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病逝:穿给周恩来送行时穿的旧衣服,用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

1992年7月11日6点55分,守在邓颖超身边的秘书赵炜,突然轻轻地站了起来,弯下腰,在邓颖超的额头上吻了吻。

她不敢停留,怕眼中的热泪滚落到邓颖超的脸上,然而,邓颖超躺在那里,什么反应都没有,她的脸上还是那样的安详,仿佛已经进入梦乡,梦里是周恩来满含深情的双眼。

但哪里有梦呢?

赵炜的举动只说明了一件事:邓颖超病逝了。

西花厅里的海棠花,花开花落十六个春秋,送走了周恩来,又送走了邓颖超。

相较于周恩来的病逝,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和周恩来的亲属等对邓颖超的病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痛苦,皆因周恩来病逝的突然,人们根本没有做好任何的准备。

而邓颖超的病逝,至少,大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甚至也已经对邓颖超的后事有了准备。

这种准备甚至可以追溯到16年前周恩来病逝后,当时邓颖超就开始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她的准备主要分为两部分,一种是口头上的,一种是文字里的。

就文字而言,主要有两个,其一就是可以公开的遗嘱;其二就是交代身后事宜办理的字条。

1978年7月1日,也就是周恩来去世两年半后,74岁的邓颖超开始写自己的遗嘱,这次遗嘱主要涉及到了五点,当邓颖超将遗嘱拿给秘书赵炜看的时候,赵炜鼻子一酸,对邓颖超说:“您写那么早干什么,现在还不是时候。”

周恩来才刚去世不久,邓颖超就要写自己的遗嘱,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赵炜确实从感情上接受不了。

邓颖超则说:“等我不能写的时候已经晚了,趁我现在身体好,头脑还清楚,还能动笔的时候写出来好,这是为组织上好办。我活着的时候,有时有些事你替我背,我死了不能再让你为我背。”

邓颖超这么早就写遗嘱并非没有道理,她本身身体就不好,疾病缠身,再加上已经年过七十,既老且病,死亡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

所以她要趁身体还算健康、头脑还很清醒的时候,早做准备。

这份遗嘱写完之后,邓颖超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同时也在思考遗嘱是不是还缺了点什么,应该做哪些补充。

等到了1982年的6月17日,邓颖超又对这份遗嘱做了补充,补充好后的遗嘱主要涉及到七点:

  • 一、遗体解剖好后火化;
  • 二、骨灰不保留,撒掉;
  • 三、不搞遗体告别;
  • 四、不开追悼会;
  • 五、公布以上的要求,作为她已逝世的消息;
  • 六、上交所住的房屋,不搞故居和纪念;
  • 七、不要因为他们夫妻的关系,对他们的亲属给予照顾。

确定好这份遗嘱之后,邓颖超又写了一封交办自己身后具体事宜的字条,把如何处理她的遗物包括文件、照片、图片、图书以及衣物等都做了交代。

邓颖超将这件事交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中央文献研究室李琦、保健医生张佐良、警卫秘书高振普、秘书赵炜、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等六人来具体执行。其中杨德中负责主持,而赵炜则从旁协助。

1982年7月11日,当周秉德去西花厅看望邓颖超的时候,邓颖超特意将这件事告诉了周秉德。当时的周秉德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十年后的7月11日,邓颖超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有了这两份文字的说明,邓颖超终于长舒一口气,可以放心接受命运的安排。

当然,除了文字的说明,还有口头上的说明,口头上的后事安排主要就交给了秘书赵炜。赵炜在西花厅工作37年,从1965年就陪在邓颖超身边,一直到邓颖超逝世,她是邓颖超最信任的人,两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母女胜似母女。

当年,周恩来临终之际将邓颖超托付给赵炜照顾,赵炜不负所托,尽心尽力照顾邓颖超,被邓颖超称为自己的八大员,她对邓颖超的照顾是全方位的,包括工作上和生活上。

当然,邓颖超对她也极为依赖,自周恩来病逝后,邓颖超就经常对赵炜提到自己的身后事,尽管在感情上,赵炜不愿意让邓颖超提起这些,但无论邓颖超说什么,她都记在心里。

她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都信任她,她绝不能辜负这种信任,所以邓颖超的所有事情就是她的大事,即便有些事她未必能做到,但能做到的,她都会尽力去做。

