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君：吴大澂致翁同龢信札考释

​故宫博物院所藏《曾国藩等书札册》，是20世纪60年代名医萧龙友先生的子女按其遗愿捐赠，册内收录有吴大澂致翁同龢信札8通，此前从未公开刊布，不为学界所知。现以信札书写年代为序，将其整理发布，并进行简单考释，以惠学林。

一、信札寄收人介绍

寄信人吴大澂（1835—1902），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愙斋，同治七年（1868）进士。先后任陕甘学政、河南河北道、吉林三边事务帮办大臣、广东巡抚、河东河道总督等职。甲午战争中，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自请带湘军北上抗敌，因在辽东与日军交战失利，奉旨开缺回籍。吴大澂毕生留心古器物的搜集与研究，精于篆籀，能绘画，撰有金石学与古文字学著作多种，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者。

收信人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协办大学士翁心存第三子，字叔平，咸丰六年（1856）状元。先后在弘德殿与毓庆宫教授同治帝与光绪帝读书，后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两次任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戊戌政变前夕，罢职归里。翁氏善书法，精于鉴藏碑帖字画，与吴大澂兴趣相近。

对吴大澂与翁同龢的交往情况，谢俊美先生在《翁同龢人际交往与晚清政局》一书中，辟有专节论述，以同乡的视角，将两人从国政大事的配合到碑帖书画鉴赏的情况，做了系统概述。[1] 550-555 侯东菊先生的《翁同龢与篆刻家交游考略》一文，简要述及吴大澂与翁同龢在甲午战争期间及之后的交游情况。[2]李军先生的博士论文《吴大澂交游新证》，专门探讨了吴大澂的交游情况，对吴氏与翁同龢的交游情形，分散在全文各处，没有辟出专节来论述。[3] 以上三位先生的研究，主要是宏观角度的概述，在细节方面，正好利用这些信札，拾遗补缺。

二、信札考释

其一

叔平宫保年伯大人我师：自春徂夏，病躯日与药炉相对，久未肃函奉叩起居，敬维道履绥嘉，荩筹劳勩，论思翊赞，海内蒙福，无任驰仰。侄与君表有约，在虗霩园中避暑，正池荷盛开之日，宾主相忘于无形。偶得小诗数首，君表嘱书于《虗霩图》后，每与介老、次公谈诗论画，远怀长者，饥渴同深。拙作录呈钧诲，藉知近状，不尽覼缕。并托士虎兄带呈宣纸楹联，求赐墨宝，谨当什袭珍之。附呈《刘熊碑》覆刻本，伏乞鉴存。手肃敬叩福安。年愚侄制吴大澂顿首。六月二十日。

此信作于光绪十七年（1891）六月廿日，是吴大澂在苏州居丧期间，写给翁同龢的问候信。从年龄上看，吴大澂只比翁同龢小5岁，但从科名上论，翁是咸丰六年（1856）进士，吴是同治七年（1868）进士，吴比翁晚了12年，故以年伯称呼翁氏。因吴在守丧期内，故自称中有“制”字。

君表，指常熟人曾之撰（1842—1897），字圣舆，号君表，曾任刑部郎中，精研金石，著有《群玉楼读碑记》等。曾之撰不仅是吴大澂好友，两人还是姻亲，曾之撰之子曾朴娶吴氏外甥女（汪鸣銮之幼女汪圆珊）为妻。虗霩园，即虚廓园，也称曾园，是曾之撰在常熟营建的私家园林。据故宫博物院所藏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廿九日吴大澂致顾肇熙（皞民）信函：“初四日，拟与翰卿同往虞山，宿君表虚廓园中，观荷纳凉，公有意同行乎？乞先示及。”[4] 吴氏赴常熟的日期是六月初四日，同行者有善篆刻的苏州古董商人徐熙（翰卿）。返回苏州的日期是在六月廿八日。顾廷龙先生《吴愙斋年谱》也引用了吴氏致皞民此函，但顾先生误把写信月份当成约定赴常熟月份，得出吴氏五月下旬即赴常熟消暑的结论，与实际情形不符。[5]287 除主人曾之撰之外，在常熟与吴氏谈诗论画的，还有赵宗德与赵宗建昆仲。赵宗德（1824—1895），字介人，曾官戶部郎中，就是信中提到的“介老”。赵宗建（1828—1900），字次侯，一作次公，筑旧山楼，蓄金石图史甚富。赵氏兄弟均为翁同龢好友，故吴大澂特意提及。此次游园，吴大澂作《游虚廓园》题画诗七绝十二首，即札中所言“小诗”。[6]128-129 替吴大澂带信进京的“士虎兄”，指曾炳章，字辛庵，号士虎，江苏常熟人，副贡出身，曾长期服务于吴大澂幕府。[7]2511，2779，2785

