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形而上学化的“历史”概念——评析《历史·山水·渔樵》中的历史观
摘要：赵汀阳在《历史·山水·渔樵》一书中，构想了一种形而上学化的历史概念。他首先通过存在论的换位工作，将西方以万物秩序为导向的世界图景，置换到以人事为导向的生活世界，历史的含义在此过程中就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向被扩充为生活世界的全部意义。其次，他通过设立“有限内含无限”和“可被经验的超越性”的方法论，具体展开了历史对形而上学主题的超越方式。最后，赵汀阳提出了一种具有实验性质的“渔樵史学”，这种史学以话语的无穷性去映射历史的无穷性，从而使得历史成为容纳存在经验的精神空间。
关键词：历史观 经史一体 渔樵史学
作者孙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10248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2期P40—P46
责任编辑：薛刚
人们用以表征世界的观念与其历史意识具备深层的同构性。我们可以通过探究时空场域内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依据现有的知识体系建构属于人类的地球编年史。同时，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解也总是以知识型（episteme）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历史的分期则构成了一系列观念系统的基本单元。然而，由于西方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着不同的世界秩序图景，二者所演绎出来的历史观也就不尽相同。西方历史哲学或多或少与某种终极因的生成史有所关联，历史不仅被视为编排一致的事件序列，也可以被设定为理念在现实世界中的显现。在中国情形则有所不同，因为形而上学中的存在（being）问题并不是思辨的主要对象，相反更具经验效力的历史之道构成了文明的生长方式及其存在形式。正是基于中西历史观的基本差异，赵汀阳在《历史·山水·渔樵》（以下简称《渔樵》）一书中试图在二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一方面，他将存在问题放置在有限的历史空间内，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与整全存在相匹配的叙事空间，继而基于有限性去收纳无限性的问题。另一方面，他通过“山水”这一意象来确立历史空间内可被经验的超越性，从而弥补中国传统历史哲学所缺乏的形而上学内涵。本文将首先剖析《渔樵》一书的哲学起点，然后从“无限性”和“超越性”这两个问题来分析这种新型历史哲学对于形而上学的超越方式，最后将概述“渔樵史学”所具备的实验性质。
形而上学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矛盾一直作为主要问题活跃于西方思想史中。形而上学致力于探究实在世界的形成原因及构成要素，所以在其内部必然要求用一种关于本原（archē）的知识来解释生活世界。然而，人与世界的关系充满诸多偶然，尤其是人类经验的开放性无法被统一在某个具体原则或者概念之中。这意味着有关生活世界的问题只能作为万物理论的衍生物而被收缩在伦理学或法哲学的辖域。就算是后期胡塞尔所讨论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也仅是在“世界现象学”的角度上被把握为总体世界的本质结构。而如果我们试图在万物秩序与生活世界之间保持平衡，那么就必须设想如何在保证经验有效性的情况下，为人类世界设置一个超越的精神空间。
