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守候在四十三年前的起点
一帮老男人精心挑选的6月6日其实和四十年的同学纪念搭不上火，我们走进蚌埠师专是一九七八年的二月，许多人由不相识，到目下表现得难舍难分。
选这个日子大约代表着一种冀望，所谓“六六大顺”。
这群平均年岁七十以上的老家伙的同学聚会就该顺顺当当、热热闹闹、快快乐乐。人生戏台的大幕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已经徐徐落下；没有戏台的人生就再也无需装扮、化妆。
一人三百元的AA制聚会费用；这是一场与社会地位、金钱甚至学术威望再无相扯的素人素面的聚会。
摘下面具的老同学相聚，一定是很动人的。
吴伟兄扬起右臂，做着“V”字手势。
一个人一辈子脸上大都是笑容，他一直在人生里标注出快乐来打头。
我们上学的时候，吴伟和我一个宿舍，他总是爱睡懒觉，我们吃罢早饭回来他还蒙着头，似乎他来师专上学就是专找个地儿睡觉来了。醒来也拒绝装着好好学习的样子，在所有的上课、拉呱、吃饭群聚中，闻嗅与寻找着可以喜笑颜开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喜剧元素。
他的幽默感洋溢出与要求上进的一大群人不同的色调，就显得相当的突出。然而，让那一届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科一百单八将大吃一惊的是，他毫无波澜的将学校里最美丽的办公室的姑娘追到了手。这一手让我们对他刮目相看，比我们班的赵海琦、吴懋功、刘志俊几个人霸着学校学生会的主要职位更有风头。
啥叫大智若愚、举重若轻、出其不意？吴伟兄之谓也。
同样举起这一手势的还有胡娣大姐，我们班仅有的四位女同学她年龄最长。
她来自蚌埠以外的地区，常有可亲的笑容；动作幅度很小的“V”字手势既是顺应吴伟的快乐表达，又怕别孤单了吴伟他一人。
她总是想得细、想得多一些。
我在看笑得最灿烂的几位。
后排右二的老侯最张扬。
同班同学中和我同住一条街的也就是老侯。
华盛街过自来水站到青年街这一段，也就几百米，街旁的房子都非常有特色。街南是一排模样相同的平房，瓦顶木墙，皆是板状，可自如拆卸，老式店铺的样子。
街北则略高，带有很小的窗户，直顶瓦檐，木墙、木门、木地板、木楼梯，斑驳老旧，算是南方的模样；而直通上下的平面，简简单单的门脸，却又是北方的拙朴。
老侯的模样没大变，瘦瘦的高个，五官刀刻一样的分明；头型倒是既不往后背过去，也不一边倒。
他就住华盛街这一段北沿，一排长条狭窄的两层，楼上窄暗，木板门面子，进屋也就上下各一间；屋里有个简易木楼梯。
他弟弟和我小哥二中一个班，一张睡不醒的脸，人却比老侯温和。
老侯打扮出华盛街里少见的读书人形象，板板正正的中山装，常腋下夹书，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
那时我八九岁，他二十多，走起路来绝无旁视。
在街上见着他须仰视。
中国人有意思，文革臭了十年的知识分子，但老百姓对读书人、有学问的人骨子里的尊敬并没因此减损几分。现在没人刻意臭你，而对读书人、有学问的人骨子里的尊敬，却早已烟消云散在财富和成功学的巨大光耀里。
一九七七年高考作文，安徽出的是“世上无难事”，引的是叶帅的一句诗。
我们想的都是如何弄几个例子，如何顺从题目的意思而又能稍显出深刻，只有老侯别出心裁的以文言文书写，之乎者也的干了一大章。阅卷老师大伤脑筋，不知该如何赋分，阅卷场上一片争议。
他也一文成名。
我后来想他此举真是不简单。
首先是胆气，如此别裁的书写，有可能一败涂地，他就敢对赌一把；再就是文气，你咿咿呀呀的弄一段、写几句可以，或是做一首格律诗，而完完整整的上千字大章，就得有古文底子，有文言表达的过硬本领。
