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人谈艺》连载 47
闲观字画，吟味个山僧画作，复有其感。昔吾曾于《古中国画画品录》中将其孤傲奇崛、灵峭精简且是暗合现代构成意趣之风视作“太极上品”之上，今仍觉所誉不虚。而更觉此公笔墨虽称至简，亦俱似直抒胸臆而成，然并非漫涉草率。试看彼瘦腿鹰鹭、白眼鲤鲫，连同那败荷残蒲、遗石弃槎，何物不于幅中步险却又稳沉，类糙绝称精当？真真乃勾划点厾、皴擦挥染一一皆可细加玩味者。联想巴渝晚清名士龚晴皋，其画作朴野荒率，趣亦天成，唯与此高僧相较，所欠者，除因身世巨痛导致别样凄美之感外，画中具体物事亦不若彼之耐人寻味，当是不难判识。
西人波纳尔画作久亦令吾关注。吾《西方画品录》中曾就其色光感觉予以高度评价，以为“其浑然天成、于混沌模糊中见精致对比的意趣，唯东方彩墨大师傅抱石先生画作之绵长韵味，方可与之相匹。”实则不单如此，其独具异趣之形态美，同样使人钦服。彼画中之形也，涵浑迷濛，整体概括，隐约斑斓间，似有无限机趣欣然活跃。绘事之要，既不出“形”“色”二字，而彼一人兼擅之，其“绘画性”，当无可置疑矣。西画风景，自巴比松画派以来即入大观之境，印象派更将其推向生动活泼、解析精辟之巅峰。后续者多另觅蹊径，自于绘事诸要素内拟定一二，进而探其幽微。波纳尔先生之艺风格独具且品貌精粹，确当称为近世画坛之佼佼者。
因近日昊天忽降巨灾，川中地震，波及全国，吾是以作“苍龙再向九天翔”一画，旨在祈我华夏民族祛伤痛而再度腾飞。帖子发于网络，多有心志相同者响应。不过亦有意见觉此龙造像不大似惯常所见。此不由令吾思之。吾久已觉察，同为龙，历代形象变化颇大；以吾个人喜好，却是偏向上古稍类野怪者而对明清以降所渐次定型者略有微意。凡约定俗成者吾人必当循蹈之欤？细思之，此又确似当视事而定。不过吾文人画中之龙，终须有别于民间与狮同舞之造像，此恐墨翰中人皆有共识。而究竟当是作何把握此等分寸，还需吾辈多加用心。另，作此画之际，有鉴于此次国民受损之烈与民意本身之伟盛，画题中“龙”之定语亦曾在“病”与“骄”二者间徘徊，后则终取中性含蓄之词“苍”。其中所蕴创作心机，对于同道，已不言自明。由此小涉艺事，浅谈数语，聊供有意者参考。
震灾时又曾自度词曲一首，曰《5·19默哀感念》（原词为： 天何有知，竟降巨灾与群黎！家国骤消失，河梁顿崩摧；人岂论贫富，貌曷辨妍媸。才转瞬，多赴黄泉命不归。噩耗惊寰海，神州共苦悲。 事犹可为，纾难高扬救援旗。道血浓于水，明公大于私；既休言利害，更哪顾安危。悬脉处，一息尚存志不移。华夏好儿女，厄中始见奇。）词曲取前后阙同形式，谱名却未作安排，一则为形式本身不够成熟，再则这内容似亦趋之专题化，未便日后套用。这俱且休说了。只这自度曲之事，向来皆属事倍功半，甚至吃力不讨好，而却又每诱文人墨客呕心沥血以为之。盖为其终是可依己意安排字数句式，韵脚平仄，总而言之具有表达心志之相对自由，且是在那苦苦推敲间，犹自深有别样甘味。固然，从来一个词谱的定型与行世，其中必有不止一位专业大家的艰辛劳作。吾辈原非词曲家，仅称有此填吟嗜好而已，所以此作形式，纯粹只是一种尝试罢了。不过大胆想来，在既已粗知某事规则的情形下，行事之际敢于尝试，终非是全不可取。不如此，一己何来经验或教训，又何留正反借鉴于他人焉。联想及此，聊以志之。