这是邓颖超给赵炜的权力,同时也是赵炜的责任,赵炜的一言一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就是邓颖超,正如周恩来病逝后,邓颖超在西花厅里对工作人员说的那样:

“赵炜很有原则性,她告诉你们一些事,都是我让她告诉你们的。”

这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赵炜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就是邓颖超,也因此,邓颖超病逝之后,赵炜成为邓颖超后事的主要办理人。

当邓颖超停止呼吸后,中央领导们陆续到了医院向邓颖超的遗体做告别,同时开会研究邓颖超的治丧事宜,虽然已经有邓颖超的遗嘱和后事办理字条,中央也的确下令“发讣告,公布邓大姐的遗嘱。”

但是否执行这份遗嘱,正如当初周恩来的遗嘱有几项不被执行一样,没有哪一个领导真的完全同意按照这份遗嘱来办理邓颖超的后事。

尤其是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搞故居和纪念这几项,几乎是立刻就被否决了。

针对具体的治丧事宜,中央领导也听取了赵炜的建议,赵炜虽然只是邓颖超的秘书,但她的话很大程度上代表的就是邓颖超的想法,代表的是西花厅工作人员的想法。

赵炜在会上提了几个问题,主要有这么几个:西花厅要不要设灵堂?要不要告别,在哪里告别?工作人员要不要守灵?如何对待敬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日本友人?

赵炜提出这几个问题,实际上也是认为中央领导不会完全按照邓颖超的遗嘱来处理她的后事。经过领导们开会商量,最终决定:

  • 西花厅要设立灵堂,让群众来吊唁;
  • 在八宝山搞遗体告别;
  • 工作人员和周恩来的亲属可以来守灵;
  • 驻日使馆可以设立灵堂,来京的日本友人则由对外友协负责接待工作等等。

有了中央领导的批准,邓颖超的后事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首先是遗体的解剖。16年前,周恩来要求病逝后做病理解剖,为医学事业做最后的贡献。

16年后,邓颖超同样要求病逝后做病理解剖,即便是去世,也要做出最后的一点贡献。

病理解剖完成之后要进行理发、整容,然后是穿衣。

16年前,周恩来病逝后,邓颖超根据周恩来的遗愿让工作人员从周恩来的旧衣服中凑出了一套相对比较好的衣服,当工作人员将衣服拿给北副院长韩宗琦的时候,还遭到了韩宗琦的责问。

韩宗琦心里不好受,新中国的总理怎能死后还穿旧衣服?但工作人员也不好受,只不过这是周恩来的遗愿,是邓颖超要求的,他们只能听从。

当时邓颖超对工作人员说过这样一句话:“新的旧的都一样,一把火都要烧掉的。”

既然都要被烧掉,新衣服和旧衣服又有什么区别呢?又何必浪费钱置办新的衣服呢?所以周恩来是穿着一身旧衣服走的。

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邓颖超特意穿了一套她自己很喜欢的一套黑色华达呢西装,为周恩来送行。

这套黑色西装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做成的华达呢黑色西装,邓颖超很是喜欢,穿在身上很合身,也因此,她经常穿着这套衣服。

穿得久了,就成了旧的,还补了好几个补丁,即便如此,她也不舍得扔掉,仍旧时不时拿出来穿在身上。

等到给周恩来送行的时候,她再次穿在了身上,回去之后,她将这套衣服脱了下来,对赵炜说:“赵炜,这套衣服你帮我收好,我走时你给我穿上它,我喜欢。”

赵炜听了邓颖超的话之后明显一愣,她没有想到邓颖超这就开始为后事做准备,而且这套衣服还这么旧,她试图劝说邓颖超:“干嘛非穿这套衣服,都打补丁了,人家会说我的。到时候我会选一件你喜欢的衣服。”

只是邓颖超不同意,在她看来,这套衣服就是最合适的寿衣,一来这套衣服特别合身,她很是喜欢;二来死后穿什么衣服都一样,反正都是要烧掉的。

当然可能还有一层含义,她曾穿着这套衣服给周恩来送行,这套衣服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她要在走的时候穿上。

基于这样的想法,邓颖超坚持要在死后穿这套衣服,赵炜只能将这件衣服保存起来,等到邓颖超病逝后,赵炜让人去把这套衣服取出来给邓颖超穿。

当衣服拿出来的时候,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愣住了,因为这套衣服实在是太破了,袖子破了、里子破了、裤腰破了,还有几个补丁在上面。

无论如何,大家怎么也没有想到,赵炜会拿出这么一套衣服出来,而且很多人并不认识这套衣服,在他们看来,这套衣服是很不适合给邓颖超穿的。

再怎么选择旧衣服,也应该是选择一套没有补丁、没有破损的旧衣服才是。所以大家哭着问赵炜:“为什么非要给大姐穿这套衣服?大姐哪套衣服不比这套强,咱们选一套好点的不行吗?”