老侯叫侯儒生，却对彬彬有礼的儒生那一套嗤之以鼻，浑身散发着“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度。今日看他的个性突兀，几乎就没有情绪管理，“翻脸比翻书快”这话好像就是专为他写的。一会儿满面春风，乐不可支；转眼就是怒不可遏，电闪雷鸣。
他与我们班的田尚青、李明科、张祖全、白善诚、吴星星、女小赵男老赵皆为中学老师考来，我与他虽是同街同班同宿舍，却很少搭腔。对他来说，我就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屁孩，差着辈分的年龄；对我来说，也不想高攀，与之间隔，安安静静的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梦。我后来自我反省过，一辈子都没培养出想高攀谁就能高攀上的情商智商，综合能力因之大打折扣。
这毛病就是和师专的这帮老大哥相处成型的。
人清高点，带些傲气没什么不好，你要想端住这副架子，就得多少有点本事，有些性情。倘若你就做个读书人，端住孤傲的架把式，倒也有增大雅，无碍大局；但要做管理工作，带着一群人干活，这就是臭脾气臭毛病了。
像陶渊明那样，一见污浊，官帽一扔，撂挑子老子不干了，他还真不是做官的料，幸亏回归做了诗人。中国历史上有好些并不适合搞管理的著名文人，非常幼稚，却还总为自己不遇知己的忿忿不平。
你不要总拿自己的臭脾性跟逢迎拍马、贪赃枉法的小人比，好像自己无比的高大上；这仅仅是基本素质的一条。
中国式的管理，你就得用好上司（包括皇帝），协调好同僚，激励带动好下属。
很多大文人都未必做得了这门大学问。
蚌埠师专77级同班的这群前中学老师大多满腹经纶，海奇老兄马列原著通读不少；吴星星老师则是授课型的高手，言声朗朗，风采勾人。
可惜他是蚌埠向阳路的俊秀，与华盛街擦边。
蚌埠街的舞台太小了，即便这样，白善诚老师还是成为国内顶尖的漫画家，要不是因车祸早逝，现在该是漫画大家；同为七七级的师范生刘伟，当过芜湖、阜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现在山东省政协主席的位置上尚未告别舞台。
若是舞台足够大，比如和王蒙、张艺谋、冯小刚、贾平凹、刘震云厮混一处，老侯也一定是个气壮山河的中国文人。
至少崔永元弄出的大动静，保不住会有老侯的大名在里面。
他就不会困在华盛街，或蚌埠六中。
一排正中的老夏让我有些诧异。
我们住上下铺的时候，他面目严肃，肚子微腆；不大与人搭理。
如今七十多了身材依旧一流，消瘦而结实；面目舒展开，笑得风轻云淡。
四十年就像是个魔法师。
我和老夏真是有缘，高考在蚌埠二中考场一桌，他脸板得比监考老师还严实；我时常疑心我高考没达到最佳状态和他板着脸有很大关系。
到蚌埠师专居然又是一班、一个宿舍、一个上下铺的铁架子床，自然在教室里我们也是同桌。
现在想，几乎是有点怪异，机缘巧合总不会有那么多的牵扯，此前我们素不相识。好在我们毕业后各奔东西、无问西东。
怪异戛然而止。
蚌埠涂山算是个神奇的地方。
那山其实并无伟岸之貌，四十年前要不是山窝里藏着所南京空军干校，山正南坐落个涂山果园场，它也就是个野山荒岭。
若从我们上学的蚌埠师专那里上山，没个正经路，很难走。
山上有座禹王庙，为的是纪念大禹治淮，三过家门而不入。
这个典故更像是个矫情而蹩脚的段子手的作品。
中国的历史，凡被后人编得活灵活现的，一概可疑；即便是司马迁那样的大家，也会忍不住写起历史小说。
