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 追随龚书铎先生问学记

【核心提示】在当代中国，凡读过大学历史学专业的人，对龚书铎的名字不会太感陌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大多数同学上课使用的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教材是由龚书铎等人编写的；二是在任课老师开列的教学参考书中，龚书铎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国近代史部分》又排在第一位。

龚书铎（1929.3—2011.11），福建泉州人。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他在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多项开拓性或突破性的学术成果，主编的本科教材《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第4版）曾荣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代表性著作有《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增订本）、《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等。

在当代中国，凡读过大学历史学专业的人，对龚书铎的名字不会太感陌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大多数同学上课使用的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教材是由龚书铎等人编写的；二是在任课老师开列的教学参考书中，龚书铎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国近代史部分》又排在第一位。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曾做过调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历史学专业，超过60%的院系都在使用中华书局版的《中国近代史》教材。我读大学时，中国近代史课使用的就是这本教材。后来考硕士研究生时，也主要复习这两本书。可以说，在见到龚书铎之前，我对他已是仰慕之至。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1984年11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上。这次会议是由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那时，我刚刚考上胡思庸的硕士研究生，而胡思庸当时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因了这层关系，会议期间，我便从开封跑到郑州会议现场旁听。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龚书铎等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诸多前辈学者。

■1998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年会暨历史系主任联席会议期间，作者与先生合影（前排从左到右依次为：龚书铎先生、李文海先生、赵淑慧教授、田余庆先生，后排为作者）。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论鸦片战争前后的舆地学》。要研究鸦片战争前后的舆地学，经世思潮是躲不开的问题，而龚书铎的《嘉道年间的士林风尚与经世派》一文，则是这方面研究的力作。在准备论文阶段，我曾将此文反复研读，并根据引文顺藤摸瓜，几乎查阅了当时在开封所能找到的所有图书，从而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知识界，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1986年6月我外出访学，途经西安、兰州、敦煌、呼和浩特等地，并在北京专程拜会了先生。先生肯定了我的论文选题，并就我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回答。也就在那时，我萌生了把《嘉道年间的士林风尚与经世派》一类的经典文章结集出版，供青年学生揣摩的想法。当然，真正实现这一愿望已是在20年之后。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了河南大学历史系教书。1990年，我报考了龚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在培养学生方面，私下里早就听到过“南章北龚”的说法。“南章”说的是章开沅，“北龚”说的就是龚书铎。龚先生门下，不仅学生多，而且毕业后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也多。

先生对博士研究生的要求相对要宽一些，但绝非放任不管，只是平时不多说，关键时刻才点拨你一两句。凡对学生学习有益的事，他总是有求必应。入学之初，先生给我们讲过一学期中国近代文化史课。我们知道他曾主编过《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一次课后，有位同学便提到这本书，表示想看一看。几天之后，先生便送了我们每人一本。以后先生每有专著出版，总是提前写好名字，当面送给我们，或托人转交。

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选题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易流于空疏，太小又容纳不了太多内容。所以，论文的选题过程，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过程。龚门的学生，就博士论文的选题而言，乍一看来，五花八门，但稍作归类，就会发现基本涵盖了近代文化史的方方面面。这里面既有学生的探索，更有先生的整体把握。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论鸦片战争前后的舆地学》，八万余字。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时，我曾极力想避开这个题目，甚至一度认为自己很难在原有基础上再有突破。

先生曾经讲过，近代文化的核心是民主和科学。对近代民主思想，熊月之写过《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一书，但对近代科学思想，一直没有一本较有分量的著作。因此，一段时间我曾围绕中国近代科学思想史来考虑论文选题；也曾翻阅过中国科学社所办的《科学》杂志，终因对自然科学知之不多，担心论文难以深入而作罢。师兄郑大华曾建议我写张君劢，但我总感觉张君劢的思想不够深刻。一次到先生家再次讨论论文选题，因我写过一篇关于戊戌时期“排荀运动”的文章，先生便问我能不能写近代诸子学。我深知诸子学内容庞杂，两年多时间很难写完，所以婉拒了先生的建议。几番讨论后，先生又提出晚清地理学的选题，我表示可以做，并把掌握的资料情况给先生汇报了一下，又表示最令我困惑的是不知该怎么写，如果以人物和著作为主线，内容将会显得支离破碎，一些人物和著作甚至不得不放弃。他颇为生气地说：“你难道就不能围绕问题来写么？你刚才说的地理学研究与民族救亡，不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吗？”坦率地讲，在我的印象中，学术史著作，特别是那些名著，无论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还是科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普雷斯顿·詹姆斯与杰弗雷·马丁的《地理学思想史》，基本上都是以人物和著作为主轴展开的，所以在思考晚清地理学这一选题时，我陷入了一个死胡同，总是围绕人物和著作兜圈子。先生的这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让我一下子开了窍。前些时间我给人大历史系的新生讲治学经历，我用“胡思庸先生教我读书，龚书铎先生教我思考”两句话来概括我的成长历程。其中后一句，说的就是这次谈话。先生的这一次教诲，不仅使我很快确定了学位论文（即后来出版的《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一书）的基本框架，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思维习惯。此后，不论再研究什么课题，我都会自觉地围绕问题来展开思路。

修改论文是辛苦的。我们同届三个人，每篇论文都有20多万字，每次见到先生，他都是在审阅我们的论文。有的论文先生不止修改一遍，而且还会交给我们方法，比如，有时看一句话，总感觉不够顺畅，但又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把这句话念出来，自己念自己听。凡逻辑不通的地方，听着就不顺畅。多念几遍，自然明白。这一招还真灵！我自己后来就经常这么做，并将其传授给了我的学生。

先生不仅教我们治学，而且教我们做人。毕业前夕，先生专门与我们师兄弟三人进行了一次非常认真的谈话，重点是教育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做人。先生身教重于言教，凡是他要求我们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了。但他做到的，我们却未必能做得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