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武化装潜逃被捉 范汉杰廖耀湘杜聿明也化装逃跑 他们都咋被俘的
自古以来，中国的兵家都知晓《三十六计》，尤其对其中的“瞒天过海”之计用得娴熟，且屡屡得手。
但败军之将用“瞒天过海”，多是为了逃生或亡命之旅，此计有用、有效，但关键是要“瞒”得住，因此效果就很有限。
三国时期，曹操在潼关遭遇西凉兵马，被骁勇的马超、庞德杀得丢盔弃甲，为了逃命，曾留下了“割须弃袍”的千古笑柄。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有上百位将官被解放军俘虏，其中不乏一些曾经的抗日名将。
这些人打日寇时战功显赫，但替蒋介石打内战时却基本都走了“麦城”，甚至没有逃脱被“活捉”的命运，也留下了一连串历史笑柄。
正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大决战》，再次带着人们进入了那段风云激荡历史岁月。从中不仅可以看到革命前辈浴血奋战的场景，也可以看到一些国军将领被俘虏时的狼狈相。
在“三大战役”开始前的“济南战役”中，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王耀武，在兵败济南后化装潜逃被活捉，开了这一阶段国军高级将领兵败潜逃被捉的先河，
随后又有范汉杰、廖耀湘、杜聿明等著名将领争相效仿，也都是在兵败后相继化装潜逃并落入罗网，
他们具体是怎么被解放军俘虏并留下一些历史笑柄的呢？
不妨仅就这几位来盘点一下：
王耀武
过去的山东寿光县，现今属于潍坊市代管的县级市，是海内外知名的地方。因为这里是全国著名的蔬菜生产基地，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
但是当年对于曾经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来说，寿光可是他永远忘不了的“伤心之地”，他就是在这里成为解放军俘虏的。
作为抗日名将的王耀武，打内战后与“济南战役”的名词相伴了后半生，济南，就是王耀武的“麦城”。
“济南战役”从1948年9月16日开始。经过三昼夜激战。解放军即控制了济南外围地区，到9月24日，守敌十万余人，除一个军部和两万人起义外，全部被歼，山东省城济南宣告解放。
战斗结束了，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却不知去向。
王耀武久战阵、头脑灵活，把他俘虏下来确实不容易。
“济南战役”开始前，解放军部队就喊出了“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部队指战员绝不想让这一口号落空。
于是，上级部署全面加强盘缠搜寻，不能让王耀武逃脱。
而此时，曾经威风八面的中将司令、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已经化妆成了一名商人，准备逃往青岛。他带着贴身卫士，一路连蒙带骗，逃到了距离济南近一百多公里外的寿光县。
王耀武身穿蓝布大褂，头戴礼帽，与一般商人的打扮差不多。他一只脚上缠着绷带，脸上蒙着白毛巾，躺在一辆乡村的胶轮马车上。他很狡猾，扔掉了枪械和黄金珠宝，仅携带少量的钱，以免有人看破他的身份。
王耀武化名商人乔坤，兜里揣有一张通行证。9月28日，也就是济南战役结束四天后的凌晨，在经过寿光时，被寿光县公安局政卫队的刘金光、刘玉民、张宗学三名正在值班巡逻的公安战士在路口桥头拦了下来。
王耀武假装受伤，蜷缩在马车上。
回答问话的是随行他的一名青年人。王耀武示意他，耳朵在济南战役中被大炮震聋了，听不清，故意不说话。但是公安人员还是听出了他卫士的非济南口音，引起警觉。
在接下来的盘问中，他们的回答破绽百出，只好被带到公安局仔细盘问。
寿光县公安局长李培志听完汇报，认为情况很重要。当即令审讯干事王洪涛接受这一盘查任务。
王干事让他们把车上的几个行李卷打开接受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又在他们身上搜查,结果查出了赤金小元宝两个，银币11枚，纸币6000余元。一张通行证上写着:“兹证明我街商人乔坤等民去青岛经商，希沿路军警验证放行。”落款是:“益都(今青州市)西关街公所,街长杨云亭。”
王干事看着搜查出的这些财物和证件，决定分别把他们带到审讯室进行个别谈话。
随后，王干事从乔坤头上因戴帽子留下的印记和上厕所用进口卫生纸发现疑点，又解下乔坤脚部的绷带查看，结果一点伤痕也没有。
王干事接着询问了乔坤出济南的时间。经过哪里，住过什么客栈，以及路条的来历。到青岛什么地方找谁，等等。
乔坤虽然都作了回答，但前后不能自圆其说。特别是当问他乔玉龙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住什么村时，他一下子慌了手脚。竟然语无伦次地说不出来。
前面乔玉龙说过他是乔坤的亲侄子，乔坤怎么不知道乔玉龙父亲的名字,也不知是什么村呢?