你看那关于大禹的叙述：“第一次经过家门时，听到他的妻子因分娩而在呻吟，还有婴儿的哇哇的哭声。助手劝他进去看看，他怕耽误治水，没有进去；第二次经过家门时，他的儿子正在他妻子的怀中向他招着手，这正是工程紧张的时候，他只是挥手打了下招呼，就走过去了。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儿子已长到10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 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未治平，没空回家，又匆忙离开，没进家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传为美谈，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这些定是无稽之谈。
孟子的时代和司马迁时代比我们都早得多，对这个说法的记述就有绝大出入。《孟子·滕文公上》载：“ 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史记·夏本纪》载：“禹……居外十三年，过门而不入” 。
连时间都闹不准确的事情，一般也就是口头文学的样式，听听而已。
但这事越闹越大，禹王庙前有个望夫石，形状极似妇人遥望淮河的样子，而且民间传说它还有祈子的奇效。
这个功能，泰山老奶奶碧霞元君那里也有，祠外树上栓个红绳，灵验得都有老太太裹着小脚，一步一步爬上山顶来为子孙求子。
涂山是往石上扔小石子，在上面立住了，准保是男孩。
当年把师专建在山脚南面就是个诅咒；我熟悉的好几个同学得的全是女孩。
这个世界不可能有望夫心切到大活人变成石头的事情，也就不可能扔块小石子即可得儿子的大便宜。
我们做蚌埠师专的第一届是件倒霉的事情。
初创的学校那时真是简陋，几排平房做教室，几排平房做宿舍，大棚子食堂；一间小图书室，龟缩在大礼堂里，空空落落的没几本像样的书。
六个人一组围着一盆饭、一盆菜吃三餐。
你要是吃过这样的三餐，这辈子饭桌上什么叫风卷残云、狼吞虎咽你都能学到极致。
我们这一组亏好有李明宪老姐罩着我，在我学会如狼似虎吃饭之前，不至于忍饥挨饿。
有几个带工资上学的，就耐不住“盆食”，时常骑着自行车回家打牙祭；也会带点好菜回来，开始还跟同屋的客气客气，几次以后被一帮虎狼逼得只好闭着眼自己享受了。
我之所以每每往涂山上跑，全因刘淮同学。
中文班的同学中，我是最被忽略的一位。第一条是因年龄，一般相差四五岁，再大点就是十来岁了。一九七八年的十来岁就是代沟的深刻隔膜。
这些老兄老姐，下过放，上过班，见识过什么叫饥饿，经历过血淋淋的文革的文攻武斗；有的已经拖家带口，孩娃都能打酱油了。
大风大浪行船，阴沟里摔个仰八叉，啥都见过啥都经历过。
我是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还是到校门；跑合肥免费坐火车看一次大字报，红卫兵接待站吃个不要钱的馒头，兴奋得一个月都在同学中间夸耀。
第二条呢还是年龄，确实存有辈分高低的交往距离。
吴星星、白善诚是蚌埠二中的老师，白老师还收我做过美术学生，手把手教过。将师生关系转换成同学关系，原本就是个高难度的事情。我那时还不会圆滑，更没有嬉皮笑脸跟他们混个没大没小的本事。
吴懋功、田尚青、李明科、张祖全、女小赵男老赵皆为本市现任老师考来；刘志俊、李忠仁、赵万鹏、黄自清等和他们又是一般的年龄。
马炎从企业来的，却又和我父亲一个单位，此前作为父亲的同事，甚至到我们家来找我父亲讨要字画；武培权、夏志仁、朱保华又和他差不多年龄。
有的同学跟我说话，和气里都带有长辈的俯视派头。
我们班这帮同学，真有在蚌埠师专做大爷的资本。师专的老师原都是同事、同行，过去谁也不比谁高到哪里去。他们之间也有个同事、同行和师生角色拧不过来的问题，客客气气的彼此别扭。
有个老师想摆个师道尊严的臭架子，在我们班碰几次钉子，几个来回就声息弱下去了。
所以我也不想转角色了，就那么高不成低不就的被忽略着。
但这事在我心里是有疤痕的。
同班同学关系长期缺乏一种密切和亲昵，对一个处于十七八岁敏感期的少年无论如何都是个困扰。
关键是没人拿你的困扰当回事。
我和这班的大多数同学，就没有建立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那样子的一种关系和情感。
