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6：夏朝的西方起源
3,聚焦中国“夏朝”
德国学者马括德、嘉兴沈乙庵氏根据《新唐书·西域传》提出，吐火罗（Tochari）一词，“吐”即汉文的“大”，“罗”为语尾，“火”相当于“夏”。
所以，“大夏即吐火罗”。“大夏”、“吐火罗”、“敦薨（敦煌）”、“去胡来”、“睹货逻”等，是不同时代的汉文史册对同一对象的不同译音而已，意思都是“吐火罗”。[1]
亨宁则认为，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2]（也就是“大夏人”——苏三注）是公元前2300年左右出现在波斯西部扎格罗斯山区的游牧民族古提人（Guti），并且他们是在西亚失国后逃进塔里木盆地的。
结合诸多国际学者的意见，这批讲“大夏语”的印欧人，也就是“大夏人”，吐火罗人，也是古提人，他们约略沿着原始的丝绸之路在4千年前从塔里木盆地进入华北，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在这里，王朝建立的时间、名称和性质都一一有所对应。
由于他们从当时交通最发达、文明层次最高的西亚而来，所以这批人携带了当时所有地中海东岸的文明信息，所以在后来中国人的记忆里“夏”是代表了梦幻般高度文明发达的褒义词。夏人还在青海、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带去了文字的雏形：陶文。由于他们的半游牧性质，所以他们可能并没有如后来的朝代那样停留于一地，而是经常迁徙，正如后来的商朝经历了“14迁”，以至于现在中国考古界也没有确定到底哪里是“夏”都，也不知道“商”都到底在哪里。而夏地很可能不止一处、两处，而是十几处？但主要集中在汾河与伊、洛河流域。甚至我怀疑长三角的良渚也是夏地之一。
夏之进入中原也不只是华北一途，可能还有海路，假如夏的宗主国是埃及帝国的话（没听说过哥伦布不是西班牙人吧？逃亡的犹太人不过是东亚的“哥伦布”而已），红海-印度洋应该是条通道。如今在中国通过姓氏抽查“夏人”我们发现许多中国东南常见的O1单倍群是主力军，如最重要的夏王室姒姓后代也是以O1类型为绝对主体，这些都必须得到解释。今天中国华北汉人的主要单倍群类型是O3，不是O1。当然也有一个可能是夏朝期间黄河流域的主体人群是O1，而非O3。还有一种可能是，假如有南路，靠岸地点就是长三角地区，当时三江并流，所以他们沿长江进入黄河中游，比如今天郑州南边的新呰遗址会不会就是夏都之一呢？不过这是另外一套故事了？不过乌尔城就在波斯湾口上，通过水路经印度进入东亚为何不可？
夏王朝在东亚可能是以一种殖民地方式出现的，统治者与普通居民的人种并不一致，王室可能以R为主，平民则是O1单倍群。不过也别以为皇室就一定是白人，这可不一定，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所以各种可能都有，但可以肯定的是上流精英中一定有明显的外来者。另外，夏朝的统治者在中国人的传说中是仁爱与文明的榜样，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有残暴的行为。埃及帝国也很少表现出残暴特色，但与埃及帝国同时并存过的赫梯帝国却是个暴力典型。
《旧约》可能故意隐蔽了东亚的这个故事，但或许他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清楚，因为已经分道扬镳，在那个时代，说散就散了；但是今天的人们有条件将原本分开的两段历史连合在一起。
今天中国有人也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例证，如《石勒皇帝与羯胡之迷》（2011年，石旭昊）一书揭示的就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犹太王族传奇，犹太人石勒建立的后赵王朝灭亡后，为躲避追杀，其后人一直刻意隐姓埋名于民间一千多年，但家族内部却保留了可以解析历史的晦涩暗语。这说明古代人或犹太人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参见本公号文：《推荐一本有趣的书》）。
按照《旧约》中对4000年前的描述，灭国后亚伯拉罕可能从乌尔城逃出后到埃及去搬救兵。看来埃及确实接纳并帮助了他，但是法老却要了他美丽的夫人为屈辱的代价，后来又把老婆还给他，但却将一位名叫夏甲的女人下嫁给他作为联姻，但或许这个女人是埃及皇室成员呢？（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是一种双方国与国对等的联姻？假如亚伯拉罕是个普通的牧羊人，假如他不是有特殊的尊贵身份，他是如何一到埃及就见到了法老呢？）
在埃及受到招待的希伯来人也投桃报李，利用他们祖先在东亚长期进行国际贸易的经验，从北方而来的希伯来人或古提人，联合早已从华南水路而来的埃及人在远东建立了一块以埃及人夏甲为主导的殖民地，名字为“夏”或“夏后”朝——我承认这发音或许只是个巧合，但它恰好也成为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在我的假设体系里，夏朝不仅是希伯来人的，而且更是埃及帝国的。这一现象还解释了中国地区为何见不到楔形文字这一西亚文明成果，因为那是“夏”的敌人的，古提人在西亚推翻了楔形文字的主人阿卡得人。这或许应该成为一个反过来的一个逻辑起点，因为中国地区缺乏楔形文字，所以，假如在东亚确实存在殖民形式，那么主导者一定是与阿卡德人为敌的一个族群，而古提人就是其中一个可能，我们目前尚不知道古提人采用什么文字。
做史前史的研究与历史研究不同，几乎是完全相反。在没有足够史料的情况之下，不仅要展开想象，而且就是要最大程度利用可能找到的资料进行不违背逻辑的最大程度的“牵强附会”。这项工作如同毫无头绪的侦探一样，在没有充分否定的理由时发现任何线索都要暂时保留这样的资料，而不是随手丢弃，但很多迂腐的学者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希望“严谨”，就是要我丢掉各种很难得收罗来的证据，这我办不到。但无论如何，以上也只是一种假设。
（未完待续，2014年初稿）
(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
至于说到音韵学的应用，我一再表示我的意见如下：
我不反对音韵学的努力，音韵学也是个假设。但是将音韵学成果直接应用到我这样的史前研究，我认为是极其荒谬的。
首先，音韵学不能追溯到上古，或者追溯到了但不可靠。第二，汉语应该发生过几次可见的大断裂式革命，恰在三代期间遭逢青铜革命与铁器革命都应该有很大的变化，音韵学是依靠文字的，但如何穿越这些无文字时期？
最重要的是，中国如此之大，如今分为几十个省区，你的唯一发音对应的音韵学，到底追溯的是福建的音韵学，还是新疆的音韵学，还是陕西的音韵学或东北哈尔滨的音韵学?你能涵盖所有地域？假如不能，就免谈。更何况有些特殊名词几乎亘古不变，谁能证明“亚伯拉罕”4000年前与今天有天壤之别？假如不能，还免谈。音韵学，其实就是个假设中的假设，有具体的时段与地域。
众多浅薄音韵学爱好者对于史前探索领域的批评，属于一种流行病： too simple,too young,too naive。
[1]2014年11月6日参考百度辞条“吐火罗语”。
[2]可参见拙著《汉字起源新解》，2010年，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