王干事又问:“你既不知道乔玉龙父亲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住什么村,乔玉龙为什么叫你亲叔?”
乔坤无法掩盖内心的不安，答话吞吞吐吐。再问，他干脆就不讲话了。
于是，“二乔”分别被扣押，等待继续审问。
当天下午三点多钟，公安局李局长等一起来到审讯室，准备对乔坤再次审问。
问话开始，只见乔坤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两腿微微发抖.他突然反问道:“你是县长吗?”
随后长叹一声:“唉！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干脆说了实话吧，我是、我是王耀武，我要找你们县长说话···，我要立即见到陈毅将军。请你们马上给陈毅将军挂个电话,要他把我接到他那里去，我有重要情况向他报告。”
寿光公安局李局长让部下继续审问，自己则把这一重要情况向县委书记、县长做了汇报,并立即报告了上级机关。
昌潍保安司令部领导指示：可以问问他在济南战役中的敌军布防情况,以进一步辨明他的身份。根据这一指示，寿光公安局首先向王耀武讲明了我党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消除他的思想顾虑，然后询问起济南战役中国军的布防情况。
结果，这个“乔坤”对济南兵力布防、作战经过和吴化文战场起义等情况侃侃而谈。
他说，“因吴军哗变，叛投贵军，我只好改变计划，固守内城。我召集了一个守备会议,要各级将官坚守阵地。其实，我已料定城破就在旦夕，败局已定。于是,我指挥两个营从北极庙突围，化装潜逃。行至王舍人庄，碰上了两个妇女，我同她们商量装作我的家属，并雇了两辆大车准备去青岛···。
王耀武说，“不想在此被你们识破，你们的士兵如此忠于职守，令人钦敬。”
看来，这个商人乔坤真是王耀武。
当天晚上，寿光县公安局奉命请王耀武吃饭，予以优待。
便宴之后，寿光公安局把从他们身上搜查到的物品全部归还给他们，王耀武亲笔打了收到条。
王耀武看着交还给他们的东西，感动地说:“共产党纪律严明,政策确实好。如果我遇上国民党士兵,不为别的，就为我随身携带着的这些东西，他们也会为图财而杀害我。你们真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啊!”
为了安全起见，按上级指示，王耀武被连夜密押往昌潍特区司令部···。
“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人民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王耀武被俘虏的消息传开，人民群众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打着花棍欢庆。
被俘后，王耀武曾在华东广播电台演讲，他表示以国内现在的形势来看，解放军必胜无疑，希望蒋介石能看清方向，及早收手。
济南战役中，王耀武还曾干了两件好事：其一，他下令疏散平民，减少无辜伤亡；其二，把所有在押犯人全部释放，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和被俘的解放军，也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陈毅元帅曾称赞他是“国民党里少有的明白人”。
新中国成立后，王耀武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期间，毛主席曾通过公安部长罗瑞卿转达:王耀武其人功是功、过是过，他的抗日功劳和对老百姓的优待,共产党和人民会记在心里。令王耀武感动不已。
1959年，王耀武成为首批被国家特赦的战犯之一。
范汉杰
在济南战役胜利一个月之后，曾对蒋介石信誓旦旦死守锦州、完成所谓“锦沈会战”大业的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在锦州城破兵灭之际，也狼狈化装出逃被抓获。
范汉杰是黄埔一期生，也是黄埔同期学员中年纪最大、资历最深的，30岁考入黄埔军校之前已是少将军衔。他又是黄埔毕业生中的第一位师长，抗战期间曾血战淞沪，也曾经在中条山坚持抗战，算是国民党军队中的能战之将之一。
1947年，他以“陆军副总司令”的身份率部进攻胶东解放区，引起解放区军民公愤。1948年7月转任热河省主席，两个月后再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