毕业后绝大多数立即失联。
赵海琦老兄三十多年前到淮北一中来看过我。
他长兄一般的温厚关心，让我这个中文班最小的同学，悬于外地的孤独感更为深刻而强烈。
我现在想，教我们中文班的戴老师、高老师、蒯老师等都是很厉害的。
一九七八年是百废未兴，他们没有教过高等教材，手里又无现成的教材和参考书目。我们上课用的课本都是他们刻写、编辑出来的，一大本子油印书。
还要面对同事兼同行的一批老熟人做学生。
印象最深的是古汉语高老师，他是王力的研究生，被运动整得没一点脾性，从工厂里抽过来。
面目有些早衰，头发稀稀拉拉，长的还会飘荡在前额。
他讲古汉字确实显出功底深厚，一个字能扯大半节课，我们都饶有兴致的听。
拉我上山的刘淮同学不和我一个宿舍，上课离我也隔着一排。
他也是个别异的人，和老侯不一样的另类名士风范。
眉清目秀头发稀少，抱着《古文观止》整日里琅琅声不断；不大和班里的“当权派”、主流人士拉呱，一付拒人的清高的样子。
他倒愿意俯身屈就和我近乎。
我那时很吃他这一套，以为读书人就该有个读书的样子，老老实实读书，心无旁骛的做学生。
他家书多，我就去借。
张公山附近他家住的砖楼，启窗满目山水，未曾人工整理，风景极佳。
后来他谈个西区医院的护士，温柔贤良型的，也和我熟识。
我分到淮北后，班里同学就他关心，帮我联系过蚌埠的接收单位；我家里拆迁时，他已是中区领导，有情况找他反映，也很热心的协调。
我那时年轻气盛，心里又窝着许多东西憋屈着。眼里、心里对文人和读书人有把尺子量着，一直很苛刻。
都是读古书、喜好古诗词把脑子给熏坏了。
刘淮同学做了官员后，我便立即和他疏远。
官场的习气很奇特，连上班穿什么，如何对不同人说话都有潜规则；你很难不沾染，一有官员味道和气派，就让人掩鼻而遁。
我执拗的以为，我的读书人朋友，就该始终是个纯粹的读书人。
其实想想，这是你自己的毛病。
你当个老师也得在课堂上端住架子，这是职业规矩。
很多人一见当官、发财的同学，就要摆出逢迎或不屑的两端样子，都是自己心里出毛病了，容不下比自己显而易见的好，眼境也窄小。
怨不得当官、发财的同学。
如今戴副眼镜的刘淮同学，眉宇之间还残存涂山读书时的一点气息。
师专上学时他经常失眠，人也憔悴。
他时常拉我上山，踏着杂草碎石走，去找禹王庙的老道士给他扎针。
那老道士样子已经模糊，但却真能下得去狠手，密密麻麻一头，扎得他满头渗出血点，有的地方血一条线径直流下来，挂在脑门、面颊，惨不忍睹。
蚌埠师专就是我的宿命，蚌埠话叫“命摊的”。
我从小学开始的上学经历，唯一一张毕业合影就是蚌埠师专的。
就像在高中学校任职，“蚌埠师专”成为我永不磨灭的最高学历。
后来就有点赌气，仿佛披着斗篷、挥着利剑的古典骑士。大家都忙着将自己的专科身份赶紧变成本科、研究生，深藏起蚌埠师专的那个硬纸壳做的小本本，换装防弹服，迅速进入火器时代；我还在冷兵器时代里，举着暗红的蚌埠师专毕业证本本，一脸豪情的呆着。
这是四十年前录取蚌埠师专便蓄积下来的一口深井。
我就要看看是学历厉害还是人更厉害。
这样的负气很奇怪，非但不是个坑，反倒让我受益不浅。我一直在想，如果早在哪里混个学士、硕士了，我敢说自己决不会在人生戏台已落幕的时候，还那么一如既往的孜孜不倦，早就在消费时代、享乐时代里丢盔弃甲、缴械投降了。
“我守候在四十年前的起点”的一层意思就是，我为我是蚌埠师专的大专生而毫无褪色的自豪着。
四十一年前的那张毕业照看起来更像是一场分手宴席；毕业分配的底牌还没有亮开，大家还是该笑的笑，该端着的绷住。
毕业四十年后的一辆高铁上，一个叫汪卫平的律师急匆匆由铜陵往蚌埠赶。
他是这场聚会的外地协调人，天天在群里忙乎得让聚会策划、编导吴伟、张祖权、老侯感觉到跟不上他的节奏。
他是七七中文班分到淮北的二分之一，在一个离市区很远的叫烈山中学的地方；另外那二分之一是我，分到当时属于郊区教育科管辖的高岳中学。
