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走向一种身体叙述学》前言

Narrative：Toward a Corporeal Narratology

叙事：走向一种身体叙述学

丹尼尔·庞德（Daniel Punday）

初看之下，身体叙述学（corporeal narratology）似乎是以一种反直觉（counterintutive）的方式去处理书写和阅读中的故事的。去探询身体在叙事中的角色便意味着结束了一个长久以来的传统：即把阅读设想为脱离肉体的、纯智力的或者经常是精神体验的方式。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将识字（literacy）描述为奴隶的动物性体验意识，以及使他沿着智力和政治自由的道路前行时，便清晰地阐明了这一传统。道格拉斯将他首次经历“脱离肉体”的阅读过程描述为一种使肉体变得更难以承受的体验：“我有时会觉得学习是一种诅咒而非幸福，它会把我陷入无法治疗的悲惨境地，它促使我去面对那些恐惧点，又无法脱身出来。”今天的批评家仍在力劝读者相信，文学在广义上是一种将我们单个的身体投入广阔的社会性理解中去的行为方式。正像哈罗德·布鲁姆所坚持的，“深度阅读，不是去相信，去接受，去质疑，而是学会分享单个个体的所写与所读。

如果坚持认为身体持存于故事之中似乎违背了叙事的精神性，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诉说的故事里的身体同样也有违我们所投入的身体经验的独特性。事实上，如果询问故事里的身体，大多数人都会首先想到那些侵入我们阅读的“不舒适的身体”——由于长期在床上阅读而造成的僵硬的脖子，在海滩上阅读畅销书的眯缝着的双眼；当我们合上书重新进入日常世界中去时，我们感到短暂的记忆丧失，这些情况下，身体似乎是独立的个体，这也是阅读椅与读书台灯设计者们永远也无法弄明白的地方。同样，当我们注意到故事里的身体——以及在看到《哈姆莱特》结尾舞台上四处杂陈着的身体时，人们很难不这么想——这些身体似乎确实是侵入了叙事的结尾，即情节结束后剩下的东西之中。

当然，在叙事中那些承诺要将我们脱离个体身体的将会是一些相当吸引人的东西，比如那些在我们的身体顽固地抵制情节，并为我们的个性赋予关联时的那些令人舒服的观点。在这本书里我想论证的是，这些吸引（appeals）和舒服（comforts）既非自然的，又非是无法避免的。正相反，它们是那种传统的产物，即以一种独特的有时是矛盾的方式把我们身体的实用性形塑进故事情节中去。在面临技术革新时，最近的一个防卫传统阅读观的说法——斯文·伯基特所说的“阅读的幽灵生活”，实际是以一种使我们意识到这种逃离的方式来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创造并填补了一个至今不存在的内部场所，无论书页上发生了什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我们已经为现在独特的虚构故事腾清了空间，这给了我们一种自由和控制感。内心和外在世界的联动感更少受到赞扬，同时，继续或者几乎如此。”在阅读时，我们不仅逃离了身体，而且这种逃离体验与肉身性的中止正式我们阅读快感的一部分。伯基特仅仅描述了许多方式中的一种，即我们可以在阅读中想象身体，但是他描述的是与故事、读者和阐释之间关系的方式，甚至在它宣称故事帮助我们逃离身体时的方式。

在描述“阅读的幽灵生活”时，伯基特有意地模糊了个体身体和一些阅读带来的总体性的肉身体验之间的界线，这种省略便是我试图去阐明的一种阅读现象学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身体叙述学的基本悖论：那些促使身体对叙事以及我们思考阅读的方式变得如此重要的就是，它是如何看起来有力地反抗了文本呈现的。然而， 当我们审查我们讲故事的方式时，我们会发现将身体呈现于叙事的方式中有一种非常独特与规整的模式，换句话说，对叙事的呈现远非是一种无法抑制的单个“他者”，身体始终给予意义并常常作为文本呈现的一部分。同时，正像伯基特所阐明那样，身体对于我们讲故事以及思考阅读方式本身的价值，确实常常正是它的“他者性”（otherness）——它代替本应在呈现之外的能力范围，无论是我们讲故事的方式，还是我们为分析故事而建构的叙述学，都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将身体作为文本呈现策略的一部分而加以利用。