其二

叔平年伯大人侍史：在京屡叨教益，濒行盛扰郇厨，饱观清閟收藏之富，又荷宠题《东坡事迹》画册，奖饰逾恒，且惭且感。侄自叩辞出京，于八月初七日抵湘，次日接篆。正值醴陵会匪滋事之时，严饬营勇会剿，幸首犯均已擒获，余党亦多解散，不致蔓延遗患。一月以来，公事甫有头绪，贱恙亦渐就痊，堪慰垂厪。王益吾前辈新刻《水经注》，略加翻阅，服其校勘精密。嘱解饷委员桑令杰带呈一部，乞詧入。手泐敬请台安。年愚侄吴大澂顿首。九月廿二日。

此信作于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廿二日，这是吴氏履职湖南巡抚后，给翁氏的第一封信，主要介绍了自己到湖南后的情况。是年闰六月十二日，吴大澂获授湖南巡抚。据吴氏《愙斋自订年谱》，他于七月初六日请训出都，廿四日，行抵上海，八月初六日到湘。[6]233 实际上，据《翁同龢日记》，七月十二日，翁氏还“邀吴清卿中丞、陆廉夫（恢）画士、汪柳门（鸣銮）侍郎长谈，看画，未正集，戌正散，久无此乐矣。”七月十四日，“夜送吴清卿，数语即行。”[7]2587据此，吴氏离京，当在七月十四之后;再据此信，吴氏到达长沙是八月初七日，并非初六日。《愙斋自订年谱》虽为吴氏在湖南巡抚任上所作，但毕竟属回忆之作，在细节上远不如当时的日记与信件准确。

信中提及的“盛扰郇厨，饱观清閟收藏”，即指七月十二日翁宅的雅集。当日，吴氏还请翁同龢为自己参与绘制的《东坡事迹图》题诗。七月十三日夜，翁氏“题愙斋等五人所作《东坡事迹图》，作诗二首，用东坡《送周正孺帅东川》韵。”[7]2587 吴氏守制期间，在苏州重理绘事，与顾沄、费念慈等人集书画社于怡园，一时称胜。[5]286《东坡事迹图》，就是怡园书画社的雅集之作。翁同龢之诗，题为《题吴愙斋等五人画<东坡事迹图>用东坡<送周正孺帅东川>韵》，共有二首。[8]醴陵会匪，指当时在湘赣交界醴陵与萍乡地区的哥老会势力。[9]230王益吾指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又称葵园先生，湖南长沙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

其三

叔平宫保年伯大人阁下：前交折差带呈一缄，当邀鉴及。十月初九日，由蔚丰厚寄到手书，承示严礼卿太守归旐无资，极为可悯，已由侄致送赙仪三十金。嘱长沙赵守函致各属，约可集数百金。又有署理沅州之沈守津贴五百金，亦存赵再庵处。灵榇甫抵省城，当嘱赶为资助，俾可成行。知念附及，湘中库款，有入不敷出之虑，无源可开，亦无流可节。黔阳绅士请开金矿，允其试办，专用本地贫民，不致易聚难散，大利未必能兴，略抽厘税为书院膏火、善堂经费之助，不无小补。省城议建保节堂，绅士集捐，尚为踊跃（捐银二百两，大澂给予手书匾额以奖励之）。手复敬请台安。年愚侄吴大澂顿首。十月二十日。

廉夫有寄呈画幅，侄以旧藏“四王”巨幛嘱其对临，尚有石谷一幅未竞，此次折差不及带呈也。筱山观察政声卓然，殊可钦佩，久处边徼，非所宜耳。大澂又启。

此信写于光绪十八年（1892）十月廿日，主要是就严家让归葬之事，向翁氏通报情况。蔚丰厚为山西平遥票号，兼带书信。严礼卿指严家让（1838—1892），字鸣谦，号礼卿。安徽含山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与翁同龢之侄孙翁斌孙为同年，在湖南沅州知府任上病故，后人因贫无力扶柩还乡，故翁氏托吴氏给予关照。[10]长沙赵守，指时任长沙知府赵环庆，字子敦，号再庵，安徽太湖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沈守，指沈莹庆，字星海，沈葆桢次子，当时署理沅州知府。黔阳，指今怀化市，当时有民间试办金矿，政府抽取厘税，用作教育与慈善事业的补贴。