就此而言，赵汀阳在《渔樵》中选择了“历史”概念作为这样一种平衡装置。在中国传统视野下，历史可以拆解为两个部分，即历史之道与历史之事，二者又互为一体，道为体，事为用。按照赵汀阳的看法，道和事的动态互构性创生了一种新的历史方法论,“既然在事的范围内足以理解道，便不需要多余假设某种在别处的超越理念或者非人间的绝对存在。这就意味着，如果以历史为本，我们就只需要承认一种以人事为界限的存在论或形而上学。”在赵汀阳看来，历史场域中不仅存有诸多历史事实，在其内部还映衬着与诸事实相互对质的《六经》之“道”，并且历史之道必须作为历史之事的准则。在此角度上，他对于历史的理解实则是经史一体式的古典理解。正是在经与史可以相互阐释的基础上，赵汀阳将历史视为理性的现实，从而为中国传统历史观增设了存在论的维度。相较于一些指向永恒存在的哲学概念，也许历史的阐释空间仅作用于人类事务中。但正如赵汀阳所看到的那样，形而上学的万物理论预设了太多无法理解的外在本体，这就必然会面临诸神之战的思想终局。究其根本，诸如“存在”“精神”或上帝之类的最高级别观念无法在经验层面形成可共度的解释标准。并且在人类语言无法像数学那样纯粹的情况下，我们甚至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廓清这些概念的基本意义。赵汀阳优先选择以人事为导向的存在论，并将之压缩在历史空间内，其意图就在于确立一种“以经验为有效范围的形而上学”。
虽然历史的问题疆域在某些方面不及形而上学，但至少可以通过这种自我降维的方式使其本身成为能够自我解释的“生命体”。因此，它就如同一个中转站，接合了形而上学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分裂。在其中，所有事物的意义并不需要经由万物原则下降到人类世界之后才能够得到解释，因为“历史”概念已经设定了以人类经验为有效范围的阐释区间。赵汀阳之所以能够通过历史来实现形而上学的追求，正是由于他否定并舍弃了知识论意义上的万物原则，并在相反的意义上选择了一种以生活世界为导向的事情存在论（ontology of facts）。虽然说，在知识层面锚定物的秩序更适合作为存在论的合法基础，但是物本身往往限定于必然性，哲学至多反思其给定的模态条件，因而不可能像科学那样将之整合到某种统一的世界原理之中。以历史场域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则悬置了有关“事物秩序”的先验预设，并且依据各种表达生存经验的符号扩展了存在论的空间。尤其是考虑到，人们在任何时期都曾经发展出一套连续的符号和象征体系，同时将作为社会性创造物的历史秩序与存在秩序本身相等同，那么历史所容纳的时空在整体上就可被视为人类对于存在秩序的观念性整合。
当存在论问题收缩于人所创造的历史世界时，我们便能够“以历史创造者的思想尺度去反思万事的存在意义”。这样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历史概念在自身内部实现了意义的内循环，因而“历史”经由赵汀阳的存在论转化后，就展开为“文明对于时间的组织方式”。文明的生长方式及其存在形式，就是历史之道的演化模式。可以说，历史作为文明的生命之树，便是在形而上学的彼岸实现了世界意义的集合。在《渔樵》一书中，赵汀阳感兴趣的是如何解释历史内部的那些组合要素、关系和结构，以及历史赋予文明的可持续性意义。当他从“存在”和“文明”这两个维度来定位历史概念时，实际上首先展开的是存在论的换位工作，也就是将西方以万物秩序为导向的世界图景，置换为以人事为导向的生活世界，而历史的含义也就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向被扩充为生活世界的全部意义。在此基础上，赵汀阳才设想出一种属于人的“创世学”（creationology），也就是历史形而上学，或者说形而上学化的历史。
存在问题或许是最大的思辨对象，但在赵汀阳看来，它却难以构成“思想的有效问题”。就此而言，更具创造力的想法是如何透过存在者的有限视角反向定位哲学所探求的无限存在，而这也正是《渔樵》一书以“历史为本”来建立精神世界的深层动因。经由存在论的置换，基于此世的“历史”概念就被赵汀阳刻画为一种具备超越性的有限永在，它虽然依凭人类经验，却能够使得“生活世界具有内在的无限性”。为了达到这种理论效果，赵汀阳首先借助康托的集合论为“历史”概念配备了一个“有限内含无限”的内无穷结构；其次，他通过“山水”意象将历史的本质理解为“可被经验的超越性”。正是从“无限性”与“超越性”这两个概念出发，历史才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双重超越，并且获得了与存在问题相匹配的解释空间。
