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的“书”,难得一见!
吴昌硕是清末民初书法界的领军人物,篆隶楷行草无一不通。他的书法创作以篆书为主,也多有行草、隶书作品。吴昌硕的楷书始学于颜真卿,行书学习黄庭坚、王铎,隶书学习汉代石刻,篆书学习石鼓文。60岁后,他的书法圆熟精悍,刚柔并济,尤精于石鼓文,不拘成法,传世书迹有《临石鼓文轴》《致醉翁尺牍》《寿书词》《汉书下酒联》等。
吴昌硕临写的石鼓文
吴昌硕的楷书从临摹颜鲁公入手,后又学习曹魏时期钟繇的小楷,自称学“钟太傅”有20余年。清代后期的书风崇尚碑学,受此影响,吴昌硕遍临汉魏碑帖,将碑体风格糅入钟繇体之后,他的楷书更显古朴刚劲,为其书法巅峰期的到来打下坚实基础。
吴昌硕也很重视隶书学习,青壮年时在外游学,临习了大量的汉碑拓片,如《嵩山石刻》《张公方碑》《张迁碑》《石门颂》等,自述“曾读百汉碑”,说明吴昌硕对汉隶有着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在传世书法作品中,吴昌硕的隶书早期以“齐云馆印谱”为代表;中年以后的隶书笔力雄浑饱满、刚柔并济;到了晚年,吴昌硕所写隶书结体已变长,取纵势,信笔拈来,高古之至。
吴昌硕的行草书最初临习与董其昌齐名的明末书法家—王铎,王铎的雄健书风对他影响颇大,后来又学习唐宋名家欧阳询、黄庭坚、米芾等人。在章法行气上,吴昌硕注重字与字之间的连属关系,字体结构上多左低右高、中宫收紧、四肢辐辏。晚年后在草书创作上,吴昌硕以篆隶笔法入草书,即他所说“强抱篆隶作狂草”,其草书越发苍劲雄浑。
吴昌硕临写的石鼓文
吴昌硕尤其擅长篆书,又以石鼓文造诣最为精深。他写石鼓文近60年,可谓形神兼备,形成格调高古、独具特色的个人书风,堪称“石鼓篆书第一人”。
石鼓文刻石作品始见于商代,至先秦战国乃成大观。唐代初年,在陕西宝鸡出土10个石鼓,刻有记载战国时期秦王狩猎事迹的大篆文字,故此这种文字被称为“石鼓文”。“石鼓文”是与周代金文不同的周代篆书,它继承了先秦金文、籀文风格,又开启了秦代小篆书风,无论笔法、字形、结构,都显示出书法的成熟与完善,达到极高的审美水平。
无论是书法家还是文学家,都把石鼓文视作艺术的上乘之作。唐代书法评论家张怀瓘《书断》评价“石鼓文”:“乃开阖古文,畅其纤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唐代韩愈作《石鼓歌》:“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一语道尽石鼓文之美。
吴昌硕临写的石鼓文
吴昌硕于书法最重临摹石鼓文。在定居苏州时,他结识了不少收藏名家,曾博览了大量的金石拓片。1886年,好友潘瘦羊将汪鸣銮手拓的《石鼓精本》赠予吴昌硕,令他如获至宝,从此择定石鼓文为主要临摹范文,终身不辍。他曾自云:“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年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
吴昌硕博览金石法帖,却不以刻意模仿、徒求形似为目标。他参以秦权铭款、《散氏盘》铭文、《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等体势笔意,所作石鼓文从“有法”到“无法”,从“入乎规矩”到“出乎规矩”,自出机杼,风格独特。在运笔行笔上,起笔藏锋回护,行笔圆润充实,收笔或戛然而止,或轻顿缓提;在用墨上,以浓湿为主,饱墨铺毫,有时墨尽笔枯,亦添苍莽朴拙之趣;在字体结构上,吸收秦小篆的特点,字形稍长,以纵取势,上部相对紧密,下部疏朗,垂笔左右微张;在文字布局上,疏密有致,避让得宜,茂密处与空白处多相呼应,在整体上形成雄强浑厚、恣肆老辣的书风。
吴昌硕临写的石鼓文
“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纵入今人眼,输却万万古。”尽管吴昌硕数十年临池不辍,书法艺术到达极高的水平,但他始终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他独出心裁地将金文和刻石书体融入篆书创作,形成独特的金石书法。他还把封泥、砖瓦等特点,尤其是篆刻刀法、绘画用笔,自然地融入他所写的石鼓文中,以追求变化多样、古拙朴实的效果。
晚年的吴昌硕常集石鼓文字为联,在诸多的传世作品中可以看出,其书法已脱去临本原貌,人书俱老,风格成熟,金石味极浓。此时,他的石鼓文不再拘泥于古人的谨严秩序,而是自己在写,写出一种对艺术自由和生命活力的强调与回归。这个时候,他的篆隶楷行草均能互相渗融,形成独特的趣味,不断地丰富个人书风。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石鼓文虽然出土千余年,历代诗人咏叹不绝,但直到近代,在吴昌硕的研习与提倡下,才真正受到书家的青睐与推崇。可以说,先是石鼓文成就了吴昌硕,而后又是吴昌硕成就了石鼓文。苏东坡在《石鼓歌》中问:“独立千载谁与友?”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吴昌硕。
一起学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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