吴大澂施政，一直重视教育与社会慈善事业。教育方面，主要是对湖南几座书院的支持。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吴氏致张之洞书曰：“前月亲课孝廉书院，倍给膏火。因念岳麓、求忠、城南三书院，诸生膏火太薄。自八月为始，一律加倍给发，统计每年不过五千余金，即使无款可筹，当可勉力捐廉。”[5]294-295 慈善方面，主要是保节堂等慈善机构的开办。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廿八日吴氏致邵友濂书札：“弟到湘三月有余，心力所能尽者，不敢不勉。前过育婴堂，知堂内房屋半为节妇借居，殊非久计。因于城北贤良祠隙地创建保节堂，可容节妇一百四十人，年内计可竣工。”[11]吴大澂利用自身优势，对捐银二百两者奖以手书匾额，用风雅的手段，解决了实际问题。从字里行间可看出，对给捐助者奖以匾额之事，他也是极为自负的。

廉夫指陆恢，恢字廉夫，一字狷盦，江苏吴江人，善画，精金石鉴赏之学，深受吴大澂赏识，长期在吴大澂幕府。石谷，指“四王”之一的王翚。翁同龢、吴大澂、陆恢等人在画法上都崇尚“四王”，认为“四王”代表了清初以来的正统画风，他们均藏有不少“四王”的画作，如翁同龢就藏有王翚的《长江万里图》和王原祁的《杜甫诗意图》。[12] 筱山观察指翁同龢之侄翁曾桂。光绪七年（1881）二月，翁曾桂以京察一等外放湖南衡州知府。光绪十六年（1890），升任分巡辰永沅靖兵备道。[13]吴大澂开府湖南，翁曾桂成为其属员。

其四

叔平宫保年伯大人杖履：前月泐复一缄，交折弁赍呈，当邀青鉴。敬维温树迎春，天颜有喜，履端集祜，抃颂良殷。侄下车三月，时惕冰渊，湘省绅民，尚无怨谤。公事日不暇给，与风雅一道，渐觉疏远。廉夫强之握管，剪灯题画，不自知其荒率，惟所临“四王”屏幅，皆敝藏之本，交折差带呈鉴赏，此廉夫近日进境，当蒙许可。道缺遗调，乃过鄂时与南皮商定。因三月内，例不出考，是以迟迟缮发。然此亦暂时借重，不久即鹏骞耳。肃泐敬贺年禧，并叩钧安不庄。年愚侄吴大澂顿首。冬月十六日。

此信作于光绪十八年（1892）十一月十六日，主要是吴氏向翁氏通报翁曾桂职务变动之事。十二月二十日，翁氏在京收悉此信，当天《日记》有“复吴愙斋（愙斋寄陸廉夫画四幅，甚佳）”的记载。[7]2622 南皮指张之洞，吴大澂的儿女亲家，时任湖广总督。“道缺遗调”之事，指光绪十八年（1892）十二月，将翁曾桂从辰永沅靖道调补为岳常澧道。果如吴氏所料，翁曾桂很快就“鹏骞”，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升江西按察使，二十二年（1896）四月，授江西布政使。

其五

叔平年伯大人杖履：正月廿四日，折弁回湘，奉到手翰。过蒙奖许，且感且惭。敬稔福履增绥，赓飏协庆，和神当春，以欣以颂。湘中吏治，似较他省易于整理。但使牧令中多一循良之吏，穷檐自少愁怨之声。真西山先生治潭州时，以“廉仁公勤”四字躬率僚属，窃愿以此自勉，并与同官共勉之。每遇衙参时，不惮苦口相劝，一二年后，或有明效可睹。近刻手谕二种，附呈台览，求教之。明日出省，赴西路阅操，随从不过二十人，一切供帐，概从简朴。向来州县以抚院巡阅为大累，动费二三千金，此次力矫其弊，明定章程。所用夫马，不过十之二三，当可删除浮费。前已函致筱珊兄转谕各属，概勿铺张，否则骚扰属员与滋扰闾阎无异也。筱珊兄约于四月初交卸，届时如有莺迁之喜，并可不赴新任，此亦意中事耳。廉夫画极蒙赏鉴，有知遇之感。手复敬请道安不具。年愚侄吴大澂顿首。正月廿六日。（钤“愙斋”白文方印）