两个年轻人，在这个城市举目无亲，枯叶般的飘落在各自的寂静的乡镇边沿。
很长时间，我都忘不掉班主任语重心长的话语：爱文学就到煤矿去，那个地方才能实现你的文学之梦。
来淮北四十一年，就下过一次矿井还是最现代化的机械采掘的掌子面；师专班主任的那句话导致我一听说要下矿去就会有呕吐感。
我的文学之梦也一直在路上做着，到现在都没看到终点。
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对老师的逆反，采用的是自虐方式。
我和汪卫平其实是看不清、看不懂中文班许多故事的。
我是因没发育好，两眼还需要岁月打磨才能识人；他是单纯的人，花开时决不去想花落后的忧伤。
我俩其实是迷迷糊糊读完师专两年的。
班里出过什么事情，流传过什么故事，一脑子糊涂酱。
这世间的景象，很多时候你未必能看见；“阅历”一词，说的是睁眼瞎变成世事通达的过程。
这场重新相逢的游戏让汪律师极其兴奋。
我能体会到他的这种感情。
中文班就像一件西服一样，我们俩曾经是线松掉下的一粒排排扣；这么多年躺在角落里，与西服再无牵扯。
今日排排扣又成为西服的一部分，而且有可能已经升级为口袋了。
至少今日我们发育完全了，双目炯炯有神。
端详我们班的毕业照，真正让蚌埠师专中文班该为之自豪的人叫白善诚，班级合影二排左三与吴星星并肩的人。
他连二十年聚会都没能参加，九零年因车祸去世。
（后排左二为蚌埠师专第一届学生会主席赵海琦，二排左一为白善诚，一排左一是吴星星）
昨日里吴星星老师谈及白善诚，听了不免唏嘘。
他说：“善诚今已驾鹤多年，但我和他生前关系非同一般。文革便与他久处，善诚不关心时事，喜欢读书。文革后下放在一起，睡过一个被窝。他家境贫寒，竟连一床被子也没有，我们就在一起挤。
回城后又一起分到蚌埠二中，住在一屋。
高考完又一起上了涂山的蚌埠师专......
我敬重他至今。
他大脑聪颖，认识深刻，漫画构思奇巧，专注于人性。”
在我回视四十年的目光里，总有善诚老师似笑非笑的面容在。
有一点狡黠，一点点浅笑，那张脸就像绷住劲的鼓面。
他是“大智若愚”类型，但总耐不住在表情里要有一丝丝笑意；那察觉不到的浅笑却又很鲜明的透露出他的聪颖。
八九十年代是中国漫画黄金时代，它与中国文学一起，登堂入室，摇旗呐喊。
白老师非常智慧，他摒弃了浅层的直面的讽刺，将其深化为更具趣味性的文化意义上的幽默，并以水墨等多重笔法，丰富漫画的造型，在国内漫画界制造出一股强劲的“白旋风”。
他的幽默的方式非常独特，总是有很大的思享空间留给观者。
骂人都能骂得很美。
八十年代就能在蚌埠这样的城市，以漫画小品种入列中国美协会员是极不寻常的，他同时是国内几家漫画刊物的编委或特约编辑，风头正劲。
我一直关注他的漫画，只因欢喜。
他去世后，我甚至收藏了他的手稿照片。圆润的小字，在极小的尺幅里波澜壮阔。
二零零七年五月七日，吴星星、张祖全、徐少威三老兄，捧着鲜花来到蚌埠东郊平山公墓善诚老师的墓前祭奠。
十四年前的星星老兄的祭文如在耳边：
呜呼哀哉！白驹过隙，人生如梦，吾侪梦中尚未觉，善诚久已驾鹤行。君游仙界泼丹青，友沉梦中抆泪痕。梦中有幸识善诚，别后无日不思君。岁在丁亥，节值暮春，相约庶几知己，平山临祭英魂。苍苍兮青山，悠悠兮白云。谨以素花薄酿，奉之青冢翠茔飨故友；片纸祭文。聊以达诚申挚于冥冥。
吾知善诚，少年不幸，屋失栋梁，家陷赤贫。阴霾萦寒窗，更露罕温梦。地若有知地失声，天若有情天亦悯。困窘坎坷立长志，沉默孤寂促才成。清平舒双臂，涧溪泛弦音。吾知善诚，几度孤灯伴无眠，几度书香抑饥鸣，几度宏论天下事，几度寒衾评哲人，几度携友登山唱，几度搏浪念苍生。冰雪奈寒梅，风雨挺青松。怀大海之追求，待长风破浪终有日；盼春风之怡荡，看鲲鹏展翅唳青云。十年冰河复解冻，一朝春霖润芽生。吾知善诚，数年杏坛执教鞭，乍入漫廊初惊人；珠城报社得地利，艺高德馨博人称。十年磨得铁砚穿，千幅画作心血凝。妙思奇想剖万象，烛幽洞微示人生。漫笔博君粲，细品肝膈震。承传统而汲菁华，着力主观旨趣，紧追子凯无二人；破陈囿而求创新，试用浓墨淡彩，遍寻九州堪独尊。五洲漫赛屡建功，大江南北著名声。善诚，善诚，古人曾云，生于忧患，玉汝于成，先贤斯语，实实契合于君！
