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宸丨范梈批选李杜诗辨伪
范梈批选李杜诗辨伪
唐 宸
摘要：旧题元人范梈批选、郑鼐编刻的《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李翰林诗范德机批选》二种，在李杜诗接受史上曾产生较大影响，但其版本、真伪问题尚有值得探讨的空间。论文在详细梳理二书版本源流的基础上纠正诸家著录失误，进而分析其书序跋、批语的诸多破绽，推断序跋皆出自元末书坊主伪托。范梈同乡周霆震亲见冠有虞序的范批杜诗，称其为伪托之作，这为郑鼐编刻范批李杜诗系伪书提供了有力支持。
关键词：范梈；《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李翰林诗范德机批选》；版本考辨；辨伪
范梈（1272—1330），字亨父、德机，人称“文白先生”，元清江（今江西樟树）人[1]，著名诗人，与虞集、杨载、揭傒斯并称“元诗四大家”，论诗主雅正，有《范德机诗集》七卷传世。旧题范梈的《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李翰林诗范德机批选》二书在文学史上曾产生较大影响，前者受单复、张
等杜诗学家推崇，后者为现存最早李诗选本之一，但二书的版本和真伪问题都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本文拟就以下几个问题展开探讨：一、版本源流。因二书版本源流不清[2]，目录著录互相抵牾，故不得不详加考辨；二、诸家失误。学者论及二书版本时失误较多，有进行全面清理的必要；三、真伪问题。范批李杜诗刊本有虞集序一篇、郑鼐跋二篇，今人颇多引用，但未见怀疑其真伪者。今在版本考辨基础上分析其中破绽，进而对全书真伪提出怀疑。
一、范批李杜诗版本考辨
（一）范批杜诗
1.《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六卷，唐杜甫撰，元范梈批选、元郑鼐编次，元末郑鼐刻本
简称“杜诗郑编元本”。半页11行，行22字，小字双行。左右双栏，版框17.8×11.7厘米。小黑口，双鱼尾。前冠虞集序，次目录，次正文，末页刻郑鼐跋文，文中“皇元”二字提格。卷端题“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高密郑鼐编次”，下有木刻“郑氏鼎夫”印记。此本有明显元刻本风貌，缪荃孙跋、曹元忠跋、王国维叙录[3]皆定为元刻本，可从。傅增湘定为明刊本（或将刊刻者误作同名明代进士郑鼐，说详后文）[4]。
台北“国家图书馆”有藏本，两册，笔者经眼。书末郑鼐跋残缺，有缪荃孙、曹元忠（1911）二人为收藏者傅增湘手书题跋，可知傅氏于“南中旧家”同时获得此书与郑鼐编《李翰林诗范德机批选》，合为双璧。二本后经蒋汝藻传书堂、张乃熊适园递藏，张氏于抗战时期售予中央图书馆，终至台湾。台湾大通书局《杜诗丛刊》据以影印（未印缪、曹二跋）。
此书选杜诗311首以合《诗经》之数。先分体后编年，偶有批注。体分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长律、七言律诗、七言长律、七言绝句七类。编年、批注多沿袭宋人旧注，有范批者仅23首，且多只言片语。
2.《杜工部诗千家注》六卷，唐杜甫撰，宋黄鹤补注、元范梈批选，明刻本
简称“杜诗明刻本”。半页12行，行20字，小注双行。四周双框，版框19.3×13.9厘米。黑口，双鱼尾。无虞集序。卷端题“临川黄鹤叔似补注”、“清江范梈德机批选”。王重民暂定为元明间刻本[5]，赵万里进一步定为明刻本[6]。今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明确鉴定为“明刊黑口本”，可从。
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宁波天一阁有藏本。台北藏本为全帙五册，笔者经眼。卷一末有杨守敬跋（1897），称偶见于上海寄观阁古玩铺。[7]卷内印章有挖补痕迹，殆贾人所为。据馆员告知此本原藏北平图书馆，1985年由台北“中央图书馆”移交“故宫图书文献处”；天一阁藏本为残帙一册，存卷三至卷五。
此书是在杜诗郑编元本基础上保留范批、删去编年、增益一些宋人旧注而成，故分体、选诗皆与前一版本相同，当系书贾推陈出新所制。