赵炜何尝不愿意选择一套好点的旧衣服,那可是她陪了27年的大姐啊,是周恩来亲自嘱托她照顾的大姐啊,她如何愿意让大姐穿这样一套旧衣服?

然而,不管她再怎么不愿意,不管大家再怎么不同意,她都不得不这样做,毕竟那是邓颖超的遗愿,而且是邓颖超16年就已经叮嘱过的事情。

赵炜只能对大家解释这件事情,而大家也都知道,赵炜执行的是邓颖超的遗愿,他们之所以提出反对也不过是因为心里太过难受而已。

既然是邓颖超的遗愿,大家不能不遵守,但大家也不愿意就这样让邓颖超穿着这套衣服,于是一个个拿出针来,大家齐心协力将衣服上破了的地方都缝补好,然后才将这套衣服叠好。

7月17日一早,大家拿着这套衣服到了北,为邓颖超穿上了这套黑色西装,西装里面,是春绸面棉袄,棉袄再里面,还有一件紫红色的毛衣。

等穿衣完成之后,邓颖超的遗体告别会开始,八点二十分左右,中央领导人纷纷来到北送别邓颖超,然后,八名战士抬着邓颖超的灵柩离开北去往八宝山革命公墓。

这一段路虽然很短,但沿途站满了送别邓颖超的群众,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无子女,然而他们的子女又是那样的多。

他们纷纷走上街头,走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邓颖超送行,一直到下午四点半左右,吊唁活动才告一段落,而邓颖超的遗体被送去火化。

赵炜等在外面,等着为邓颖超收骨灰,她的手中是一个骨灰盒,这个骨灰盒并不是刚刚买来的,而是一个来自于16年前的陈旧骨灰盒。

16年前,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和周恩来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周恩来选购骨灰盒。

邓颖超的意思是选择一个价格便宜的骨灰盒,所以当八宝山的工作人员拿出两种级别的骨灰盒的时候,考虑到邓颖超的叮嘱和周恩来不保存骨灰的决定,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选择了相对便宜的骨灰盒。

而很不巧的是,当时的便宜骨灰盒只剩下了两个,而且还都是次品,一个是掉了一块漆,一个是盒盖不好用,不易打开。

大家商量一番后决定购买那个盒盖不好用的骨灰盒,回去之后,邓颖超很满意,于是这个骨灰盒就有了一个重要的使命,即用来放周恩来的骨灰。

其实,这个骨灰盒也并没有用多久。

1976年1月11日,周恩来的遗体火化,张树迎等西花厅工作人员将周恩来的骨灰放进了骨灰盒中,然后送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准备接下来的吊唁活动,当时有一段路是邓颖超亲自捧着骨灰盒的。

等到了1月14日晚上七点,邓颖超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灵堂前,站在周恩来的骨灰盒和遗像前三鞠躬,然后捧起周恩来的骨灰盒,对大家说:“我现在手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随后她捧着骨灰盒、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了灵堂,坐车去往人民大会堂,将骨灰盒安放在了台湾厅。第二天的追悼大会上,邓颖超一身黑色西装,站在家属的位置上默默流泪,送别周恩来。

而在追悼大会之后,又是邓颖超亲手打开骨灰盒,将周恩来的骨灰一捧捧装进了四个塑料袋中,周恩来的骨灰在这一天的晚上被撒在了北京上空、密云水库、黄河入海口和天津海河等江河大地。

而骨灰盒就这样空置了下来,赵炜将它收藏起来,每年都要拿出来擦擦晒晒。

有一年,邓颖超又看到赵炜将这个骨灰盒拿了出来。她对赵炜说:“这个骨灰盒恩来用完了我用,我死后用完了你们以后谁还可以继续用它。”

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邓颖超接着用,赵炜认为是可以的,但她没有想到邓颖超竟然让工作人员也用,这很显然是不可能。

她对邓颖超说:“那谁还敢用啊,你们两位用过的骨灰盒,我们谁也没有资格使用的,那将要作为文物保存下来。”

邓颖超不以为意地说:“有什么保留的价值?”