我们可以简短地回顾一下“无限性”与“超越性”问题在西方思想中的发展历程。严格来说，无限性观念出现于新天文学产生之后，诸如布鲁诺就是用一种几何学的空间观念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处所连续体。这些新型天文学通过数学几何化的方式，使得古代世界的目的论宇宙秩序被转换为由物质与运动规律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无限宇宙。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基督教内部针对“上帝的无限性”问题展开的经院式思辨。上帝作为纯形式并不需要任何质料和潜能，鉴于这种能力，祂也可以创造出无限多的宇宙。因此无限性超越了所有的偶性，并且“作为一种表达实体的内在样态的观念，它达到了无限的量度以至于它自身不缺分任何东西。”
无限性的觉醒消除了理念分有论和中世纪的存在类比学说，并在排除受造物与上帝的形式相似性之后提升了无限存在的超越性。只有超越的上帝才可以度量无限性本身，或许是在这层意义上，列维纳斯才将无限确立为超越者的特性。然而，无限性与超越性在神学中的结合也导致了理论上的一系列问题，这体现在笛卡尔面对永恒真理时所处的两难困境。在笛卡尔那里，无限性赋予了上帝超越性，上帝不但具有无限的理性认知能力，而且祂也以数学的方式设定了人类的理性秩序，也即永恒真理。但根据上帝的超越性，祂实际只是以创世者的姿态处于永恒真理之外。如果说，人类的有限理性只能作用于我们所认知的此在世界，并不能用来把握处于无限性与超越性中的上帝本身，那么我们就无法确保人类理性秩序的永恒性。因为任何理性都只能是人类既有知识秩序的结果，而不能用来理解永恒真理原本的基础。所以笛卡尔才将“我思”确立为理性秩序的原则，并借此连接“第一哲学”的两个对象，即上帝与灵魂。然而，这种解决方式只是使得“我思”成为连接上帝意志的基点，从而使得形而上学的首要对象从存在问题转换为知识原理，但不能从根本上保证真理的有效性，毕竟上帝与灵魂的关系仅建立在类比神学的基础上。
从无限性和超越性概念出发而确立的永恒真理，反而威胁了人类理性秩序的合理性。对此，康德和黑格尔也曾通过区分“真无限”与“潜无限”（又译为“恶无限”）来修补这一漏洞。所谓潜无限即前文所说作为不断超出自身的量度概念，而真无限则包含着先验观念论与经验实在论的统一，在此统合进程中“无限和有限都被综合为构成要素”。尽管康德仍然在先验哲学的视角下将真无限作为引导潜无限的调节性概念，黑格尔则将无限收缩到诸事物的关系中，因而在一种实在论方向以“类的诸要素”及其统一替代了潜无限。二者调和无限性概念的方向决定了他们对待超越性概念的态度，概言之就是康德将超越性问题全部排除在先验逻辑之外，而黑格尔则在绝对理念中实现了神学内部原有的超越向度。
虽然在原则上抛弃了上帝创世观，但康德和黑格尔的思辨体系仍然建构在笛卡尔“我思”的坐标系内。所以呈现出来的问题似乎是同样的，尽管普遍我思能够推导出完满的所思世界，可是如果理性秩序本身尚且存在，那么在绝对怀疑论中“我思”的有效边界依旧有限。也许只有在抛下永恒真理观之后，这样的矛盾才可能解决。因为我们无法描述真正属于人类的理性秩序是如何运作的，至少在哲学思考的现有阶段，并不存在集万有于一体的超级理论。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中，赵汀阳便以此为核心提出了“我行故我在”（facio ergo sum）的观点。在他看来，属于“我思的观念世界与我所在的生活世界之间有着存在论鸿沟”。在现实世界，往往是人类的行为而非直观到的本质定义了世界结构中的诸意义，故而只有在“我行”所开创出的事物链中，才有可能反向确定属于人类的理性秩序。这也就预示了他将从“历史”概念入手去处理西方形而上学中的无限性与超越性问题。理由可以很简洁，因为历史不但具备可以被测度的经验性质，而且也是人类思辨和活动的最大现实场域。
由于无限性总是已经预设了无法被知识化的超越维度，这就意味着只有从上帝创世的角度才能够匹配一种关于无限存在的知识，在此角度上赵汀阳认为形而上学问题最终都可以归为无限性概念本身的困惑。所以，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将无限性问题整合到形而上学的世界图景之中，或许更为可取的是去设想一种可以在人类的有限经验内部确立无限意义的方法论。对此，赵汀阳借鉴了康托的结论，即“无穷集合可以映射到有穷集合的无限内部区间中”。按照这种理解，历史就是一个无穷绽放的精神空间，因为任何事件都可以通向诸多可能的解释，选择一种解释就是选择一条意义链，如此循环下去，历史则拥有了与存在本身相匹配的内无限空间。如赵汀阳所言，“只要历史拒绝定论，是历史解释永无终结，那么，意义的无穷延伸性就能够给有限的历史撑开一个对内无限开放的意义空间，历史就具有无穷的意义潜力，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也就成为一个内无穷的世界而具有形而上的能量。”