再启者，湘中库款，除协济各省外，时有入不敷出之虞，各库各局并无外销闲款。查有规复京员俸饷一项，每年筹解八千两，竟将善后局所存节省长夫余银挪垫不少（在每年所解十二万之外，尚有余银，然此系正款，迟早总须解部，不能以此为闲款也）。闻前项解款已改拨海军防饷，如大部准其报销，即在节省长夫余银内动支，免致将来纠葛不清。昨已备文请示，不敢先行入奏，如蒙俯允，并可腾出闲款二千余金，为书院加给膏火之费，此鄙人之私意也。

又湘省历届报销案内，长夫每名每月只准报销五钱四分，实发银二两一钱，与报部章程大不相符。局员造报，皆于他项军火内设法融销，殊属非是。乃光绪十三年奉文裁减，又照实发数目裁减报部，与销册银数自相矛盾，曾奉大咨询，及湘省长夫，向章每名每月五钱四分，何时增至二两一钱，加数倍之多。本应驳饬不准，姑念本部提用，暂免驳饬等因。当时仍未据实奏明，并将销案搁置不理，可谓一片模糊。侄现在督催造報，不能不逐一清理。拟先奏明立案，为前任弥缝其阙，并以附闻。侄又启。

此信作于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廿六日，主要是吴氏就巡视湘西，湖南长夫银报销等事，向翁氏通报情况。奉到手翰，即前文提及的翁同龢光绪十八年（1892）十二月二十日的复信。真西山，指南宋理学名臣真德秀，他曾在宋嘉定十五年至十七年（1222—1224）任潭州（今长沙）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是曾在湖南为官的名宦，吴大澂以其自勉。吴氏为官清正，轻车简从、不讲排场是其一贯的风格。在吉林帮办军务期间，致其兄吴大根信中说：“弟此次赴防，亦拟轻车简从，一洗向来军营积习。”[10] 此次湘西阅操，也是如此。在致张之洞的信中说：“正月廿七日，轻骑简从，带印出省。驰赴省西常德、辰州、沅州、镇筸一带，将各标镇协营官兵依次认真校阅，并顺道查看苗疆边备及各地方情形。”[5]297 筱珊即翁曾桂，时任岳常澧道，其负责的地域，正是吴氏此次巡查的区域。按履历，本年四月，翁曾桂任职期满，可以升职。但本年并未如愿。光绪二十年（1894），翁曾桂才升任湖南按察使，未及上任，又调任江西按察使。

因翁同龢时为户部尚书，主管全国报销事宜，故吴大澂在正式的报销公文之外，提前给主管者打招呼，希望报销能顺利获准。规复京员，指湖南籍的罢职京官，再次赴京任职时，需要湖南垫付的薪饷。善后局，指裁撤湘军之后，负责处理善后事宜的机构。长夫，指湘军为后勤保障工作，长期征用的民夫。

其六

叔平年伯大人阁下：今日正将启程出省，适接孝达制军书。为铁厂筹费事，实与中原大局攸关，公能助之一臂，不独孝公心感也。再请台安。侄大澂顿首。正月廿六日。

原信抄奉台览。（钤白文“二十八将军印斋”方印）

此信紧接上一信，也作于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廿六日，主要是吴氏替张之洞为汉阳铁厂向户部争取经费。启程出省，指吴氏即将从省城长沙赴湘西各地巡视。孝达，即张之洞。铁厂，即汉阳铁厂。光绪十五年（1889），热心洋务的张之洞从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并在主管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譞的支持下，将在两广总督任上订购的炼钢厂移至汉阳开办，这就是汉阳铁厂。铁厂从建厂到开工，工程浩大，需费众多，张之洞只得向户部和海军衙门挪借，总数不下四五百万两，因一时无法归还，引起主抓海军事务的醇亲王的不满。户部亦是如此。[1]477 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主管国库，故张之洞通过吴氏，为汉阳铁厂筹集经费。

其七

叔平宫保年伯大人阁下：前月廿七日抵镇筸，三日勾留，心仪善政，良用佩慰。归舟甚捷，并游大酉山，访桃源洞，有图有记有诗，未暇清稿，它日寄正。南皮咨示铁厂一疏，仅就两湖筹款二十万两，为镕炼成本。可谓苦心孤诣，想北洋无异议，朝廷亦必俯谅其忠悃。一篑之亏，成效不远。此事关系中原大局，舍此别无它策。我公亦必洞鉴苦衷也。谒胡文忠祠诗，曾寄益吾祭酒，好事者遽以勒石，附呈一粲。手泐敬叩钧福。侄大澂顿首。三月十七日。

