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月光下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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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雪打灯。干旱了大半年的山西土地，在春风浩荡的时候，终于迎来玉碎凌空漫天飘雪，是天降瑞象，是丰收吉兆，可喜可贺。唯一遗憾的是，看不到冰轮出岫的壮观，新年首次月圆之夜在一片冰洁中失之交臂。不同于西方参照太阳回归走气作为参照，中国传统历法以朔望为本，是按照月亮从西方天际完全消失再到从东方满月升起为周期，平均每月三十天，初一月寂，十五月圆，十五天正是半月，而半月时候才可看到皓月当空。十五，既是满月又是半月，看似悖论又合情合理，在概念的轮换中，让世人在此刻的欢乐中增加一分对人生的思考和谨慎。中国人对月有着格外的情愫和尊崇，从月的阴晴便可看到万物轮回和此生彼长的希望。因此 ，元宵节成为春节之后最为隆重，也是宣告春节即将结束的必要仪式，让所有人在“闹”元宵的兴奋中，以戛然而止的方式，留住新春的所有美好。传说十五这天，天下的精灵都会倾巢而出，接受月华的洗礼，更有“狐黄白柳灰”五大仙山巅拜月，充满着神秘、灵性和动感。同人间的热闹非凡相比，它们更喜欢灵山秀水间的那份宁静，尽管它们的内心向往人间繁华。赏月、拜月、观灯赏景也是此时此刻人间的主题。元宵之乐，在于一个“闹”字，民间有闹元宵或者闹花灯的说法，山西更有一个专有名词：闹红火，为的生活圆圆满满，红红火火。“金吾不禁夜 ，星桥铁锁开”，过去皇帝在这一天都要放弃九五之尊与民同乐，何况是乡野市井的匹夫匹妇？由于一些小说的刻意，元宵节被渲染为两情相悦的邂逅和海誓山盟的爱情，甚至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也把儿女情长写进了诗中：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面对火树银花万家灯火，辛弃疾也不免心有所思所慕，毕竟普天同乐的景象也是辛弃疾等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目标，希望更多百姓每日都能享受到这样的光景。

百姓的诉求很简单，“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寻求生活的最低要求而已。但就是这样朴实简单的诉求，也让中国农民苦苦追求了两千年，直到跨入新世纪才基本解决。为了这个目标，曾几何时，中国农民把勤劳、朴实、善良都融进血脉甚至生命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他们最快乐的选择，因为这比之战乱刀兵是最为幸福不过的事情。即便是在和平的年代，老百姓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们把自己的掌上明珠送到了元宵节当天社火的最高处，让她们幼小的身体就开始尝试生活的苦，也接受万人仰慕的幸福。背棍、铁棍，或者抬阁，是流传在山西太原、晋中、吕梁等地传统社火表演中的保留节目。青壮年汉子们把最高可长达丈余、略有造型的铁棍一端牢牢绑在身上，另一端绑的则是从民间请来的五、六岁最高不超过十岁的女孩子们。她们被化妆为传说中的凌波仙子或者九天神女，以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傲姿态在如水的月光和灯火中展示中国传统女性应有的娇羞和妩媚。宽大的国服遮挡了这些孩子们被勒紧的幼小身躯，随着下面汉子的行走节奏翩翩起舞，“姹女弄竿竿百尺，惊鸿宛转凌凤翼”。背棍艺人走到哪里，哪里便是万人空巷的盛景。或许，辛弃疾便是在这热闹非凡中寻找红颜知己。但红颜知己并没有出现在灯光最为辉煌、人潮最为奔涌的地方。相反那是一个灯光暗淡寂寂无声的角落，看到远方风景的同时，保持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矜持和特有的朦胧美感，从而使辛弃疾在失落之后又完成一段如断桥偶遇般的惊喜冲动。否则他就将和欧阳修一般望月兴叹了：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可遇而不可求的邂逅，成为中国古代青年男女强烈的心理诉求和目标期盼，为元宵节凭添了几许浪漫。但这种浪漫的界限，只限于四目相视的一颦一笑，根本达不到两情相悦的地步，彼此都把美好深藏在心里，从美好中走向未来，彼此回眸，百转愁肠中心里互道珍重。可以为这一天而奋斗一年，但不能因为这一天成为生活的全部。两千年来，元宵节就不断重复着这样的故事和场景，元宵节诞生了美好的想象，但它不会产生惊天动地的爱情，因为月满则溢月盈则亏，五湖明月恢弘万千已到极致，没有人敢再有奢望，一年太平，五谷丰登便是最好的人生，包括在背棍上的小女孩子们，他们或许将完成人生最光彩的一面，尽管登上背棍这天，她们不能吃饭喝水，无数绳索在料峭春寒中把他们身体勒得早已麻木或者疼痛难忍，但她们的眼角眉梢还得留有笑意。太原清徐一带老人常挂在嘴边话：背棍上的女孩，能找个好人家。这样的赞叹成为生活的缩影和日常，惊鸿一瞥后的心潮澎湃宛若元宵节的灯光璀璨最终将暗淡下去，回归平凡和普通。十五正好半月，半月却是满月。自满则败，自矜则愚。月圆月缺之间，便是人生玄机参悟的最佳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