无奈天公妒才，昔者鲸吞隽逸王子安，今者车覆好友白善诚。梦醒君永诀，慈容懿德存念想；吾耽清梦中，颠踣惭怍何时醒？诸友遥祭，抚今追昔如隔世，来日聚首复品茗。
热泪沾襟，不知所云，愿善诚九泉之下感吾等心情。
呜呼哀哉！尚飨！
吴老师是性情中人，他的这篇大赋让我想起老侯的高考作文。
这也正是四十年来，我们一直守候的东西，它萌芽于蚌埠师专，很微小，却弥足珍贵。
另一个让我四十年来始终无法忘怀的同学叫陈晓淮。
班级合影二排右一那个打扮时髦，口音里带有湖南腔的女子。
她的文字如同她的脾性一样热烈、犀利、执拗。
蚌埠师专七七级四科四个班一百单八将中，女将二十一位，男女比例五比一，性别极其失衡。到我们中文班比例失调就更甚，飙到八比一。
这真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其潜在影响之深远我们表面上未必能看见。
远离市区的一个小山窝里，日用品代销店都没有；晚上熄灯后连个鬼影子也见不到。
我曾听到过深夜旷野里野狼嚎。
按说荒郊野岭的，一百多口子青壮年，应该有故事发生。
但两年下来，有夜来风雨声，未闻花开落谁手。
我那时十七八岁，七七级二十一位女同学皆为老大姐级别的，压根就没有在本校来一场风花雪月浪漫爱情的念想。
这二十一位女同学，除了确定婚恋关系的，其他的个个都是埋头读书，匆匆来去，也没几个有闲心闲空的。
可怜正值盛年的老兄们，也都经历了没有本校爱情的校园生活；今日去想，真是匪夷所思。
除了吴伟兄还在默默努力，在师专校园里我就没有见过恋爱场景。这种奇特，恐怕也只有发生在中国那个叫“蚌埠师专”的七七级那一届中。
我后来开玩笑说，就是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也有男女捉对的事情，未曾想我们在中国蚌埠涂山创造了一个奇迹。
当时还没有美女的称呼但有才女的说法。
我们班公认的才女陈晓淮同学，形象虽不是特别出众漂亮，但严重失衡的男女比例，她别具一格的穿着，性情上的新颖、独特，文学创作上的早熟，使她极具早期都市女性的气质，非常抢眼。
她身上找不到一丝一毫传统女性忍辱负重、温柔贤良的作派；打扮则是有时穿得精致，有时也大大咧咧。
我和同学去过她蚌埠市区的单身宿舍，绝对没有闺房的样子，乱乱的随心所欲的无序。
晓淮是个坦诚、热烈的女人，欢喜的不分男女的热气腾腾，不欢喜的冷若冰霜，泾渭分明。
这性情远在美国都没有丢掉。
在我长达四十多年的码字经历中，我其实一直以她的文字为坐标。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畸形的，要想在写作上有所作为，就好像要让先天性的心脏病恢复为健康、正常。一方面是最混乱的文革期间，性情、举止被粗制滥造；而另一方面人的思想、行为却又是最为禁锢的，说个真话都得战战兢兢，说假话、空话、套话已经习以为常。
温文尔雅、独立思考、斟酌字句被砸个稀巴烂，性情和表达被框缚在一个不自觉的牢笼里。
今日摊开去看，谁能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伤痕》、《班主任》一类能算得上是好文字？在历史的那一页里，我们都在往昔的语言定式里呓语，谁能正常说说话，脑子能正常思考，写点有温度有情感色调的文章，谁就能鹤立鸡群。
晓淮的独特就在于我们同属于一个时代，她却有一套自我防御、自我封闭系统。文革的热烈点燃了她，而“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那些个语言模式、思维定见似乎对她影响并不大。