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是死守锦州，保障东北国民党军退往关内的咽喉要道畅通。
此刻，范汉杰意得志满，骄横不可一世。他指挥着东北国民党军三分之一以上的部队，计一个兵团、四个军、十四个师15万人。然而，锦州城防31个小时即被东野部队攻破，范汉杰以下8万余官兵被俘虏。
1948年10月14日，范汉杰闻知守军的弹药已经消耗殆尽，只能被动挨打。下午太阳尚未完全落山，便急不可待地下令突围逃命。
范汉杰领着老婆、副官和几名卫士沿小路向锦西逃跑。为了不被俘虏，他不仅化名“老刘”，而且与老婆姐弟相称，公开在大路上逃跑。后又让老婆与自己分开走，老婆与副官一路，他与几名卫士一路。
经过一番周折，天黑晚后终于跑出了锦州城。但出城后，越过南山农场时又遭到解放军一支队伍袭击。混乱中，随行人员通通跑丢，范汉杰逃上松山，歇下来一看，身边只剩侍从副官、卫士和女秘书三人。
范汉杰登上山头，见锦州城火光冲天，枪炮声不绝于耳。副官见山东面有一个小窝棚，建议白天就躲在窝棚里休息，夜里再行动。
15日下午，副官报告附近村落的解放军已经向城里出发了。范汉杰决定化装成商人潜逃。
锦州战役枪炮声停息，我军开始打扫战场，在锦州东南方向的娘娘宫镇一带，路卡的检查站工作人员就发现了四个鬼鬼祟祟的人。
这四人看见人就躲躲藏藏，行迹十分可疑。
这三男一女四人中，女人穿着普通棉袄，头发乱糟糟的，粗略看上去像个农村妇女。不过，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她手上戴着一个金戒指，脚底下穿的还是高跟鞋，而且两个手指头被香烟熏得泛黄。
这个女人一直搀扶着一个老头，老头头戴烂毡帽，穿一件露棉花的破棉袄和一条不合身的小棉裤，肩上搭一个破麻袋，边走边啃着胡萝卜，头一直低着不看人，好像在有意躲避着什么。
在女人和老头的身后，是两个男青年，他们穿着西装西裤，一身干净利落，言谈举止很干练。
路卡检查站的战士们将他们押送到了我军在当地的保卫部暂时安顿，决定验明他们的真实身份。
当时，负责对这四人进行盘问的是我军保卫部一名姓夏的文书。
夏文书进到暂时关押四人的房间之时，发现那个老头正指手画脚，对其他三个人部署安排什么。
他们见来了人，突然静下来，用十分怯懦的眼睛盯着夏文书。
夏文书问道：“老乡，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我们是商人。”
女人腼腆地回答。夏文书又问：“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们是在沈阳开照相馆的，因为沈阳物价高涨，生活困难，不得不停止营业。现在我们准备去葫芦岛，乘船回南方到老家去的。在路过前面公路时，不知道你们那位长官为什么把我们扣下了。”
那女人停了一会儿，看看对方没啥反应。又说“长官，我们确是商人，请别把我们久留了。”
她指了指那老头又说：“他身子不适，久留了，误时间会出事，那多为难我们啊！”
女人说这些话时，表情很不自然。而那胖老头和两个青年始终在一旁无奈地观望着。
晚饭时，胖老头望着饭菜不肯吃，推说：“不饿”。
女人在一旁开口说他不能吃高粱米，须吃大米、白面。
夏文书立即反问．“沈阳生活困难，去哪弄大米、白面吃？”
女人支支吾吾地说了几句，感到再说会暴露身份，就啥也不说了。
这时，保卫部的寇干事进来，女人装得很自然的样子掏出一支香烟递给寇干事。寇干事接过香烟看了看，把烟装在兜里对她说：“好！你们稍等一会儿，我们办点事，再和你们谈。”
寇干事把夏文书叫到隔壁的房间，拿出女人给的香烟说：“这香烟是美国货，能抽得起这种香烟的，绝对不是一般人，要尽快摸清楚这些人的真实身份”。
隔日，保卫部接到上级命令去执行军事任务，只好带着这四个可疑人员一起行军。
在此过程中，我军战士不断催促他们加快脚步，哪知那个老头不经意间说了一句：“你们就是这样优待俘虏的？”
老头的这句话，无意间就暴露了他的身份。
抓住这个疑点之后，寇干事和夏文书决定从那两个男青年入手。在认真做了一通思想工作之后，两个男青年思想有了变化，老老实实地交代“那个老头就是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
在一个驻地，寇干事和夏文书把“老头”叫了出来，拿着写有国民党将领相貌特征的小册子进行对比。
这时，“老头”表现得惊慌失措，寇干事和夏文书就用手指着一张相片对“老头”说：“范汉杰先生，你的胡子为什么要刮掉呢”？
这一问话，“老头”慢慢低下了头，挤出来了一句话：“我们输了，你们赢了，我就是范汉杰”。
就这样，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官、锦州守将范汉杰沦为俘虏。
