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天生就是诗人，有的人则更适合研究诗，郭沫若属于后者

有的人天生就是诗人，有的人则更适合研究诗。郭沫若属于后者。能使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我以为并非是他的诗歌，而是他的诗歌理论。

1920年2月，郭沫若在给宗白华的信中提出了“诗的本职专在抒情”理论，这一主张在现代新诗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中国新诗美学理论的建设，对中国新诗的进步和成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01 “诗的本职专在抒情”的提出，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郭沫若批判继承中外诗歌传统、总结新诗创作实践经验的结果；是诗人勇于探索新诗美学理论的重大收获

在中国新诗发展年间，祖国受难，人民反抗，革命在不断发展。时代要求诗人，使自己的呼声成为中国人民的心声；时代要求诗人，使自己的诗情成为革命斗争的鼓点和号角，从而铸造时代的伟大的史诗。

诗的内容改变，同样也要求诗的形式与之相适应。旧诗格律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严重地抑制了诗人激情的抒发。

摆脱旧诗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这是时代对于诗的要求。为着适应激烈动荡、瞬息万变的时代，为着表现人民溯烈昂奋的情绪，“诗的本职专在抒情”的美学主张便应运而生了。

“五四”以后，新诗冲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复活了诗的生命。但是，新诗向何处去，始终是现代诗人十分关注并努力探索的问题。在现代新诗发展史上，存在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出现了很多有影响的诗论主张。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争，乃是论争的焦点。

郭沫若始终密切注视着新诗运动的发展状况，不但用他的诗歌作品为新诗的发展奠定基础，而且用他的诗歌美学生张巩固新诗的阵地。他创作的《女神》最早体现了彻底摆脱旧诗格律束缚的自由创造和勇猛地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开启了一代诗风。

与此同时，仍有人死抱住旧诗格律不放，以“有韵无韵为界”来衡量新诗的优劣，否定新诗的成就，企图把新诗导向形式主义的歧途。郭沫若针对当时新诗的现状，总结新诗的创作经验，于1920年明确提出了“诗的本职专在抒情”的美学主张。

以后，他紧紧把握新诗发展的正确方向，对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等脱离现实内容、表现病态感情，单纯追求形式的不良倾向给予严正的批评，对新诗创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加以认真的探讨和研究，不断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和完善他的美学主张。

他指出古今中外诗歌在表达感情方面是相同的，而所用的形式则完全不同了。所以，他明确提出把“限于抒情，而采取自由的形式”作为新诗的基本特征。“限于抒情”是其内容特征，“采取自由的形式”是其形式特征，“限于抒情”是首要的，“自由的形式”则在其次，甚至他“最厌恶形式”。

在他看来，新诗出现形式主义的症结是一些诗歌缺乏真实的情感，有矫揉造作之弊。因而强调诗歌要“限于抒情”，要追求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即使采取“自由的形式”写出的诗，如果缺乏真实情感，缺乏诗意的内容，照样不是诗。仅仅倡导“自由的形式”，不能保证新诗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只有在倡导“自由的形式”的同时，主张“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才能使新诗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才能造成一代活泼清新的诗风。

诗歌的历史表明，诗一旦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的生命就处于危殆，而每当战胜了形式主义之后，诗又大大前进一步，诗就是在与形式主义作斗争中不断前进的。新诗取代旧诗以后，若不继续与形式主义作斗争，新诗的生命仍然难以保证。郭沫若的这一主张，实际就是借助抒情的力量对新诗形式主义发动的猛烈冲击。

如果说艾青的“诗的散文美”的美学主张，着重是从形式上保证新诗对人民火热现实斗争生活的反映的话，那么，郭沫若的主张则着重是从内容上保证新诗对人民火热现实斗争生活的反映。

他们异曲同工，都在客观上起到了廓清诗坛的作用，都为我国自由体诗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建树。

02 “诗的本职专在抒情”的主张核心是“感情”问题

郭沫若认为，感情既是诗歌创作的出发点，也是诗歌创作的归宿。诗人因“情动于中令自己不能不写”，于是就有了诗。而诗又是以强烈的感情直接唤起读者的情绪，实现它的社会价值。

所以，郭沫若把感情问题视为诗歌的核心，并对之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说：

“我们要有正确的感情，必须有正确的生活，要有正确的生活，必须有正确的思想。”

他认为感情问题，生活问题，思想问题，是诗歌内容的根本问题。感情居于三者首位，它与生活和思想密切相关，生活解决感情的来源问题，思想对感情的性质起决定作用。

感情来源于社会生活，但是，诗歌不像其它文学样式那样直接反映社会生活，而是直接表达人的感情，一是通过表达人的感情去反映社会生活。虽然一切文学作品都要包含感情，但在不同的文学体裁中却有不同的侧重，戏剧重在表现，小说重在叙述，而诗歌大都是直接传达感情。

郭沫若作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把感情在诗歌诸要素中的地位看得最为重要。他在《论诗三札》中写道：

“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Strain（重压），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旋律），生之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