拙书《诗经》六幅刻石于求贤馆，寄呈教正。

此信作于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十七日，主要内容是为张之洞的汉阳铁厂疏通经费。光绪十九年（1893）四月初三，翁同龢“发答吴清卿信，交来弁（周姓）”，即是对此信的回复。[7]2646 汉阳铁厂在两湖境内筹款二十万两，用作冶炼成本。这势必影响两湖地区上交户部大库与分摊北洋海军经费的额度，故吴氏代张之洞向翁同龢提前通报情况。本来，张之洞与翁同龢的关系很亲密，他与翁氏之侄翁曾源是同年进士，还是结拜兄弟，但后来因政见不同，相处不是很和谐。[1]477 吴大澂利用其特殊身份，力图缓和翁与张的关系。从正月廿七日开始，吴大澂赴湘西阅操。镇筸，在今凤凰县南，驻有绿营兵，以剽悍著称。大酉山，在辰溪县境内，相传博士伏胜，因避秦廷“焚书坑儒”而不远千里将书藏于大酉山的二酉洞。桃源洞在桃源县境内，相传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两处均为湘西名胜，吴氏于三月初三游览大酉山，有诗。初六日，访桃源洞，集陶靖节诗句六首，篆书并勒诸石。[5]299 诗见《愙斋诗存》[6]100-102。胡文忠祠，指中兴名将胡林翼的祠堂，在益阳县，也在此次出巡路上，二月初二日，吴氏谒胡文忠公祠，题诗勒石。[5]297吴氏于当代名人，最倾慕胡林翼，他早年曾每日读《胡文忠公集》，还将胡林翼之父胡达源所撰的《弟子箴言》重新刊刻。[3]28 在《谒胡文忠公祠》诗中，吴大澂称胡林翼是“天下为家公一人”[6]92  。吴氏擅长篆书，其用篆书抄写的《诗经》，在长沙求贤馆外刻石。吴氏到湖南后，设立“课吏馆、保节堂、百善堂、求贤馆、蚕桑局”等机构。求贤馆是择品学皆优之士教之，每月一课，由吴氏亲为讲解;且每日手披胡达源的《弟子箴言》数则示之。[6]234

其八

叔平宫保年伯大人阁下：入春以来，伏莽蠢动，羽檄纷驰，军事民事，刻不容缓。久未修函上叩起居，至深歉仄。敬维启沃宣勤，繁釐骈集，扬休庆典，荣被温纶，千载一时，以欣以颂。

湘省利源，以茶市为大宗，近两年中，为英商抑价，亏本至二百余万。商富寒心，山户之生机将绝。欲保商本，即须设局督销。欲设督销局，须通外洋销路。幸新嘉坡有闽人陈金钟，熟悉商情，有识有胆，暹罗国王倚重之。其意欲与侄联络，为海外神交。近寄一书，以此诿諈，必可收指臂之助。樵公必知其人。昨已入奏，有借出使经费之请，如蒙交议，敬乞长者与译署公商，先行电复为盼。此举筹议稍迟，三月必当开局也。会匪猖獗，防军屡胜，惟匪首未获，当须设法诱擒耳。手泐敬请台安。侄大澂顿首。二月廿八日。

奏稿抄呈台览。

此信作于光绪二十年（1894）二月廿八日，主要是吴大澂就设立茶叶督销局，委托华侨陈金钟在新加坡代理，向总理衙门商借出使经费之事，向翁同龢通报情况。随着外商进入茶市，湖南茶商与茶农损失巨大。吴大澂与张之洞协商后，拟筹款在汉口设立官办的湘茶督销局，收购茶叶，与外商竞争。[11] 并拟在香港与新加坡设立分销处，新加坡分销处，准备交给陈金钟办理。陳金钟，祖籍福建海澄，新加坡华侨领袖陈笃生长子，兴办实业致富，在新加坡政商两界颇有影响，光绪十四年（1888）任新加坡市政局议员。光绪十六年（1890），“以劝集赈款，予新嘉坡福建绅商兼充暹罗领事、候选道陈金钟，传旨嘉奖”[14] 。但是，此信发出不久，吴大澂即闻陈金钟去世消息，此事随即作罢。茶叶督销局的设置，也因筹集启动经费困难，需要向汇丰银行借贷巨额款项，没有得到朝廷允准。[15] 樵公，指张荫桓，字樵野，时任户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翁同龢当时最为倚重的助手，故吴大澂请翁氏与张荫桓打招呼，对此事给予关照。《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十四日，“得吴清卿函，言湘省茶市大亏，请设局督销。借洋行六十万，借出使费三十万。”三月十五日，“访樵野谈湘茶事。复吴清卿函”。[7]2728户部与译署（总理衙门）无法筹到足够款项，不久甲午战争爆发，吴大澂引兵北上，茶叶督销局一事，遂无下文。