由于身体是我们叙事和叙述学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探究路径，即通过我们的研究以跨越和原路折回两种方式。首先，我们可以探究身体是如何作为故事的组成要素而展开的，也可以探究传统叙事中的情节、性格与背景等要素的运作。一种身体叙述学（A Corporeal Narratology）在这些方向上的开拓丰富了这些讨论叙事的传统术语，并为故事分类和影响分析提供一些实用的工具，这种层面上的身体叙述学有助于我们探查这些在故事元素中工作的身体，这是在其他地方没有的。同时，因为不同文化和时代对身体有不同的思考，比如尤其不同的是，这些不同的身体概念是如何引导作者建构情节和背景的。其次，一种身体叙述学还可以探究身体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叙事分析。伯基特的关于身体中止阅读的描述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身体不仅利于讲故事，还对故事的重要性以及对阅读经验的描述有利。这个维度的身体叙述学很自然地从一种叙事方式分析转向了一种叙事阐释学理论——即故事是如何对读者产生意义的。对我来说，似乎最有意义的是这样一点，此处通过在不同文化与时代中想象身体方式的不同所引起的历史差异来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我们自己叙事阐释学的历史状况。换句话说，尽管我们极易将阅读故事视作一种跳出我们历史与社会的方式，但它仍可以是一种对阅读本身的思考方式。这种阅读被许多其他人所限制，比如一种人类身体的概念。如果那些经历了独特历史时刻的批评家们发展了我们研究叙事的术语——比如20世纪的欧洲与美洲文化——那么我们最基本的叙述术语和假定都可能被刻下一种思考肉身性的独特方式的烙印。

事实上，我想讨论的是在18世纪被定义为“小说的诞生”的现代讲故事的方式，它部分依赖于现代文化的产生及其在思考我们身体时所发生的改变。反过来说，叙述学也反映了人类身体性的独特感知。可以说，现代叙事、现代身体以及叙述学本身之间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在人类身份、文本性以及肉身性等方面生产了一系列相互支撑的假设。正如在思考人类具身化（human embodiment）方面出现了新的范式后，我们也可以在阅读一个故事所产生的意义和作者在他的故事里置放身体的地方看到同样的变化。因此，一种身体叙述学不仅要修正性格与情节理论，描述叙述阐释学的丰富感知，同时也要有助于我们期待这样一种方式的产生：书写和叙事研究将会随着我们开始反思身体而改变，比如，作为一种基因蓝图的结果或者通过克隆（cloning）而无限复写的方式。

对这个研究课题的深刻思考与进展，我有太多的人要感谢。这个研究的大纲诞生于1998年我参加的康奈尔大学关于批评与理论的暑期学校期间，尤其是Cathy Gallagher的“叙事的消亡”激发我完全以此为核心去深入思考叙事概念的历史语境。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本书都可以看作是在叙事学和新历史主义之间建立对话的一种尝试。回到普渡大学盖莱默校区，我还要感谢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对我一部分教学活动的减免，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去构思这本书的各个篇章。系里的朱迪斯·伯丹一直是我小说历史，尤其是18世纪小说历史的信息与建议的来源，因为这超出了我现阶段的学习领域。Kit Hume彻底通读了初稿，并对整个课题研究都提供了意见。布莱·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阅读了第二章的初始版本“风格”（Style），他给我的建议与鼓励支撑着我完成本书的其余部分。第一章得益于Philip Jenkins提供的建议与资源，许多章节都以某种形式在每年的叙事国际会议上发表，从中获得的反馈和建议也让我受益良多。我还想感谢Palgrave出版社的读者，正是他们的建议才孕育了这本书的前言。

第二张的部分首次以“风格”（Style）出现在“一种身体叙述学？”的标题之下。（风格34.2[summer 2000]：27-42）。而在征得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同意后，第二章出现的人物又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政治无意识：叙述作为一种社会的符号行动》得以重印。

最后，我要感谢Carol和Sam在我写作与修订这本书时对我的耐心和支持。他们也明白这本书里诞生的任何人都不是出自无身体的（disembodied）大脑，而正是来自身体的大量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