新中国成立后，范汉杰经过教育改造，于1960年获得特赦，曾担任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员，钻研解放战争以及抗日时期的军事历史，书写了很多回忆录以及文献资料。1976年在北京病逝。
廖耀湘
廖耀湘是奉命率领西进兵团来解锦州之围，增援范汉杰的。不料兵败辽西，廖耀湘化妆成流民商人潜逃，被外围警戒的民兵识破并捕获。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蒋介石急令廖耀湘兵团与东进锦州、葫芦岛地区的侯镜如兵团东西对进，企图夺回锦州。
但廖耀湘认为凶多吉少，不同意该方案，提出夺取黑山，向营口撤退。在得到蒋介石批准后，廖耀湘兵团于10月21日发动了对黑山的进攻。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廖耀湘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色，属于著名抗日将领之一。
他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长沙分校第六期，1930年赴法国留学，193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曾参加过上海“八·一三”抗战、南京保卫战、滇西昆仑保卫战等战役，1941年任入缅印远征军第五军第22师师长。由于战功卓著，曾获国民政府颁授的青天白日勋章和美国、英国授予的自由勋章及十字勋章。
1948年10月28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挥师辽西，迅速消灭了廖耀湘第九兵团十万大军。
但在打扫战场和清理战俘时，发现兵团中将司令廖耀湘不知去向，便下令严加搜寻。
当时的辽西北镇县公安局，根据上级通缉捉拿廖耀湘的指令，要求沿北平沈阳交通要道各村屯，迅速把民兵、妇女、儿童组织起来，对街摊、饭店、旅店等地点严密关注，决不放过任何可疑的人。
而此时的廖耀湘，已经全无名将风采，他像无头苍蝇一样，冒着寒风，在广袤的辽西平原乱闯，身边只剩下新编第六军军长李涛、新编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以及新编第六军的一名高级参谋和一名随从副官。
廖耀湘打算向南走，认为只要到了沈阳，就安全了。
逃亡路上，经历几次惊险慌乱后，新编第六军军长李涛不知去向。
廖耀湘只好带着剩下的两个人继续向南走。走了一夜，天快亮时，他们三人绕过一片小树林，发现前方的村庄还有战斗声，又绕过村庄继续走。
跑了一夜，廖耀湘累得筋疲力尽，三个人不知不觉走进了一个看似平静的村庄。
廖耀湘听路上的人说，沈阳已经被占领了。这让他打算逃到沈阳的梦想破灭。他跟周璞商量，调头朝葫芦岛方向走，看看有没有一线生机。
就这样，躲躲藏藏几天之后，廖耀湘和周璞逃到了锦州一个叫中安堡的地方。
中安堡是清末以来商贾汇集之地，当地民间流传：“一过山海关，吃饭到中安。”人们从华北通过山海关，一般都选择在中安堡落脚休息。
因此，这个地方虽然不大，但旅馆、饭店却比比皆是，一度成了东北野战军在黑山阻击战的后勤服务基地，群众基础很好。
中安堡村农会武装队长赵成瑞，自从接到通缉捉拿廖耀湘的指令后，便整天带着民兵在村内外巡逻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这天晚饭刚过，村民向赵成瑞反映，有几个老百姓打扮的人到谢家旅店投宿，他们身体高矮胖瘦不均，说话口音南腔北调，神情颓靡慌张，形迹非常可疑。
赵成瑞听后，马上赶往谢家旅店查看。他拿来住店登记簿一看，发现这些人有的报行商的、有的报难民的、有的报投亲的，五花八门，报啥的都有。
接着，赵成瑞便对住客开始逐一盘问。
当提问到一个中等身材、体态较胖、大脸盘、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戴农民破毡帽的中年人时，他点头哈腰，自报：“我叫胡庆祥，现年四十五岁，原籍湖南，现住黑山县姜屯，来往于沈阳、天津之间，跑行商，昨天被国民党的败兵抢走衣服、财物，无奈到一村子，央求老大爷换上这套装束，不然就得冻死。”
赵成瑞对他的湖南口音，有一半听不懂，觉得说得虽然可怜，但表情却很傲慢，根本不是商人的模样。
于是，便严肃地问：“你有证明吗?”这个胖子忙说：“有、有。”随即从腰兜掏了出来。赵成瑞接过仔细一看，姓名相同，但照片面貌不像，十个指纹也对不上号，更感到可疑，便厉声追问道：“这身份证不是你的，快说实话，你是干啥的?”