历史作为容纳无限意义的精神体，不但为本无意义指向的实在界赋予了可被言说的内涵，同时也使得那些处于形而下的人类经验具备了形而上的超越性，因此历史就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合体概念”。这样的历史概念实则是以人类的视角定位了一种“有限永在”的存在形式，之所以有限，那便是由于人类经验受知性能力的支配因而无法获得无限视角；而之所以永在，则是由于我们总能够在意义的阐释中获得多重可能的维度，因而使得历史世界本身具备了生生不息的形式。人们不断在叙事和反思中使得有限的历史真相形成一个无穷扩展的精神世界，这便赋予历史以形而上学的品质，也就是赵汀阳所说的“有限性中的无穷性”。通过这种以有限内含无限的方法论，历史就收缩为永恒存在中的一个“区块链”，并且为自身标识了一条从时间进入永恒的路线，在这之后，存在的意义才能够在人类的言说中获得连续性。如果形而上的无限性观念与世界得以存续的法则相关，那么历史见证的也许正是人类的创制如何被刻入永恒的存在秩序。而经验性的历史之所以能够与形而上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就在于历史与存在一样，都试图在最大程度上接近不朽，只不过前者借助的是人类的记忆与道说（logos），后者则依凭于观念与想象。
赵汀阳通过“问题链”和“意义链”这两个概念建构了历史之道，这也是一种文明的生成方式。所谓意义链就是历史在叙事和解释的循环中形成的一种自相关运作，其功能就在于“精神基因的自身肯定、复制、强化和深化”。而问题链则是对历史的不断反思，某种程度上它来源于文明内部的循环维新能力。这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得历史之道的超越性不再指向有效意义之外的神学空间，而是在经验事实内部展现为人类对于世界的普遍理解。因此，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就为此世设置了一个超越性的存在，这与中国古代经史一体的立言传统相匹配。古人没有越过历史去探究实在世界的多重形态，而是透过经典文本将圣人立教之道传述为文明承续的载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构成了精神与现实相互渗透的理念场域。
在如此可被经验的超越性内部，超验的无限性转化为人类自身的存在经验。为了进一步体现历史之道可被具象化、经验化的超越性，赵汀阳以“山水”意象来象征其“道不远人”的内涵。在他看来，历史之道划出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交汇线，这与“站在世间与世外界限上的山水恰好一致”。事实上，从春秋起始，古人就已经使用山水意象来象征一种绵延精神的方法论。按照赵汀阳的解读，水代表着历史的事理结构，万事的发生如同水一般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山则代表着经典文本中的义理，暗喻古人所谓的不变之道。古人思想世界里的山水不同于上帝之城，它虽然处于社会秩序之外，却可以被视为超越者在此世的显形。由此观之，山水意象就可被视为历史之道的形而下学化，同时又是历史经验的形而上学化。而如果我们以山水为尺度去把握历史之道，就是以一种超越的但却一直临在的不变之法为历史世界中的各种变迁设立意义区间。
西方思想对于无限与超越问题的回答，某种程度上受制于永恒真理观和人类的理性秩序，并在根本上导致了二者之间的冲突。赵汀阳并未在思想史内部介入这一讨论，只是将其视为确立历史形而上学的理论资源。因而他所提出的“有限内含无限”以及“可被经验的超越性”这两种方法论，只有在“历史是对存在经验的建构”这一角度才能够得到考察。这在根本上说还是出于其克制的哲学立场，于他而言，实在世界的多样性无法被融入唯一的知识体系内。只有将这些不断延异的归类尝试交给历史的场域，人类才能够获得与万事万物的模态关系相匹配的“形容”装置。因为我们对于实在世界的领会只能属于人类象征符号系统内的某个可能组合，这些描述的集合构成了那个被称为历史的东西。同时它也属于全体人类之于实在世界的经验，并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经验涵括了实在结构所有可能的属人形式。在可以记数的千年旅程里，人类全体都共同参与了对于实在世界的经验，此类经验的集合一道归属于地球的编年史。