这种理解一直贯穿在他初期的诗论中。他清楚地认识到生活是文艺的源泉，感情来源于生活，更加主动地投身到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中去积蓄诗情。当情绪燃烧得厉害时立即写成，便成佳作；在诗的热情横溢时大笔挥就，而成绝唱。

他认定“诗是强烈的情感之录音”，把感情看作诗的生命，把感情的强烈与否视为诗歌高下优劣的标准。

感情对于诗来说是如此重要，是否有感情的诗就是好诗呢？诗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时代，属于一定的阶级和阶层，其感情也必然带上时代的和阶级的印记。

他说：

“在一个时代里面，对于最大多数的人有最大益处的东西，才能是最善的东西，最真的东西，最美的东西。”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旋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想感情。要衡量诗歌的感情是否是真的、善的、美的，就要看他的诗歌是否奏出了个时代的主旋律，是否抒写了一代人的思想感情。

“五四”时期，郭沫若主张抒写自我。他说：

“诗底主要成分总要算是‘自我表现’……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

不过，他的“自我表现”与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的单纯的“自我表现”是根本不同的。他认为：

“个人的苦闷、社会的舍闷，全人类的苦闷，都是血祀沟源泉，三者可以说是一根直线的三个分段，由个人的苦闷可以反射出社会的苦闷来，可以反射出全人类的舍闷来，不必定要精赤裸裸地描写社会的文字，然后才能算是满纸的血泪。”

这就是说，他希望通过抒写自我，达到表现社会的目的。这对那些与社会、时代有隔膜的诗人来说，无法实现，而对郭来说，则恰恰合适。

比如在《女神》中，诗人的血和泪总是和社会、时代、民众结合着的。他说《凤凰涅槃》：

“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他的《天狗》中所创造的“天狗”，也决不是什么“自我扩张”，而是“五四”时期要求个性解放、冲破一切封建罗网的叛逆者形象。

他诗里那种热爱祖国，热爱劳动者的感情，为自由、人道、正义而战的呼声，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理想，都与时代精神合拍，与人民的感情相应。所以他的诗充分地表现了时代潮流和人民的感情。郭沫若说：

“诗人是感情的宠儿，他也有他的理智，也有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

这就是说，抒什么情的问题又与思想相关联。事实上，思想和感情是有血肉联系的，没有不受思想支配的感情，也没有脱离感情的思想。郭沫若认为：

“思想是生活的舵轮，没有思想的生活是盲目的，由那种生活所发泄出来的感情每每会流为狂妄……无正确的思想便先正确的生法，无正确的感情，无正确的方法，因而也就无正确的诗歌与文艺。”

这指出了思想对诗歌创作的指导作用，思想对感情的支配作用。

“五四”时期，郭沫若思想中强烈的个性主义，使他提出了“表现自我”的诗歌主张，而这种个性主义不仅是为了个人，而是把它当作求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一种途径，这就使他的抒写自我的作品具有广泛的概括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郭沫若认为，思想之所以对诗歌创作具有指导作用，是因为诗不仅是诗，也是人格的表现，是人格冲动的表现，对于读者的人格和思想不能不发生影响，从此出发，郭沫若提出“做诗还在做人”的问题，认为做人方面的努力也是做诗方面的努力。

诗人要充当美的发现者，要抒发美好的感情，他的人格和思想首先应当是美的。郭沫若曾说：

“你的人格够伟大，你的思想够深刻……那你一定能够产生得出铸造时代的诗。”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思想呢？郭沫若认为：

“凡是能够顺应着人类进化的潮流，主张克制个人的自私自利的欲望，把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放在第一位，积极策进人类进化的那种思想，总不失为正确的指示。一个人总要先有这种利他的牺牲精神，然后才能够成就一切。诗，自然也不能够例外。”

因此，要想成为真正的诗人，思想和创作必须一致，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为指导。唯其如此，他的诗歌才能揭示出生活的真理，抒发出真挚美好的感情。郭沫若说：

“如诗人对某一种高尚的思想或真理，怀着热忱的憧憬，而加以颂扬，或生活在那种思想当中，如象山里的泉水，自然流出声音来那样，那样的哲理诗或思想诗，我们是不能反对的。那正是一种高度的抒情，伟大的诗无宁是必然具有那样的成分的。”

诗歌中的思想是诗歌的灵魂，它不是教条式表现出来的概念，而是作品中、自然而然流放出来的哲理的光芒，就像水晶的光芒那样蕴藉而透明。

在郭沫若的诗中，诗人有时直抒胸臆，让深刻的哲理思想裹着感情的血肉从心底吐出；有时托物言志，让寄托于物的哲理思想带着感情的甘霖进入读者心田。这样的哲理诗或思想诗，不正是一种高度的抒情吗？

总之，郭沫若认为只有以正确的生活为其基础，以正确的感情为核心，以正确的思想为其指导，才能产生出真正的好诗来，生活美、感情美、思想美组成了诗的内容美，而诗的内容美又主要是通过感情美来体现的。这就把诗的内容的实质揭示得十分清楚，十分深刻了。

03 “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既重视感情与生活和思想的联系；又重视感情与灵感和想象的联系

郭沫若说：

“我想诗人的心境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类的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类的印象都活动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便是诗的本体，只要把它写了出来，它就体相兼备。”

