。

办完建国的丧事，红军就毕业了。但不分配。没有固定工作的红军开始四处打工。红军的母亲是彻底地老了。红军的家也开始与周围的乡亲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最终，沟畔的土窑洞只剩下他们一家。生活很难。

更难的是红军的婚事。托人说了很多，没有一位姑娘愿意。那两年，红军忽然就生出了许多白发。以至于红霞已经远嫁广西之后，红军还是单身。

有次回村见到红军的时候，他终于解决了婚姻问题。找了一个邻村的姑娘，长得敦实，人却尖刻。不下地，不做饭，经常和红军的母亲吵架。红军忍受不了，离了婚，一个人去了城里，很少再回去。

两个月后，红军的母亲得了中风，瘫了。红霞从广西回来接走了母亲。红军便更少在村里露面。

后来，红军的母亲又回到了村里，那时村里几乎已没了红军的音讯。听说红霞的家远不如我们这里，偏远，闭塞，穷困。从此，红军的母亲一个人过。拖着半瘫的右腿和麻木的右手。

红军似乎回去过，我没有见，或许是因为我也很少回村的缘故。但两年前回家接父母，我却看到红军的母亲病似乎好了，走路已经很利索，手也比以前灵活。听说是同村一个赤脚医生治好了她。

那天和红军吃饭，谈到了他的母亲，他似乎也知道母亲的近况。而且他又结婚了，找了个离婚的女人，带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我说挺好。

我终是没有向红军提起钱的事，那是十年前，我刚开始做汽车配件生意，他在汽修厂干活，就给他发了一批配件，央他帮着卖。大约他也忘了。临别时我们加了微信，但直到今天，一直没聊过。

后来我看了看微信的好友，偶然通过各种关系加的同村的小伙伴的微信，大约都很少聊。大约也都很少回去。

时间往前走，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