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致力于探索万物秩序，因而存在经验决定了整体的历史意识。人类往往根据自身对于世界秩序的不同理解，继而以此为原则组织起相应的历史叙事。这点初步体现在“历史”一词的希腊词源historia上，它大致意味着人们对于具体对象的亲身调查、研究与记录。如果说，自然观念构成了希腊人的存在经验，那么他们的历史研究就与科学类似，也即通过符号来探讨存在的事物与永恒自然的相关性，随之将不可避免的偶然性重新整合到有秩序的宇宙（cosmos）中去。希腊人对于历史的这种原初理解为后来西方历史哲学的诞生提供了基本背景，它以某种特定的原则为导线，进而对世界进行系统化的解释。这种基于存在原则的历史理解，不仅体现在希腊时期以自然观为核心的历史循环论，而且也出现在基督教神圣史及其解体之后的世俗史之中。正如卡尔·洛维特所看到的那样，历史所借助的哲学原则使得“历史的事件和序列获得了关联，并且与一种终极意义联系起来”。人们对于过去及其未来的历史认识，总是与具体的世界观相匹配，因此某个时期的历史意识总是映照在特定的存在论图景之中。
然而中国古代文明在相反的方向定位了历史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赵汀阳对此有一个直观的判断，他倾向于认为特定的精神世界以何种意识为本，就决定了意义问题如何被阐释。如果历史在中国并非某种世界图景的预设，而仅是生生之道得以展开的方式，那么历史就构成了存在本身的经验性解释。按照沃格林的说法，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处于修史传统之中。所谓修史（historiograpy）即是通过史家的历史书写来完成对于实在秩序的复刻。虽然沃格林并未展开讨论中国的历史哲学，但其观察大致符合实情。因为在古人的思想世界里，历史经验构成了存在的意义，它作为人的创制实际就依循着自然秩序来对人事进行评析。就此而言，章学诚曾经提出的“六经皆史”就是对于古代历史观的概括性说明。章学诚的思想要义并不是简单地将经学引入史学层面去考证，而是在于揭示经学典籍只有在叙述万物之道的层面上才构成了历史的叙事。这种见解与古典的历史书写尤其相关，诸如司马迁的史学，其主题更多是在调度存在之道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关性。
基于这种经史一体式的历史理解，赵汀阳提出了“渔樵史学”的概念。渔樵在古典思想内一直兼具着自然与人事的双重象征，他们总是“借助山水尺度寻求对于道的超越理解”。渔樵的在世超越性使得历史成为他们最佳的反思原料。因为历史不但见证了存在之道，同时也化存在为经验，所以它便在古人的思想世界里建构了一个超越的精神空间。在此层面，渔樵便是以史证道的先行者，他们试图将历史的内容置于生存经验的持久延异中，并且随时在现实与超越的边界上静观万事变化的临界意义。渔樵形象的设立，就意味着不断流失的历史可以在不间断的言说中获得无限性。不仅如此，他们所居的位点处于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的尘世边界上，这也就“恰到好处地为非超越的历史赋予不息不朽的超越意义”。
在历史的时间向度上，赵汀阳也为渔樵史学的运作设置了方法论原则。在他看来，一旦时间以空间的形式展开，便形成了无限多的可能世界，在此之中，存在就不仅是现时的复制品，而是在时间的各个方向“以空间性展开为多样分叉的历史和未来”。历史因此将自身展开为一个超越了时空的本体论概念，它穿越于过去、现在、未来的象征符号之间，传达一些不让自身、也不打算让自身被编码的东西。透过历史内含的无穷张力，它就与存在形成了“满映射”的关系，而此过程总发生在某种既定的阐释之内，这也是渔樵史学运作的方法论基础。
每当历史经由渔樵来转译、转化、再创造存在的意义时，渔樵式的历史解释都可以成为意义的联结和传递点，并且在时空中与另一种解释发生强化关系。在诸多不断发散意义的话语中，历史在其内部建立了内在的动态循环阐释，这也意味着渔樵史学的标志便是“无定论而言不休”。因为他们必须“以话语的无穷性去映射历史的无穷性”，继而使历史成为容纳存在经验的精神空间。渔樵通过不断问题化的方式，给历史的存在本源和关键意象注入了新的能量。同样，历史在渔樵的无尽言说中，也不再沿着单线的进程推进，而是在一张由众多可能性编织的时间之网中前行。可以说，渔樵史学为历史的精神带来了一条由时间进入永恒的通道，在此意义上，它就是面向未来的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