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隐者孙犁
更多好文，尽在“衲曰”“衲读”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1期
作者：黄薇
现当代文学史上，孙犁的身影称得上“异数”。他一生好静，为人为文，每每游离于主流之外。“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红色隐逸论”，是评论界多数人对他的共识。他视从政为畏途，对浮名避之不及，到了晚年，越发清寂刻骨。作家舒乙说：“孙犁从不出席各种热闹场合，甚至害怕照相。他是真正的深居简出。”老人择坐冷清一隅，自喻为自织罗网的蜘蛛，宁可“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
与其孤独避世相应的，是孙犁晚年臻于圆融的艺术境界。他生前从未大红大紫，身后作品却赢得越来越多持久的关注与敬意。冯骥才写道：“他给文坛留下的既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性格。”贾平凹预言：“将来要写这时代的文学史，别的作家可能只配得上'×××和他的《×××》’这样的标题，而写到孙犁，一定是'孙犁和他的艺术’。”将孙犁称为现代“大隐”的莫言，也许看得分明：“那种寂寞冷清的状态是他（孙犁）自己造成的，也是他所期盼的。”
抗战带来新生路
1913年5月15日，孙犁降生于河北安平县的一个小村庄，今年是他诞辰百年。孙犁原名孙树勋，虽出身农家，他从小却对文艺亲近有加。说书艺人走村串户讲评书，借来快翻烂了的《红楼梦》《西游记》，构成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孙犁还爱好美术，“人天生就是喜欢美的”，即使在以后“生活最不安定的时候”，他也习惯于在书箱案头贴上从杂志里剪下的画片。
长到十三岁，孙犁被父亲送到保定读中学。风起云涌的北伐革命，席卷过这座城市，孙犁由此接触到各种革命进步的读物，其中他最爱读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大孙犁近十岁的丁玲，曾是他的文学偶像。晚年在给丁玲的信里，他承认：“我那时崇拜您到了狂热的程度，我曾通过报刊杂志，注视您的生活和遭遇，作品的出版，还保存了杂志上登载的您的照片、手迹。在照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登在《现代》上的，您去纱厂工作前对镜梳妆，打扮成一个青年女工模样的那一张，明眸皓腕，庄严肃穆，至今清晰如在目前。”
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莫过于鲁迅。他一生奉鲁迅为师，战争年代的行军途中，书包里常放着鲁迅的《呐喊》、《彷徨》等集子，晚年集书藏书，照着《鲁迅日记》中所有提到的书目，立志一本本收全，痴气十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局动荡，24岁的孙犁也随即面临人生选择。中学毕业后，他到北平做过两年小公务员、会计，郁郁不得志。愤而辞职后，他一度想以写稿为生，但没能成功。最后由老同学介绍，到了白洋淀的同口镇小学当教师，闲时“摊书苦读，每至深夜”，倒也过得颇有兴致。
抗战烽烟四起，小学停课，校舍被毁，何去何从是个问题。其时京津两地的文化名人纷纷南下，孙犁“苦无路费，并无头绪”。这时他收到一封同事的来信，劝说他去肃宁参加抗日工作。孙犁一贯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入党参军，于是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他后来回忆道，“说起来也许很偶然，要不是抗战，我也许一直就在同口镇呆下去。那时年轻，有一点理想，想找一条出路，可那是多么难啊。当然这也并非偶然，抗战给一切要求生路的人们指出了生路，也包括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