峻拔奇伟《张猛龙》

《张猛龙碑》全称《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碑》。北魏正光三年（522）正月立，无书写者姓名，碑阳二十四行，行四十六字，现在山东曲阜孔庙中。额正书“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三行十二字，碑阴刻立碑官吏名计十列。古人评价其书“正法虬已开欧虞之门户”，向被世人誉为“魏碑第一”。

祁斌：碑与帖是中国书法史上两大体系。自清代碑学中兴以来，碑版一直成为书法家学习与取法的对象。能谈谈碑与帖的基本区别点吗？

白砥：中国书法的发展，在文学演变过程中，刻书与墨本是不尽相同的。现在我们大多称刻石书为碑，墨迹书为帖（其实帖还包括刻帖），这是从形制上对它们的区别。唐以前行草书基本不入碑，这从某种角度看刻碑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碑刻基本为隶书与楷书，而且，碑版书法大多严正、肃穆。而帖多为日常书写的信札诗文，日常书写可以不像刻碑那样一本正。故在唐以前，所谓“正统”的书法，其实应该为碑刻一类的隶书或楷书。碑主正、大、严、肃、古、拙、静、穆、沉、厚、郁、勃，而日常的书札等由于是随意而来，故多飘逸、秀雅、婉转、急越、流畅、跌宕等等。不过，自书法的审美意识自觉以后，书法形式在趋向风格化、个性化的同时，对美的表现也越来越深入。碑帖互融，将拙厚写入流转之中，或把急越的线条写得沉涩凝练，书法艺术的美因此变得复杂、微妙。

祁斌：《张猛龙碑》是北魏楷书刻石的代表作品，它与其他碑刻楷书有哪些异同？

白砥：汉以后，隶书一方面向楷书演化——从碑隶到碑楷，一方面由章草逐渐过渡到今草。魏晋南北朝即是这一演变的时间段。碑隶向碑楷的转变，现知较早的如晋代的《爨宝子碑》《好大王碑》，后有《爨龙颜碑》《嵩高灵庙碑》等，《张猛龙碑》已为隶意褪净后的楷书碑体，但与完全规范后的唐代碑刻楷书相比，《张猛龙碑》则峻拔奇伟，雄秀出于天然，一如王羲之比于赵孟，王书清奇洒脱，赵书平和规正。

祁斌：《张猛龙碑》的方笔应怎样表现？有人说方笔是刻碑的衍生物，您怎么看？

白砥：线条起讫用方切，在碑刻中较多见。但并非碑刻线条都用方切，如《泰山金刚经》《郑文公碑》《好大王碑》等，则以圆笔为主。这种圆笔，我以为比墨迹书还要强化，可见刻碑有可能使线条起讫用方，但同样也能刻得很圆。如书写时用圆笔，我想无论如何刻工是不会将之刻成方的。《张猛龙碑》的方笔，当为书写时的貌，因为它的方形，与刀的直切还是有所不同的。北朝写体书中有很明显的方笔，说明方笔在那时流行。与《龙门造像》中过于方切的方笔相比，《张猛龙碑》的方笔显得饱满、丰厚，方中间有圆意，基本不见斧痕。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或也有赖于自然的风化。用毛笔写方笔，可先略作尖切，再铺毫转笔，运笔不可提起，但又不能死按拖锋，中段多有暗动，但决不可颤抖着走笔，否则极易形成锯齿形，失之造作。

祁斌：偶尔见过您写的以《张猛龙碑》为基础的行书，从碑楷转入碑行书，请问有什么诀窍？

白砥：我常拿《张猛龙碑》与《集王圣教序》比，发现它们之间有某种相通点：一是王圣教时见方笔，而是王字多奇，结构灵活又整饬，这两点恰好《张猛龙碑》也都有。所以，我常常将王羲之的用笔、使转渗入《张猛龙碑》的行书化创作中，很协调。

祁斌：现在社会上流行帖学，您觉得这与学碑矛盾吗？

白砥：我觉得不矛盾。作为一位有历史责任心的书法家，我觉得碑与帖都应该学。许多人一辈子只学一两种帖，这未免有点狭，如同人一辈子只吃一两种东西一样，营养结构不合理，身体可能会有问题。碑与帖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放在一起学，或有可能互相取长补短，这有什么不好？！好比五四前后的一批学者，学贯中西，冶东西方思想与一炉，最后思想观念很新，对推动历史发展起到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