这个胖子心中有鬼，身子不由自主地一颤，但仍强装镇静，沉默不答。
在赵成瑞的紧紧追问下，他又编造说：“我和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是亲戚，民国三十五年来东北，在政委会做办事员，嫌钱少不干了，跑起行商，我家现住沈阳。”
赵成瑞看他说话忐忑不安、矛盾百出，不由得提高了警惕，决定把他们带到农会去审问。
行至街西头石桥子村时，这伙人不约而同地站住不往前走了。赵成瑞厉声训斥他们：“你们想干什么？为什么不走了?”
戴深度近视镜那个胖子低声说：“长官，我要解手。”赵成瑞点头表示应允。然而，他解开裤带并没有解手，却从裤兜内掏出一个青布包，递到赵成瑞面前小声说：“长官,这是我一点小意思，请收下吧。”随后又说：“请您高抬贵手，我们都是老百姓，放我们走吧！”
赵成瑞接过小包，感觉沉甸甸的，里面可能是贵重的细软，便立即意识到这是行贿，更加证明他们身份可疑，急于脱身，因而不能轻易放过。于是严正地说：“快走，到农会再说。”
当走到农会大门口，戴深度近视镜的人又凑到赵队长面前哀求说：“长官，放了我们吧，你已收我们的东西，还不放我吗！”
赵成瑞义正词严地说：“先生，你看错人了，我不是国民党兵，见钱眼开，要钱不要命。我是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干部，只知道干革命，打击敌人，保卫人民，你给我的东西，是你们的罪证，我马上交给政府处理。放你，没门！”
在农会办公室，区领导听了赵成瑞的汇报，见到贿赂的金元宝、金镏子，暗自好笑。
正要对他们询问时，风风火火从外面走进来五名解放军某部后勤部的战士，要求农会协助搜查逃跑的廖耀湘。
其中的一名解放军战士，打开手电筒，对坐在地上的几个人，挨个照。当照到戴深度近视镜人的头上时，这位解放军战士急忙高喊：“廖耀湘在这呢！”廖耀湘等惊得目瞪口呆，面如土色，只好束手就擒。
但廖耀湘被带到了后勤部队被盘问时，他长吁短叹，一言不发。不管如何盘问，他死活不承认自己是廖耀湘，只是连称“我不晓得，我哪是廖耀湘呢？”
随后他们又被送到部队警卫连，廖耀湘还在编造谎言。哪知连部有个卫生员是从国民党军里解放过来的战士，他见过廖耀湘。就指着廖的鼻子质问道：“你不是廖耀湘吗？在西安阅兵时，对我们讲什么'戡乱建国’的，不就是你廖瞎子吗！”
他顿时脸涨得通红，使劲拉低帽沿，张口结舌的胡乱抵赖：“我不是、我不是···”。
随后在行军途中，每遇到从国民党方面反正过来的解放战士，廖耀湘总是拉低帽沿，用袖口堵住嘴，仅仅露出让人看不清楚的两只眼睛，连叫“天好冷！天好冷！”
途中，他还趁着晚上出发的机会，偷偷地爬上墙头想逃跑，押解的战士一拉枪栓，一阵吆喝，他就吓得乖乖地连滚带爬地溜下墙来。
在最后的三天行军中，廖耀湘又耍起无赖来，装作有病的样子，既不肯吃饭，又不肯走路。后勤部就让他坐汽车。那些刚解放过来的司机一看见他就认出来了：“他就是廖耀湘，没错！”
直到11月11日晚，部队后勤部段政委亲自查问时，这个又是扮“商人”又是扮“办事员”的“胡庆祥”或“胡长江”的人，终于不再抵赖，承认自己就是廖耀湘。
廖耀湘被俘后，从沈阳转押到哈尔滨，又先后迁至抚顺和黑龙江省绥化等地。鉴于他学过正规的机械化军事专业，在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期间，还曾被刘伯承元帅请到他到南京军事学院讲过专业课。
1961年，廖耀湘被特赦，后被聘任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1964年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12月病逝于北京。
杜聿明
杜聿明是“三大战役”期间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最重量级的将领。
他在淮海战场战败逃跑前，特意换上便装，刮掉了胡子，想通过化装“瞒天过海”逃出罗网。