她和周恩来是真的不在意这些东西,在他们的认知里,衣服也好,骨灰盒也好,应该物尽其用,留在那里是一种浪费,然而正如赵炜所说:“那可由不得你了,也由不得我们。”

邓颖超也知道,自己死后,这个骨灰盒恐怕是不可能让别人再使用了,那时候的事情已经不是她和周恩来能左右的了,也就不再说什么,倒是赵炜,从那以后更加爱护这个骨灰盒,时不时拿出来擦擦晒晒。

直到邓颖超病逝后,赵炜又将骨灰盒拿了出来,准备装邓颖超的骨灰。她捧着骨灰盒,和高振普等在炉前的房间里。

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火化结束,工人用扫灰工具将骨灰全部清扫出来,放在一个铺着白布的桌子上散热。

当热散得差不多的时候,赵炜和高振普洗了洗手,走上前去将邓颖超的骨灰一捧捧捧进骨灰盒中,虽然骨灰的余温几乎烙手,但他们都不舍得用工具收集骨灰,而是用手捧。

等装完之后,两人捧着骨灰盒回到了西花厅。

这是邓颖超在西花厅的最后一夜。这一夜,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回家,大家都陪在邓颖超的骨灰盒和遗像旁边。

谁心里都有千言万语想要诉说,但谁都没有开口,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无力的,他们只是沉默着、哭泣着,也珍惜着这最后的时光。

第二天一早,赵炜将邓颖超的骨灰盒从后院捧到了前厅,在这里还有一个吊唁活动,中央的领导们、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亲属以及好友们都来了。

吊唁活动结束后,又是赵炜捧着邓颖超的骨灰一步步离开西花厅,她和高振普要带着邓颖超的骨灰去往天津。

天津对于邓颖超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她曾和母亲在天津生活过很长的时间;她是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革命事业;她是在天津遇到了周恩来,此后的半个世纪,他们不离不弃。

天津是她爱情与事业开始的地方,是她的第二个故乡,她愿意死后魂归天津。当初在为周恩来选择骨灰撒向何方时,其中一个地点就是天津海河。

当十六年前,邓颖超要求将周恩来的一部分骨灰撒向天津海河。16年后,邓颖超又留下遗愿,将自己的骨灰全部撒进天津海河。

并且邓颖超还做了要求,不要动用飞机,不要惊动天津的领导和人民,要赵炜和高振普坐着她生前一直坐的车悄悄去天津,然后将她的骨灰悄悄撒进海河,再悄悄的返京。

然而,很多事情是不可能完全按照邓颖超生前的设想来进行的。

当赵炜、高振普等人捧着邓颖超的骨灰盒进入天津之后,早有天津的群众等在马路的两旁,自发地来送邓颖超最后一程,当他们到达天津码头的时候,“新海门”号轮船已经做好了准备。

1992年7月18日12点15分,“新海门”号轮船汽笛长鸣,随之整个海河海面上的轮船都响起了长鸣,与邓颖超做最后的送别,紧接着,赵炜与高振普将邓颖超的骨灰一把把撒向了海河。

16年前,西花厅的男主人走了,16年后,西花厅的女主人也离开了。跨越十六年,周恩来与邓颖超以这样一种方式在海河相遇。

这不是缘分,这是选择。

16年前,在周总理的追悼大会上,邓颖超穿着黑色的华达呢西装为周恩来送行,将周恩来的骨灰从骨灰盒中捧出,捧进了四个塑料袋中,分别撒向了北京上空、密云水库、黄河入海口和天津海河等江河大地。

16年后,按照邓颖超的遗愿,她穿着那套黑色的华达呢西装离开这个世界,骨灰就放在周恩来曾用过的那个骨灰盒中,然后被撒进了天津海河。

1919年,他们在天津相遇;1923年,他们在信中定情,1925年,他们在广州结婚,1949年,他们住进西花厅,看海棠花开,为人民服务。

相携走过金婚,然后以同样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告别。这是不是一种事业的继承以及爱情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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