3.《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六卷，唐杜甫撰，元范梈批选、元郑鼐编次，明嘉靖七年（1528）朝鲜闵寿千重刊宣德六年（1431）本
简称“杜诗朝鲜甲本”。半页11行，行19字，小注双行。四周单框，版框24.0×15.8厘米。白口，单鱼尾。各卷端题“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随后径接正文，不列编著人名氏。书后刻郑鼐跋。
韩国首尔奎章阁有藏本，一册，笔者经眼。卷首残缺，故不见序文、目录。书后郑鼐跋虽残，仍可补他本之不足。据馆藏叙录，此本于朝鲜世宗十三年（宣德六年，1431）初刊于海州，后板木磨损残缺，闵寿千于中宗二十八年（嘉靖七年，1528）重刊。
此书是在杜诗郑编元本基础上增录宋人旧注而成。因各诗前标注有郑编本编年，而前揭杜诗明刻本无此体例，可知此书祖本当出自杜诗郑编元本。
4.《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六卷，唐杜甫撰，元郑鼐编次，明朝鲜李纬等编刻，明朝鲜刻本
简称“杜诗朝鲜乙本”。半页11行，行19字，小注双行。四周单框，版框24.4×16.3厘米。大黑口，双鱼尾，有郑鼐跋、弘治辛酉(1501)腊月前司宪府持平安彭寿跋、嘉靖戊子(1528)端午奉直郎都事蔡世英跋。《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著录。
韩国延世大学图书馆有藏本，一册，笔者未经眼。《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称此本为“李纬等编”。李纬为朝鲜大臣李荪（1439—1520）之孙，生于弘治二年（1489）[7]，曾担任朝鲜淳昌郡守[9]。书后蔡世英跋成于嘉靖七年，但是否刊刻于此年尚待详考。值得注意的是，蔡跋的署名时间和前揭甲本的刊刻时间相同，且二书行款类似，可能属于同一版本系统。
5.《范太史精选杜诗》两卷，唐杜甫撰，宋蔡梦弼会笺、元郑鼐编次，明朝鲜活字本
简称“杜诗朝鲜丙本”。活字本，半页9行，行17字，小注双行。四周单框，版框21.8×14.4厘米。双鱼尾。
韩国延世大学图书馆有藏本，一册，笔者未经眼。馆藏叙录称采用乙亥字排印，乙亥字铸造于朝鲜世祖元年（景泰六年，1456），则排印晚于此年，具体时间不详。从卷端“宋蔡梦弼会笺”来看，此书性质应和前揭杜诗明刻本类似。
6.《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六卷，明朝鲜刻本
简称“杜诗朝鲜丁本”。半叶11行，行21字，小注双行。四周单框，版框19.9×13.1厘米。双鱼尾。
韩国延世大学图书馆有藏本，一册，存五卷。笔者未经眼，因馆藏著录信息有限，版本年代、编刻者、内容体例不详。
7.《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六卷，明朝鲜刻本（存疑）
简称“杜诗朝鲜戊本”。半叶10行，行17字。版框20.5×16.5厘米。黑口，双鱼尾。此版本信息仅见于《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称藏于延世大学，但不见于延世大学图书馆编目。《总目》称此本一册，存卷一至卷五，竟和丁本册数、存卷数相同，怀疑《总目》著录有误，待考。
（二）范批李诗
1.《李翰林诗范德机批选》四卷，唐李白撰，元范梈批选、元郑鼐编次，元末郑鼐刻本
简称“李诗郑编元本”。半页11行，行22字，小字双行。左右双栏，版框17.9×11.6厘米。小黑口，双鱼尾。末页刻郑鼐跋。卷端题“李翰林诗范德机批选”，“高密郑鼐编次”，下有木刻“郑氏鼎夫”印记。缪荃孙跋、曹元忠跋皆定为元刻本，傅增湘定为明刊本。[10]
台北“国家图书馆”有藏本，两册，笔者经眼。目录存卷三、卷四，郑鼐跋有残损。此本由文征明及其孙从龙递藏，至清末为傅增湘所得，和杜诗郑编元本合为双璧，随后递藏源流见前揭“杜诗郑编元本”条。
此书选李诗280余首，先分类后分体，偶有批注。类分为古风、古乐府、歌吟、赠、寄、留别、送、酬答、游宴、登览、行役、怀古、闲适、怀思、写怀、咏物、题、闺情、哀伤十九类；每类下分五言、七言、长短句三体。有范批者仅20余首。
2.《李翰林诗范德机批选》四卷，唐李白撰，元范梈批选、元郑鼐编次，明嘉靖刻本
