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经常骂我嫂子是废物,让她滚回娘家,终于在离婚后迎来了报应

我有酒和茶。

你有故事,就来找我。

1

庄子喜欢凝视骷髅,还要枕着骷髅睡觉,睡着之后,骷髅会跟他说话,告诉他自己当年是什么样的人。

放到现实中,这肯定会被当成一种行为艺术,说他是疯子。然而,他真的疯了吗?如果他只是跟自己对话,跟死亡对话呢?

不被常人理解的还有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要登高长啸,无法接受他在邻居妻子面前睡着,说他跟回娘家的嫂子告别是不守礼法,说他在母亲过世的时候不哭就是不孝。

这就是群体文化或世俗观念跟个体之间的矛盾所在,群体文化虽然有其合理的地方,可以制定出约束所有人的统一规则,但是如果过度放大规则,不允许个人有任何不守规矩的行为,群体文化的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

诚如蒋勋在《孤独六讲》中所说:“如果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在群体文化中,婚礼丧礼都是表演,往往与真实的情感无关。”

其实何尝只是婚礼丧礼,群体文化作用下的很多事情都有表演的成分,悲伤难过是给别人看的,幸福快乐也是给别人看的,是为了赢得别人的认可,这样势必会削弱真实情感,当一个人习惯了表演之后,面具就摘不下来了。

那些说阮籍不哭就是不孝的人,都是戴着面具的人,他们所说的“孝”或者“道德”,就是一种表演,如此就应了蒋勋的话:“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

同理,当婚姻变成一种表演,同样是作假。如果两个人都在表演,都在活给别人看,也就罢了。可如果一方在表演,一方想要真情实感,婚姻注定不会长久。

就像朋友冰冰谈及她哥嫂的婚姻时所说:“我哥经常骂我嫂子是废物,让她滚回娘家,终于在离婚后迎来了报应。我一点也不心疼她,在我看来他是咎由自取,他太虚伪,对待外人永远比对待家人要好,总是在外人面前装好人,回到家就变成恶人,他以为活给别人看就算成功,到头来却发现,越是恭维你的人,在你落难的时候越容易落井下石。”

2

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从始至终戴着面具表演,倒也不是什么坏事。能在所有人面前都装好人,也就算得上是好人了。但如果是区别对待,给这个笑脸,给那个冷脸,则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冰冰的哥哥就不是始终戴着面具的人,如她所说,他喜欢在外人面前装好人,把道德变成一种表演,被人恭维认可了就心满意足。而回到家之后,他就摘下了面具,露出了不道德的一面,不是欺负这个,就是欺负那个。

他的妻子不是虚伪的人,也不想追随他变成虚伪的人,一次两次受欺负还能忍,但次数多了,就不愿意忍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离婚,即便他继续在外人面前装好人,也挡不住别人得知真相,从而会在心里给他归类,虽然嘴上会继续恭维他,但心里已经种下了不与他为伍的种子。

结果就是,在他遭遇苦难的时候,没人愿意帮他,尤其是他的家人,坚决要跟他划清界限,谁叫他平日里一直在家里作恶多端。

这是一个毁在群体文化中的典型,相较于竹林七贤那种标榜自我的人来说,他是另一个极端,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没有想过自己应该怎样适应群体文化,只是盲目迎合,到头来不得不回到个体的世界中时,才发现没有自我,没有方向,这就是冰冰所说的报应。

3

不光是冰冰的哥哥,很多人都因为盲目迎合群体文化而吃过亏,都因为把道德、婚姻当成表演而吃过亏,原因都在于他们没有活出“自我”,以至于从来没想过如何适应群体文化,而是彻底服从。

这种问题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去理解,我们逐一来讲一下,希望对其他人有所启发。

父母手中握有一把剪刀。

蒋勋说:“我母亲和许多母亲一样,手上一直握着一把剪刀,专门剪孩子的头发,这一把看不见的剪刀叫作'关心’或'爱’。因为这把剪刀,母亲成为我走向孤独的最后一道关卡。”

他这番话让我想起了一幅画,很多人应该都看过:父母在孩子小时候剪掉了他的翅膀,等到孩子长大了,却又责怪孩子不会飞翔。

这幅画中的父母手中也有一把剪刀,同样是以“爱”或“关心”命名,动辄就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你好”,接着不许孩子看课外书,认为孩子的爱好是玩物丧志,不许早恋,不许这样,不许那样。

最要命的是,父母的这一套标准不是他们独创的,而是代表了群体文化,他们认为所有父母应该都会像他们一样,于是就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有个性,认为有个性是一种毛病。试问,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怎么飞?往哪儿飞?他们不仅被剪掉了翅膀,而且被关在了笼子里。

冰冰的哥哥肯定也受过这样的教育,即便不是父母这样教他,也必然有人这样教他,否则有个性的人不可能盲目迎合群体文化。

生命的意义在于寻找意义。

我们经常说生命是有意义的,但意义是什么呢?意义在哪里呢?作为个体的我们,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吗?

有的人虽然想过这些问题,试图跟别人讨论,结果被别人一句“不要胡思乱想”所切断。这也是群体文化的弊端之一,认为想生死的问题,想生命意义的问题是胡思乱想,这就在无形中剥夺了很多人跟自己对话的机会,认不清自己的本质,所以也就谈不上做自己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一头扎在生死和意义的问题上,而是,作为个体,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思考自己活着的意义,对自己多一些认识。

关于这个问题,蒋勋的观点值得参考:“我想,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你以为找到了,却反而失去意义,当你开始寻找时,那个状态才是意义。”

他所说的是一种“等待戈多”的意境,在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中,两个人坐在荒原上等待戈多,等到戏剧结束也没等到,意义就在于过程。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没必要上升到这种“形而上”的高度,我们可以自己去定义生命的意义,定义的根据是自己,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认清自己的天性,人性的优点和弱点,找准自己的位置,做自己该做的事。以此为基础去适应群体文化,才不至于迷失自己。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