我们上师专时她就在报刊上发文章，星期天不叫星期天，她叫“星期七”；她写过一个外来的漂泊者，那个拖着长影行走的后背镜头，如此动人的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读龙应台的《目送》，就想起陈晓淮笔下的漂泊者。
你看她写个场景，画个人，丢几句哲理腔，都似乎和我们刚刚经历的时代划清了界限。
我们也想划清界限，但那得在语言和结构上破茧而出。
她后来扔掉教师工作，南下深圳成为职业写手。
那是八九十年代，对我们来说扔掉铁饭碗定是个重大决定，要请示父母，广泛在亲朋好友中征求意见，最终极可能不了了之。
她是一封辞职信，几件衣服、几本书装个箱子，绝尘而去；她这人绝不会生出“世界之大，我想去看看”那样的矫情。
几十年来，我在追踪晓淮的文字里渐渐悟出心得：写作就跟画画一样，我们在“像不像”、“是不是”、“高大上”里耽搁太久。有时也能看见真相，但就是得了失语症，疑疑迟迟的故意说不准地方。
也许我们早就应该像她一样知道，语言也是可以凉调生拌的，它是好文章的根本要素，没有之一。
视觉的锐利与结构的别裁并不难，难的是你的语言能否跟上，能否hold得住。
语言，语言，还是语言。一篇作品成也是它，败也是它。
我们习惯编排的文章结构的表面化秩序是非常可笑的，它是假大空的形式化的扮装。也不要传统散文理论所说的那种“形散而意不散”；它的形散而意凝，更像是假仁假义的卖弄。
有张力的好的语言一定会是形似散乱而秩序内生，砸掉物化虚假的盆盆罐罐，抛弃中心思想与主题意识，直接去寻自己的“心相”。
那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真切。
你终要觉悟：一个人内心构造的世界，才是独制的艺术。
而只有自我心语塑造成型，才能寻到通达的亮光。
到了美国的晓淮辍笔不写了，我到现在都困惑她的因由。
我逗她说张爱玲在美国蜗居还写了几本好书呢。
她的停笔让追随她文字精神足迹的我突然就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
她四十年前在涂山就立了个码字的标杆，上面飘扬着一面迷人的彩旗，让我脱掉鞋、赤巴脚一直在追撵，到标杆跟前却不见她人影了。
她把彩旗也撤走了。
似乎能听见她从美国飘来的一阵笑声。
她住在一片带院子的安静小区，她说这房子我们大陆的一套房子的钱能买它三套。
这玩笑开得群里的同学皆想入非非。
写下“我守候在四十年前的起点”这题目，我的双眸如山泉般的清澈。
那个起点，对我人生的影响实则并没大到要去痴痴的守候它。
我恐怕实际想说的是，那个守候是个姿态，是一个小男孩惶惶的奔向未知远方而不能言说害怕的起步。
我这一篇少见的上万字的文章，其实也是在跟涂山的那个少年道声别。
从此就要放下了。
正像我不停的在写老蚌埠、华盛街、亚美巷、二马路，其实是在要告别蚌埠百货大楼、蚌埠饭店的时代。
那岁月里的那个小男孩终于长大了。
师专同学中联系最多的是数学班、物理班分到淮北的马富强、席宇星、李士勇、王淮旺，他们在淮北呆的时间并不长，但似乎比一起下过放，一起扛过枪关系更铁。
每次回蚌埠都要在一起喝个七荤八素的。
我知他们一直在疼惜留在淮北的我。
我无法和他们道别。
蚌埠师专分到淮北的那些个人、那些个事情，碑一样刻在了我们的生命里。
此刻，挥挥手，我们跟涂山的蚌埠师专道声别。
涂山斜坡地里荡起青葱气息的野草，春日里温暖的阳光；那时看起来无拘无束的我们却充满心思，压根没有好好享受过那些日子。
我们只是禁不住的去想，守候在四十年前的起点，我们究竟留住了什么；四十年中，我们丢失了什么；四十年后，我们还剩下什么。
常讲 “勿忘初心”，你总得有颗初心才行呀。
你不能不想。
四十年前的同学聚一起喝个天昏地暗时你还是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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