简称“李诗嘉靖本”。半叶10行，行16字，小字双行。四周单栏，版框17.2×13.2厘米，白口，上鱼尾。前冠周臣辑语（1538），次目录，次正文，末页刻郑鼐跋。卷端题“李翰林诗范德机批选”，“高密郑鼐编次”，无木刻印记。
重庆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有藏本：重图藏本装订二册，为国立罗斯福图书馆旧藏，现已列入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清华藏本装订六册。又清人《天一阁书目》著录藏本一种，今未见。[11]
笔者经眼清华大学藏本，内容与李诗郑编元本完全相同，属重刻本。书前可能原有李阳冰旧序（据清人《天一阁书目》），但此本卷首残脱严重，故未见。署名“嘉靖戊戍之秋吴门周臣辑”的历代名家评语前二叶缺失，现存评语五家，经查摘自严羽《沧浪诗话》、朱熹《朱子语类》、高棅《唐诗正声·凡例》、胡缵宗《跋李诗后》和李濂《唐李白诗序》。
二、诸家失误举例
（一）缪荃孙跋
缪跋云：“元范德机批选李杜诗，高密郑鼐编，元刊本，杜六卷、李四卷，杜诗编年，李诗分类。范批杜诗图书馆有原刻本，即黄鹤千家注本加批点。此则单行无注，有虞集序。李诗见《天一阁书目》，有李阳冰序，此脱，然天一阁所收有李无杜，可见明中叶流传已少。沅叔（引者注：傅增湘）得此全册，其珍爱当何如？荃孙。”[12]
按，缪跋失误之处有二：一是误将杜诗明刻本当作初刻本。所谓“范批杜诗图书馆有原刻本，即黄鹤千家注本加批点”，指的是当年北平图书馆所藏、题有“千家注”、署名黄鹤的杜诗明刻本。然考杜诗郑编元本郑鼐跋云：
鼐得以服膺焉，因请是篇录之，敬寿诸梓，与学者共。然初本年谱先后为序，今僭以五七言分类编次，欲便于学也。
郑鼐刊刻范批杜诗时依据的是“本年谱先后为序”但未分体编次的底稿，他做的“编次”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五七言分体编排311首杜诗。倘若杜诗明刻本才是郑鼐本的祖本，其风貌应是未分体编排的，然而台北所藏杜诗明刻本却和郑鼐本一样是分体编排，选诗数量、内容、次序也全同，只不过是在郑鼐本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宋人旧注，并删去诗前编年而已。范批杜诗的初刻本当为郑编元刻本。[13]
二是混淆李诗郑编元本和李诗嘉靖本。所谓“李诗见《天一阁书目》，有李阳冰序”，指的是曾收藏于天一阁的一部李诗嘉靖本。清人《天一阁书目》云：“范德机批选李翰林诗四卷，刊本，唐李白撰，郑鼐编。……宝应元年李阳冰序，嘉靖壬辰周臣辑语。”[14]有嘉靖周臣辑语，显系李诗嘉靖本，不能和元本相提并论。
（二）曹元忠跋、王国维《传书堂藏书志》、詹瑛《李白集稀见版本考略》
曹跋云：“高密郑鼐编次《范德机批选李翰林诗》四卷、《杜工部诗》八卷，皆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本，为元椠之精者……是书仅于抱经堂本《补元艺文志》存其目，藏书家率未之见，断种久矣。沅叔于南中旧家得之……宣统辛亥七月元忠。”[15]
按，曹跋偶误记行款，傅增湘藏本行款为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有馆藏实物为证，所谓十行二十一字本并不存在。此一失误对后来学者产生很多误导，例如：
王国维《传书堂藏书志》云：“《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六卷《李翰林诗范德机批选》四卷，元刻本。高密郑鼐编次，虞集序，郑鼐跋，缪艺风手跋。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此书《四库》未著录，仅见于卢抱经《补元史艺文志》。天一阁藏明刻《范选李诗》今在余家，无杜诗。此元刊元印，二种具存，尤为罕见……”[16]按，《传书堂藏书志》是王氏替藏书家蒋汝藻编纂的善本书志，它著录的李、杜诗郑编元本二种即傅增湘旧藏而缪、曹二人题跋者，王《志》内容受到缪、曹二跋影响，行款数字照抄曹跋，沿袭其误。