杜聿明被俘后他自称是“军需处长高文明”的故事流传很广。
1949年1月10日，规模宏大的的淮海战役进入了最后一天，数以十万计的国民党军官兵陆续地放下了武器，持续了两个月之久的枪炮声终于渐渐停息了下来。
也就在这一天，国军中赫赫有名的战将、蒋介石倚重的内战“消防队长”、淮海战役国军方面实际上的最高指挥官-杜聿明。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对淮海战役这段历史比较了解的读者朋友可能知道，揭穿杜聿明潜逃伪装的，是一位姓陈的主任。
他实际是开国少将陈茂辉，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11师政治部主任。
1949年1月10日早晨，有十几个溃军模样的人，出现在11师政治部附近的一个村口向村民问路，其中有人还拿出金戒指作为酬劳。
村民又惊又疑，遂向驻在村内的四纵11师卫生处作了报告。卫生处派出两名通信员前往询问，觉得可疑，便将他们全数扣押。
这十几人当时虽然挎着冲锋枪、卡宾枪，但自知身陷重围而未敢抵抗。
讯问的结果，这十几个人中有一个自称是记者，一个自称是徐州被征用的汽车司机，另有一个穿普通士兵军服中年人的声称自己是军需官，其他八九个人比较年轻，显然都是普通士兵。
于是，形迹可疑的军需官和记者及司机，被送到了政治部陈茂辉主任面前。
1月10日的上午，地面上已经没有了战斗交火。曾经被恶劣天气封闭在机场十天不能出动的的国民党空军，此时却异常的活跃，几架飞机在大群被送往后方的俘虏上空转来转去。
可能因为害怕飞机，“军需官”等几个人走走停停，从卫生处到政治部不到两公里的路，居然走了两个多小时，让押送他们的战士惹了一肚子气。
而到了政治部所在的村子，这三个人仍然躲在屋外不肯进屋，那个“军需官”还不停地嘟囔：有飞机，躲一躲吧。
开始，陈茂辉主任真以为他是害怕飞机，安慰他说：“你们的飞机也没什么可怕的，炸不到人。”
其实，此刻伪装成“军需官”的杜聿明哪里是害怕飞机，他是因为周围都是他昔日的部下，怕被人认出他的狼狈相。
陈茂辉主任认真看了看这位“军需官”：穿着一身士兵的棉军装，脸上抹得黑黑的，连军需处长都不太像，倒是活脱脱地像个老伙夫。
他进门以后，向着陈茂辉主任敬了个礼。陈茂辉让他坐下，然后递给他一支解放区自产的“飞马”牌香烟。“军需官”瞧了一眼却没有接，而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盒美国的“骆驼”牌香烟抽了起来。
他一直低着头，生怕把脸露给别人。
陈茂辉端详了他一会，发现他脸上还有没有刮净的胡茬，原来肯定留着是很讲究的八字胡。从他的年龄和身边有这么多随从来看，这条“鱼”肯定不小，至少也是个军级的军官，决不可能是“军需处长”。
杜聿明晚年的回忆中，载有这一段对话：
“你是哪个单位的？”
“十三兵团军需处。”
“干什么的？”
“军需处长。”
“姓什么、叫什么？”
“高文明。”
“这个名字倒不错。”陈茂辉笑着说。随即问：“十三兵团有几大处？”
“六大处。”
“把处长的名字写出来。”···
“高文明”从衣袋里掏钢笔，一伸手却露出了手腕上的高级手表。
他掏了半天，掏出的是美国香烟；再掏，又一包香烟；再掏，掏出的是一包牛肉干；再掏，又一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金笔，
可是，他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多年以后陈茂辉将军也回忆说：“简直像个魔术师”。
“写啊，怎么你连一起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知道、知道。”这位“军需处长”嘴里说着知道，可是写来写去也只是在军需处长高文明的字样上又描了几笔。旁边那个“记者”上前要替他写，被陈茂辉严厉制止。