阅读文艺作品之际，或于不觉之间，观念已为作者所左右。譬如读《三国》，即鲜有不自然而然便站在蜀汉立场、事事以彼悲而悲，彼喜而喜，如此这般者。又如，前些年亦看过几部国外表现宗教战争的影片，片名通不记得了，唯所示皆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争战，且是此片以基督教徒无辜而伊斯兰教徒似恶魔、彼片则以伊斯兰教徒无辜而基督教徒又为恶魔，这等基本印象，却是至为深刻。历史上各民族或各利益团体间之争执孰是孰非，固然难以三言两语道明，不过作为述道之人，即作家，其所应遵循的人世间最起码的公理及善恶准则，却是丝毫含糊不得的。换言之，于此善彼恶或彼善此恶之间或可有不同看法，但这善恶观念本身，却万勿可混肴。时下所谓“舆论导向”一说，对此而言，信哉。
遇着那善恶标准全然不同的作品，除了一己认知及情感系统备受折磨，还真拿它没有办法。譬如读《荡寇志》，素常觉得与之情愫相通的梁山好汉，竟一律被划入敌对方去了，每筹好汉的心性，虽非是就寻不出一点在《水浒》中的影儿，但却一概罩上了层梦魇般的怪异色光，形象本身亦变得类似哈哈镜中所见。总而言之，读它，活象是身陷官家阵营，所感所知，所见所闻，全都将爱憎亲疏颠倒了过来。而偏偏其亦并非浑号乱嚷，仍是依照艺术表现规律在层层披示作品中人物性格连同整个主题思想的。这便是作者的“高明”之处：编故事编得“圆”。看来既往“立场观点”、“香花毒草”及“愈是有毒的东西愈……”诸如此类之说，在此还真真颇站得住脚。今由上文忽联想至此，略道一二，以供看官推思。
闲观网络间有关陈逸飞其人其艺之争，颇有感触。以一在野之激进者所见，陈虽具相当写实才艺，本质上却为一成功之机会主义者，缺乏深刻之艺术个性，其前半生奴于理念与权势，后半生媚于金钱与世俗。由此及彼，便也为华夏文艺史连同几乎全部文艺家悲发浩叹。另一赫然有名之艺术家，则以陈骨子内有“英雄情结”，认为其非此便画不出早年那批画，尤其还将陈之“死于工作”视作极端“有种”而他人万难企及的壮烈之事……对具体人物的评判，需要一些更有说服力的材料，吾不占此优势，故尔不轻作臧否。对此吾所言者是为：前论过苛，依此文艺家若不以悲剧毕其一生，便谈不上真正有价值；而后论则过于浮之表面，几乎不值一驳。另亦不由联想及吾有一修身养性、甘守淡泊之嗜文友士，整个便将陈鄙视作“不智之尤”……以此看来，无论文艺之观或人生之观，是真“见仁见智”，确信之矣！
上文谈及，依目下某些观念，文艺家本人若不以悲剧毕其一生，其作品便谈不上真正大有价值。细细想来，此观念貌似有理且是深刻，实则已至偏颇。吾意，若从诸多社会生活外因对人（此特指文艺作者）精神层面之影响与催化论，斯说可立。甚而至于将其所谓悲剧因素推广到个人情感生活及健康状况连同遭遇自然灾害等方面，亦皆说得过去。然而归根到底，却终是不当把文艺作品之深刻价值仅与悲情体验划等号。实际上，文艺作品在各个领域——或毋宁说人类所面对之全部物事上，包括纯粹冥想之境——俱有可供驰骋之深广空间，关键是怎样去发掘与表现。此理亦属显而易见：如若真至“作者安则作品浅薄”，那么历史上凡达官显贵阵内，锦绣膏梁丛中，梵天仙道方外，田园牧歌声里，便再也觅不得一二立意深邃的作品了……兹论是否成立，恭请艺道中有识之士判别。
再设一论：为艺若排开任何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哲思玄想及人生体验因素，纯粹只以美感本身为研讨对象，其所得便断无“深刻”或“价值”可言欤？物之值在于所蕴精深，此精深则在于能昭示其物事本质；既如此，凡某领域内得以彰显其本质属性之人类所作，便称深刻且具宝贵价值。此逻辑推论不难成立，倒是文艺原为不受客观法则检验者，故尔何为其“本质”，必涉“见仁见智”矣。在此情形下，对艺事整个价值的评判，归根到底，亦只可是业界学养深厚人士多数之基本意见，其首肯则事成，反之则败。固然，此成败尚主要体现于当世，至若艺事本身是否具有超乎一时一世之所谓“永恒价值”，则须经历代达人之慧眼去严加认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