詹瑛《李白集稀见版本考略》云：“曹元忠介绍的元刻本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而傅增湘所藏的明刊本则为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可见是两个本子。”[17]按，对于傅增湘所藏的李杜诗郑编元本二种，缪荃孙、曹元忠定为元刻本，傅增湘误定为明刻本，只是针对同一藏本产生不同鉴定意见而已，原不至于产生“是两个本子”的误解。因曹元忠误记行款，才使詹文判断产生偏差，误以为尚有所谓十行二十一字本存在。
（三）《杜集书目提要》
《杜集书目提要》著录相关版本三种，皆有误。
其一：“《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初刻于元代，我们所见者即此刻本……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18]按，行款错误。《提要》所指应为杜诗郑编元本，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二字。
其二：“此书另有一种，为元明间刻本，无虞集序，有杨守敬跋。各卷首行题'杜工部诗千家注’，次行署'临川黄鹤叔似补注’，'清江范德机批选’，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分体而不标写作时间，注释甚详。”[19]按，行款错误。此为杜诗明刻本，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字。
其三：“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江阳朱茹刊本；一九七四年台湾省大通书局据明嘉靖三十七年江阳朱茹刊本影印《杜诗丛刊》本。”[20]按，误植他书版本。《提要》所见嘉靖本实为《杜律颇解》，其书有嘉靖戊子江阳朱茹《刻杜律颇解序》。因《杜诗丛刊》将《杜律颇解》和《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合订为一册[21]，导致《提要》将《杜律颇解》的版本信息误植于范批杜诗中。
（四）《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版刻质疑》、《中国古籍总目》、《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相关版本二种，皆有误。
第一种：“《李翰林诗范德机批选》四卷，唐李白撰，元范梈批点，明郑鼐辑，明嘉靖郑鼐刻本。”馆藏地：重庆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22]按，作者年代、版本皆有误。明代郑鼐为天顺元年（1457）进士，字公实，常州武进人，生于永乐十七年（1419）。[23]字号、籍贯与元人郑鼐不同，且生年距元末已五十余年，二者并非一人。此本实为李诗嘉靖本，故“明郑鼐辑”应作“元郑鼐编”，“明嘉靖郑鼐刻本”应作“明嘉靖刻本”；
第二种：“《杜工部诗千家注》六卷，唐杜甫撰，宋黄鹤补注，元范梈批点，元刻本。存三卷（三至五）。”馆藏地：天一阁。[24]按，版本有误。此为杜诗明刻本，故“元刻本”应作“明刻本”。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上述失误也产生了一些误导，例如：
瞿冕良《版刻质疑》云“（曹元忠跋）称李诗四卷，杜诗六卷，'皆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本，为元椠之精者’，标题亦冠以'元椠’二字。今查得《李翰林诗范德机批选》四卷，明郑鼐辑，嘉靖自刻本，十行十六字；然则编刻者乃嘉靖间人，此书必非'元椠’。考《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郑鼐乃明天顺元年进士，直隶武进人。天顺元年与嘉靖相隔六十余年，如以二十岁中进士计，则嘉靖间当已八十多岁，似否即此人，固未可必，然笺经室所记行款，与嘉靖本亦不相同，盖其书既非元椠，更非郑刻本可知。”[25]按，瞿氏受《善目》错误影响，产生一系列失误：先误认元人郑鼐为明人郑鼐，继而判定郑编元本李杜诗皆非元刻本；又因郑编元本与嘉靖本行款不同（他依据的曹元忠跋行款有误），误定前者非郑鼐所编。