陈茂辉看透了这位军需处长的紧张心情，安慰他说：“你老老实实说出自己是谁不就行了？我们的政策是宽待俘虏，除了战争罪犯杜聿明以外，只要放下武器，不论大官小官，我们一律优待。”
陈茂辉主任当时肯定不知道，他这句话对杜聿明的压力该有多大。因为杜聿明知道自己就是被公布的战犯之一。
陈茂辉又说：“你们国民党是失败了，黄百韬被打死，黄维兵团也被消灭了，兵团司令黄维和副司令吴绍周想逃没有逃掉，也被活捉了，你想混是混不过去的。”
“军需处长”听了一惊，忙问：“黄维在哪里？”
“你可以见到他，两三天之内就可以。”
这时，又有几批国军俘虏被送到11师政治部。陈茂辉故意指着俘虏们说：“你看看，这面一堆是你们的士兵，那边一堆是你们校以上级别的军官，他们都是自己主动坦白的。你想瞒过他们的眼睛也瞒不过去，还是主动坦白的好，不要等他们来检举。”
见到这么多国军俘虏，“高文明”急忙将头深深低下，再也不肯看那大群的俘虏一眼。
时近中午，陈茂辉命令伙房给“高文明”等人准备饭菜。高文明只吃了半碗小米饭就不吃了。而那两位“记者”和“徐州司机”，则狼吞虎咽吃了个饱。
饭后，“高文明”问陈茂辉：“能不能找个地方让我休息一下？”
“也好，等你休息之后我们再谈。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优待，只除了战犯。”
陈茂辉命人将他带到了村口一个四处不靠的磨坊里休息。一进磨坊，杜聿明就把头蒙进大衣里睡了。
黄昏时分，在村子广场里的俘虏群中，忽然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总司令死了！”
总司令，总司令是谁？
陈茂辉马上想起了那个还没查明身份的“高军需官”。一检查才知道，原来是“高军需官”趁警卫战士解手的机会，用一块小石头猛敲自己的头，打得满身是血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查清了情况，陈茂辉一面令人用吉普车将杜聿明送往卫生处治疗，并严加看管；一面命令把自称“记者”的人带到自己跟前。
这一次陈茂辉不再客气了。他十分严厉地说：“你到底是什么人？那个'军需官’到底是什么人？你必须现在给我老老实实全部交代，你再敢坚持反动，我马上就枪毙你！”
这位所谓“记者”吓得双腿发抖，连忙说：“我交代，他就是杜聿明长官，我是他的随从副官。”
为了证明，他又从身上掏出一副精致的象牙筷子，筷子上的字样表明，这是杜聿明在驻昆明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任上过生日时，云南省主席龙云送给他的礼物。
次日，陈茂辉带着一张从师敌工部要来的杜聿明的照片，来到卫生处关押杜聿明的地方，再去看这位“高文明军需处长”。
陈茂辉对照着照片又仔细端详了一下杜聿明：方方的脸孔上除了没有原来的胡须和多了一圈纱布以外，别的地方完全一样。
··· 很快，被俘虏的杜聿明被送到了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的司令部，在此地由摄影记者拍了那张头缠绷带、横眉立目的照片。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成为首批获得新中国特赦的战犯之一。1981年5月因病逝世，享年77岁。
杜聿明1904年出生于陕西米脂。
他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中初露头角，历任军校教导团副排长，武汉分校学兵团连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队长，教导第2师营长、团长，第17军第25师旅长、副师长等职，曾参加北伐战争、长城抗战、淞沪抗战。
1939年11月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1942年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