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杨绛，为何一生不愿提鲁迅？

钱钟书先生，可谓是民国史上最会吐槽的人之一。

他学贯中西，极为精通中西古今文化典籍，未满二十岁时替父代笔，给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作序，笔法老道、观点辛辣，而且“一字未易”。他恃才傲物，一生未将同时代的文化名人放在眼里，从大文豪陈寅恪、林语堂、沈从文，到清华恩师吴宓，无人躲得过他的“毒舌”。

《谈艺录》里，他说王国维“笔弱词糜”；《管锥编》里，他说陈寅恪“不知即用首楞语，当面错过矣”；《围城》里，他仍不忘调侃苏曼殊诗里的日本味儿......

在清华读大学时，清华教授们都希望他留校研究英国文学，然而他却言词犀利地回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做钱某人的导师。”在点评清华“外文系三杰”时，也毫不客气地吐槽：“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有时出言不逊，有时指东道西，吴宓和钱钟书的关系依然非常密切。当别的同学拿这事做文章，吴宓还会袒护钱钟书：“钱钟书的狂，并不是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

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在钱钟书的文字里，极少涉及鲁迅。鲁迅与钱钟书杨绛虽然都是民国文人，但术业专攻的方向依然不同。鲁迅是杂文家，以文字针砭世事与人物；钱钟书夫妇是学者，一生钻进国学故纸堆。

如果杂文家和学者缠上了，杂文家恰好以此写文赚钱，而学者徒浪费时间。钱、杨一生不愿提鲁迅，是不愿陷入纠缠，成为杂文家笔下的谈资，于己、于研究学问毫无益处。

除了不屑纠缠，另一原因恐怕也与1925年“女师大风潮”有关。

风潮之后，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文章在凸显刘和珍的反抗精神和被害惨剧的同时，也将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小说化了，鲁迅以如刀之笔，讥讽杨荫榆是“上海洋场上恶虔婆”形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读者对她都有很深的仇恨感。

后来，同样经历过“女师大风潮”的许广平回忆说：“关于她（杨荫榆）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无端受冤的杨荫榆，不是普通人，而是杨绛的三姑母。许是为了悼念姑母，许是为了给姑母证言，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杨荫榆》 一文中，这样记录杨荫榆之死：

日寇髦占苏州......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邻近为她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来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

杨荫榆之死，说不上壮烈，但依稀可见她对女同胞的善良、正义之心，以及勇敢之为。试问这样的人，怎么会是恶虔婆呢？

杨绛虽然只字未提鲁迅强加给杨荫榆的形象。然而“她（杨荫榆）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这一句话，比起杀气腾腾的文字，更具杀伤力。

钱钟书与杨绛夫妻一心，是非、爱憎分明，他深谙世事却不问世事，不提鲁迅恰是最好的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