《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相关版本三种，其中两种有误。第一种：“《李翰林诗范德机批选》四卷，唐李白撰，元范梈批点，明郑鼐辑。明嘉靖间郑鼐刻本：清华、重庆。”[26]按，应修正为“元郑鼐辑，明嘉靖刻本”；第二种：“《杜工部诗千家注》六卷，唐杜甫撰，元范梈批选。元刻本：天一阁（存卷三至五）；明刻本：台图。”[27]按，作者、版本、馆藏地皆有误，且误将同一版本分为两条。此为杜诗明刻本，应修正为“唐杜甫撰，元范梈批选。明刻本：天一阁（存卷三至五）、台湾故宫”；第三种：“《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六卷，唐杜甫撰，元范梈批点，元郑鼐编。元刻本：台图。”[28]按，此条著录正确。唯前述第一种称“明郑鼐”，此处又称“元郑鼐”，实已自相矛盾。
《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云：“《李翰林诗范德机批选》四卷，唐李白撰，元范梈批点，明郑鼐辑，明嘉靖郑鼐刻本……重庆图书馆藏。”[29]按：沿袭《善目》和《总目》之误，当修正为“元郑鼐辑，明嘉靖刻本”。
三、范批李杜诗的真伪问题
在厘清范批李杜诗的版本源流之后，得以进一步讨论其真伪问题。旧题范梈所作诗学著作有《木天禁语》、《诗学禁脔》等，明人许学夷、四库馆臣皆疑其伪，张伯伟先生《元代诗学伪书考》复加详考[30]，实为不刊之论。至于范批李杜诗，笔者认为疑点同样较多。
（一）虞集序系伪托之作
杜诗郑编元本前有署名虞集序文一篇，为手书摹刻上板，开篇云：
豫章郑鼐鼎夫编次范德机氏批点杜工部诗凡六卷，其用心勤矣。夫杜公之诗冲远浑厚，上薄风雅，下陵沈宋。每篇之中有句法、章法，截乎不可紊。姑以赠韦左相一篇观之，前辈以为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至于以正为变，以变为正，妙用无方，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出于精微，夺乎天造，是大难以形器求矣。
这段话占虞序篇幅五分之一，作者引用“前辈”语对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一诗给予很高评价，然而范批杜诗选录的311首杜诗中却并未选录此诗，这与作序常理不合。至于所引“前辈”语，实出自宋人范温《潜溪诗眼》。《诗眼》已佚，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引曰：
范元实《诗眼》曰：山谷谓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后予以此概考古人法度，如子美赠韦左丞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此诗前贤录为压卷，其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舍，各有定处，不可乱也。韩文公《原道》与《书》之《尧典》盖如此。其他皆谓之变体可也。[31]
黄庭坚在谈论文章布置时每每强调韩愈“《原道》命意曲折”，弟子范温受到启发，“以此概考古人法度”，将山谷文论用于分析杜诗：他以韩愈《原道》章法比附杜甫《奉赠韦左丞丈》诗，得出后者“布置最得正体”的结论。虞序中“前辈以为布置最得正体……不可乱也”一段显然出自范温“布置最得正体……不可乱也”等语，乍看之下并无问题，然而结合另一版本《诗眼》佚文可以发现，虞序后文“至于以正为变”等句疑点颇多，宋人王霆震引曰：
《诗眼》云：山谷每言文章必谨布置，布置必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韩文公《原道》与《书》之《尧典》盖如此，其他皆谓之变体可也。譬如山林园圃各有首尾前后，至于以正为变，以变为正，以首为尾，以尾为首，临时变化，妙用无方，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出于精微，夺乎天造，是又难以形器求矣。然要以正体为本，自然法度行乎其间。譬如用兵，奇正相生，若初不知正而径出于奇，则纷然无复纲纪、终于败乱而已矣。[32]
范温举杜诗为例是为了强调“布置必得正体”，与后文所谓“变体”无关。虞序在引用时忽略范温中心论题，将正体、变体之论混而言之，割裂拼凑之迹昭然可见。虞序下文又曰“三百篇，经也；杜诗，史也”云云，多属文人浅论；称郑鼐“以所选杜诗分类编次”，和其书分体编年的体例自相矛盾[33]，皆非虞集所能为。众所周知，虞集是元明书坊伪托牟利之明星人物，此虞序既不见于虞集文集，手书书法、印章木记亦去虞集真迹甚远，当属伪托之作。