为此，他把诗归结为一个公式：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

这个公式虽有不够完善之处，但它却指出了诗歌的重要特点；感情(在郭的诗论中，情调、情绪、感情乃是同义语)、灵感、想象是诗的内容的主要成分，它们有着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联系。

灵感本是文艺创作中的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郭沫若以诗人特有的敏感，肯定了灵感的存在，他在回忆《女神》的写作过程时，多次肯定了灵感的奇妙作用。他更打破了灵感的神秘感，对灵感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他说：

灵感“这种现象并不是灵魂附了体，或是所谓‘神来’，而是一种新鲜的观念突然使意识强度集中了，或者先有强度的意识集中因而获得了一种新鲜观念而又累计地增强着意识的集中度的那种现象。”

这就说明灵感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诗人“获得了一种新鲜观念”，也就是说，由于生活中某种事物的触发，使诗人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种新思想、新认识、新情绪。因此，他进一步指出：

“你的生活范围愈大，你的灵感的强度也就愈大。”

这就说明灵感和情感一样，都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它是内部的灵魂与外部的自然的构精，是诗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最愉快的邂逅。

并且，郭沫若还认为灵感与情感有着密切的联系。灵感是在心灵中爆发的地震，它带着强烈的情感冲动。郭沫若说：

“有时情兴来时立即挥成。济感来时觉得发热发冷的时候也有。大概立即挥成的东西是比较动人的，而后来方始写成的偏于技巧。”

这里分明是谈的灵感，却用了“情感”、“情兴”的概念来表达，说明灵感本身就是一种情感运动，灵感和情感就像孪生兄弟一样，相辅而行，不可分割。

一方面，一种潜在的情感随着灵感的爆发而猛增、强化，达到白热化程度；另一方面，伴随灵感而起的情感又反过来增大灵感的强度，延长灵感的周期。

“五四”时期，腾空而起的反帝爱国运动，使郭沫若犹如埋藏在火山底下的爱国热情喷薄而出，由此形成了诗人创作灵感的爆发期；诗人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又使诗人的灵感强度加大，周期延长，他曾将近三四个月的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

灵感和情感相互作用的结果，使诗人“发热发冷”，“浮想联翩”，“欣然命笔”。于是，这里就联系到了“想象”的问题。正如郭沫若说的，为了：

“把种种的直觉情绪分化蕃演起来，于是诗的成分中，更生了个想象出来。”

想象对于诗歌创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不过，郭沫若把想象看得更为重。想象在他那里，是可以任意驰骋不受任何拘束的东西，它既可以上穷碧落，又可以下尽黄泉，古今可以在须臾中看到，四海可以在片刻中抚就。

他认为，想象受着情感的支配，并为表现情感而活动，情感在前，想象在后。当情感由灵感触动而迸发后，就需要想象。因为他认为：

“想象与联想是情绪的推移，由这一事物向那一事物的飞翔……有了想象与联想，诗才不致死在狭窄的空间与局促的时间里”。

感情和想象又是互相依赖的，想象有赖于感情才能展开五彩斑斓的翅膀凭虚御风任意翱翔，感情有赖于想象才能将无形的内在精神活动转化为外在的有形的具体艺术形象。

没有感情，想象就无从产生；没有想象，形象就无从孕育，感情就无处附丽。

郭沫若的《女神》充溢着澎湃的激情和神奇的想象，特别在以古代神话和传说为题材的诗篇里，诗人不是拘泥于历史事实，而是通过大胆的艺术想象，用时代精神和主观理想加以酿造和丰富，诗中的英雄人物都带有诗人理想化的色彩，他们已不是古代社会的英雄，而是“五四”时期高唱战歌的勇士。如果没有主观感情和艺术想象的相互作用，无以达到此种艺术境界。

由此可知，以抒情为其本职的诗歌创作，是从感情的喷发中铸造形象，它需要强烈的热情为波动，猛烈的灵感爆发和丰富的想象驰骋。

因此，可以说，感情是形象的母亲，灵感是形象的契机，想象是形象的翅膀。它是由灵感的爆发，喷射出强烈的情感，情感推动着想象，想象把情感转化为生动、丰富、具体的艺术形象。在此过程中，情感活动贯穿始终，如果情感阻塞，创作就会中止，如果情感丰富而强烈，创作就会顺利地进行，诗歌内容也就会得到生动、丰富、形象的显现。

于此，可以这样认为：郭沫若主张“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而抒什么之情的问题是诗的根本问题，感情来自生活，思想支配感情；感情与灵感和想象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实际上，它是以感情为纽带，联结着内容范畴的两个不同层次：感情、生活、思想；感情，灵感、想象。

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诗歌内容的特征，如果说前一个层次侧重揭示了诗歌内容的本质特征，那么后一个层次则侧重揭示了诗歌内容得以显现的具体过程。但这两个层次又是互为表里，相互渗透的，例如生活、思想与灵感和想象就有着必然的联系。

郭沫若正是从这两个层次的有机联系中，把诗歌内容的实质及其创作的基本特征揭示得十分透彻，十分全面了，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