三、结语

吴大澂致翁同龢的8通信札，有7通作于吴氏担任湖南巡抚期间。出任湖南巡抚，开府长沙，独当一面，是吴氏仕宦履历的高峰，也是他退出政坛的转折点。因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两人有钱粮财政方面的工作交流;翁同龢之侄翁曾桂长期在湖南任职，在吴氏的辖下，两人有私人方面的联络;吴与翁均喜欢鉴赏碑帖书画，两人有兴趣方面的互动。吴氏致翁同龢的信札，也主要围绕此三重关系展开。

翁同龢长期执掌户部，与湖南地方，有业务关联。如吴氏为张之洞创立的汉阳铁厂筹资，两次向翁氏关说。又如湖南长夫银的报销事宜，筹款设立湘茶督销局等，均是先和翁氏打好招呼，再行文户部，以便提高效率。从翁同龢方面来讲，虽然有吴氏这层情面，但在具体事务上，还是秉承朝廷旨意，公事公办。如湘茶督销局之事，最后就没有获批。办理公事时，在坚持原则与保持灵活性方面，吴翁二人似乎达成某种默契。

吴氏出任湖南巡抚之前，翁曾桂已在湖南任职十多年，对湖南的情形非常熟悉。吴大澂在湖南，上有好友兼亲家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配合，下有翁曾桂的辅助，处理政事游刃有余。对翁曾桂的升迁，翁同龢为避嫌，不宜站出来说话，而吴大澂作为上级，在考核时可以给予适当关照，符合常理。故吴氏在信札中一再提及翁曾桂。可惜，对翁曾桂的提携还没来得及实施，吴氏自己就去职了。

因吴、翁都喜欢书画碑帖收藏，他们信札中，谈论这方面的内容最多。同治八年（1869）翁氏曾经将李鸿藻所书的《文端公（翁心存）墓志铭》，嘱托在苏州休假的吴大澂帮忙勒石，吴大澂找到当地名刻工张屿（玉甫）来摹刻。[16] 吴氏经常随信附寄自己的诗作、碑帖拓片、书画作品、书籍等给翁同龢。翁氏也应邀给吴氏的书画题诗作记，这也是晚清官员一种常见的交流形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都热衷于碑帖字画，吴氏与翁氏的治学路径并不相同。吴氏从金石碑帖入手，热衷于古文字，进而考经证史。翁氏读帖，更多是从书法角度参悟，属于美术的范畴。相较而言，吴氏的治学路径与陈介祺、潘祖荫、王懿荣等人更为接近，所以吴氏致翁氏的信中，虽然时有诗画唱和，碑帖附赠，却鲜谈具体的文字考订学问，与致潘祖荫等人的信札全然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翁氏对吴氏来说，只是泛泛的文字之交，并非志趣相投的挚交。

吴大澂出仕后，主要在地方任职，与朝廷重臣翁同龢的联系，不算紧密，即便有同乡之谊，能够谈论的朝政大事也极其有限，且由于私谊谈不上浓厚，往来信札中多是官场套话，缺少对国家大事的评判，也缺少私人情感的流露，想要从他们的信札中解密晚清重大历史事件，是不现实的。在局外人看来，吴翁二人是同乡，位居要职，又都属于金石书画圈中人士，无论如何是分不开的。潘祖荫去世以后，翁同龢成为江苏籍京官的领袖，对后起之秀吴大澂明里暗里多有关照。甲午战争中，主战的翁同龢等人，得到吴大澂的积极支持。戊戌政变之后，受翁氏连累，吴大澂被革职永不叙用。[17]俱荣俱损，命运已将两人紧紧联系在一起[18]。实际上，翁同龢之外，吴氏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关系都极为融洽，这也是他甲午敢于率兵北上的一个原因吧。

总之，这些信札的发布，可以丰富顾廷龙先生《吴愙斋年谱》的内容，对研究吴氏主政湖南期间湖南社会的总体情况，对研究吴翁二人的关系，均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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