（二）郑鼐跋文及其破绽
范批李杜诗郑编元本二种皆署名高密郑鼐编。伪虞序称郑鼐为“豫章郑鼐鼎夫”，并说“鼎夫承德机之教”，“诗正而有则”，“尝为校官”。考元人陈基《乾坤草亭诗序》云：“余熟西昌郑氏之贤久矣。今年春，鼎夫由天台弃官。”[34]知郑鼐其人确实存在。然而，范批杜诗郑编元本伪虞序曰：
吴文正公称其（引者注：范梈）清修苦节，有东汉诸君子之风，信矣！
所引吴澄语见于其为范梈所撰墓志铭[35]，因此伪虞序撰写时间应在范梈卒年（1330）之后。又同书郑鼐跋云：
右杜工部诗三百十一首，清江范太史德机先生所选而批点者也……盖先生于诗深得古人性情之真，而能极其法度之密……（杜诗）凡千四百有五首，而今□□□□□□□无取乎？是盖不然。今夫宫室□□□□□□度可概见也，学者得于此而博观□□□□度亦岂外是？又何去取之慊哉！先生既去史馆，还官江海之上，行役所经，过从者数。每论经史治道，亶亶忘倦，间及诗文之法，率穷极体要。鼐得以服膺焉，因请是篇录之，敬寿诸梓，与学者共……[36]
“深得古人性情之真，而能极其法度之密”、“今夫宫室……度可概见也”等语，与伪虞序所引《诗眼》佚文“概考古人法度”、“官府、甲第、厅堂、房舍”相似，很可能是从伪虞序的长篇大论中提炼出来的。“因请是篇录之，敬寿诸梓”一句若属实，则撰跋时范梈尚在世，而前文已考伪虞序撰写时间在范梈卒后，郑跋显然是无法预知伪虞序内容并受其影响的。
李诗郑编元本郑鼐跋语云：
余既刻范选杜诗已，读者便之，因复取先生批选李集，并锓诸梓。[37]
作者自称看到范批杜诗市场反响较好，“读者便之”，才又找来范批李诗并推向市场，这是坊刻本常见的书贾语气。可见此跋应是元末一书坊主托郑鼐之名而作，而文意浅薄的伪虞序很可能也出自他的手笔。
（三）范批李杜诗出于伪托
范批李杜诗的序跋均系伪托，那所谓“范批”是否可靠也便成了问题。对于这一点，早在元末即有人提出怀疑，但一直未引起学者注意。元人周霆震《张梅间诗序》云：
余昔以诗文谒桂隐刘先生，时张君梅间出其门，年甚少，已工吟咏，尤善行草书……丧乱重逢，刘先生没已久，余与张君亦俱老矣。独吟思未落，展卷求评……余僅守故步，何足以知君？然有感焉，近时谈者尚异，糠秕前闻……或托范德机之名，选少陵集止取三百十一篇，以求合于夫子删诗之数。一唱群和，梓本散行。贤不肖靡然师宗，以为圣人复起，殆不可易。余何人也，而敢与之言哉？……曷尝布置先后，若律令条格秩然不可易哉？[38]
“布置先后，若律令条格”脱胎自范批杜诗伪虞序，可知周霆震所见时人伪托范梈选杜诗311篇而成的“梓本”就是带有伪虞序的郑鼐编《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周霆震（1292—1379），字亨远，号石初，江西安成（今江西安福）人，是虞集、范梈的同乡。他和张梅间相逢于元末丧乱中，当时桂隐先生刘诜（1268—1350）去世“已久”，可见他撰写此序当在元末1360年前后（明朝立国在1368年），去范梈卒年不过三十年。周霆震其人，四库馆臣称为“元末之诗史”，所记当属不诬。倘若范批杜诗属于伪托，同样署名郑鼐编次并推上市场的范批李诗也当是伪托之作了。
范批若是伪托之作，质量必然不高。以范批杜诗为例，《杜甫全集校注》附录之“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云：
《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所录之诗大半为无注之白文，行间有圈点。有注者亦极简略，大多为典故训释、背景介绍，多径用宋人旧注原文而不标出处。范氏此著，较有特色者是其编年，年月清楚者细列出，不清者则标注大致时期。其作法既有编年之效，又无牵强之弊。[39]
《校注》在指出其书注释简略、沿袭旧注缺点的同时，对范氏编年标注给予了肯定，然而杜诗郑编元本郑鼐跋却说：
初本年谱先后为序，今僭以五七言分类编次，欲便于学也，而并疏年谱于篇什之首、不厌其繁者，亦足以考岁月……[40]
可见此书“较有特色”之编年标注实出于刊刻者之手，和范梈无关。书中编年内容，如《游龙门奉先寺》等标注“开元间留东都”，前后《出塞》等标注“天宝以来在东都”，《北征》等标注“至德二载归至凤翔”，皆属宋人年谱旧文。至于范批杜诗311首，除去袭用宋人旧注者，所剩仅23首，多数只言片语，未见出彩之处。伪虞序谓范批“分章析理，发其奥典”，郑鼐跋称“先生之点选是编，灿然表句法之精，截然得章法之妙。其批切而要，其注简而明，其有补于学者不少也”，言过其实，皆书坊推销广告而已。
周霆震说托名范批杜诗在当时“一唱群和，梓本散行”，这从现存朝鲜刻本数量之多可见一斑。明人单复《读杜诗愚得序》（1382）自称曾读“范德机氏分类批抹杜诗”。成书于正统六年（1441）的《文渊阁书目》著录有“《李诗范选》一部一册（阙）”和“《杜诗范选》一部五册（阙）”[41]，而成书于弘治十七年（1504）的《建阳县志续集》记录当时建阳书坊所存板片也有“杜诗选六卷，范得〔德〕机批点，郑鼐编次……李太白诗选四卷，范得〔德〕机批点，郑鼐编次”的记录。[42]从这些书目并列范批李杜诗二种来看，所录版本皆衍出自托名郑鼐编次的元刻本系统。[43]
致谢：初稿成于2017年10月，承蒙李开升、严程、管仁杰诸友协助调查资料，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一并致谢！
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安徽诗歌、诗学文献综合整理与研究”（GXXT-2020-026）资助。
[1]刘大力：《范梈籍贯为江西清江考》，《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
[2]《杜集叙录》云：“是书元明间均有刻本，然刊刻年月不详。”参见张忠纲等：《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10月版，第121页。
[3]王国维：《传书堂藏书志》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867页。
[4]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集部，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第860页。
[5]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500页。
[6]赵万里：《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载《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15册，第327页。
[7]跋文亦收录于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王氏称杨氏“似不知此为选本也”，可见杨氏观书仓促。此书在流落坊市前可能曾经清末姚觐元收藏，故为《咫进斋善本书目》著录，此不赘考。
[8]《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实录》卷十六，正德七年（1512）九月四日条：“李纬之年二十四, 而前年为瓦署别坐。”
[9]《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实录》卷八十二，嘉靖十五年（1536）七月二十七日条：“淳昌郡守李纬……”
[10]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集部，第847页。
[11]清范邦甸等：《天一阁书目》卷四，清嘉庆文选楼刻本。按，据李开升研究员告知，天一阁内已无此书，重庆、清华二种之中是否即有天一阁故物，暂难确定。
[12]跋文亦见于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诗文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4年3月版，第227页。
[13]《杜集书目提要》亦认为杜诗明刻本“晚于郑鼐所编印之本，黄鹤补注当是后人所增入”，参见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9月版，第56页。
[14]清范邦甸等：《天一阁书目》卷四。
[15]跋文亦见于清曹元忠：《笺经室遗集》卷十二，吴县王氏学礼斋，1941年版。
[16]王国维：《传书堂藏书志》，第867页。
[17]詹瑛《李白集稀见版本考略》，载傅璇琮、许逸民主编：《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356页。
[18]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第55页。
[19]同上，第56页。
[20]同上，第57页。
[21]该册为《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元刊本和《杜律七言颇解》嘉靖三十七年江阳朱氏刊本的合订本，参见黄永武辑：《杜诗丛刊》第一辑，台湾大通书局，1974年10月版。
[2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集部，第59页。
[23]《天顺元年进士登科录》，《明代登科录汇编》影印明天顺刻本，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12页。
[2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第73页。
[25]瞿冕良：《版刻质疑》，齐鲁书社1987年3月版，第23页。
[26]《中国古籍总目》，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7月版，集部第1册，第72页。
[27]同上，第82页。
[28]同上，第89页。
[29]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5册，第252页。
[30]张伯伟：《元代诗学伪书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
[31]清仇兆鳌：《杜诗详注》，1979年10月版，第78页。
[32]宋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卷六十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杜集书目提要》亦指出：“虞集序谓此书分类，而实则不分类，以诗体分卷。”参见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第55页。
[34]元陈基：《夷白斋稿》卷一五，《四部丛刊》三编景明钞本。
[35]元吴澄《故承务郎湖南岭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范亨父墓志铭》：“余恶乎不以东汉诸君子例之哉！清江范梈亨父，一字德机，家贫早孤……苦节困穷，竭力奉母。”载吴澄：《吴文正集》卷八十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底本残缺，据杜诗朝鲜甲本（韩国奎章阁藏本）补。
[37]底本残缺，据李诗嘉靖本（清华大学藏本）补。
[38]元周霆震：《石初集》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12册，第7047页。
[40]底本残缺，据杜诗朝鲜甲本（韩国奎章阁藏本）补。
[41]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十“月字号第一厨书目”，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明袁铦：《建阳县志续集·典籍》，明弘治十七年续修刻本。
[43]文渊阁本李、杜齐全，而前揭明刻本有杜无李，故文渊阁本必为杜诗郑编元本系统。又杜诗明刻本署名黄鹤、范梈，无“郑鼐编次”，故署名郑鼐的建阳书坊板片亦必属于郑编元本系统。至于台图所藏的郑编元本（竹纸，帘纹约3厘米）是否即出自建阳书坊，尚难遽下判断。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3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原刊本为准。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3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原刊本为准。感谢唐宸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