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深入“文化”——从《西游说唱集》把脉西游学研究新动向
《西游说唱集》 胡胜、赵毓龙 辑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读书者说】
回顾近代以来的有关文献整理活动可以发现，影印整理、点校整理是有关文献汇编的两种主要方式，二者相辅相成。然而，随着近年来的学术繁荣与科技进步，不仅大量影印文献呈现一种“井喷式”的涌现，相关电子文献更是呈现出一种海量空间。相比之下，传统的点校整理似乎略显式微。面对这样一种现状，有学者在传统点校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深度整理”的理念，并指出“'深度整理’指向和强调'整理即研究’的古籍整理思想与学术精神”（杜桂萍《清代诗人别集丛刊总序》）。可以说，从“点校整理”向“深度整理”的延伸，不仅是整理方式的进一步深入，更是“研究”意义的进一步凸显。
进一步看，这种“深度整理”的理念，不仅对传统诗文的整理具有重要意义，更是对俗文学文献的整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就典藏现状来看，与传统经典文献不同，相当一部分俗文学文献典藏相对零散。就版本现状来看，俗文学文献往往以坊刻本、民间手抄本居多，漫漶、潦草。就文本现状来说，俗文学文献多数建立在一定的民间话语体系中，方言俗语乃至有关信仰、仪式术语掺杂其中。这些都加大了研究整理的困难。
俗文学文献的这种现状，也正进一步指向“深度整理”的必要性。首先，通过对零散俗文学文献的集中搜集，不仅可以保存珍稀文献，更可以进一步深入到相关专题研究中。其次，不仅可以为学术界提供一个相对通行的研究参考，更可以为传统文献的再传播提供一个载体。再者，就俗文学文献的文本现状来说，俗文学文本中的方言、俗字乃至有关信仰、民俗等特殊元素，一方面造成了研究整理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往往蕴含着珍贵的文化“孑遗”，对这些文本的集中搜集整理，往往可以带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值得注意的是，胡胜教授新近整理出版的《西游说唱集》，也正是对俗文学文献“深度整理”的进一步推进。此书在延续《西游戏曲集》的“深度整理”精神的基础上，对有关西游说唱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共收录32种西游说唱文献，涉及话本、宝卷、江淮神书、萨满神书、鼓词、子弟书、快书、石韵书、岔曲、牌子曲等十大门类。通读此书可以发现，整理者坚持目录、版本、辑佚、校勘等传统文献学方法，注重对稀见版本的搜集整理，广泛搜罗海内外藏书机构所藏善本，兼顾有关收藏家、民间艺人等藏、抄本，注重解题撰写的学术性，充分参考有关研究。可以说，这一整理以系统性、稀见性、研究性的特点，充分体现了“深度整理”原则。
进一步看，从《西游戏曲集》到《西游说唱集》的推进，不仅是文献层面“深度整理”的进一步深入，也是对“西游学”研究体系的进一步反思与重构。正如《西游说唱集》前言中所云，“现代'西游学’的研究框架又可分成由内而外的三个环形层次带：一是对百回本的审美阐释与文化解读，二是作家、版本考证，三是成书、影响研究。”可以说，在这样一种研究框架中，“百回本”《西游记》处于绝对核心的位置，有关研究体系实际上是围绕这一核心的环形结构。很显然，这样一种结构既忽略了“前百回本时代”的西游故事的各种“可能”，也无法合理地解释并统摄“后百回本时代”中不同于“百回本”的各种“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这些“可能”与“现象”，尚属于研究者基于零星历史事实的“大胆假设”，那么《西游戏曲集》《西游说唱集》的整理，实际上正是对这一“大胆假设”的“小心求证”。可以发现，当大量“西游戏”“西游说唱”的文献线索呈现在我们面前，就有必要对现代西游学研究中“百回本本位”的环形研究结构提出质疑。而在这一质疑之后，我们也就有必要进一步转移到“西游故事本位”研究体系的建构。
“西游故事本位”研究体系的建构，一方面以《西游戏曲集》《西游说唱集》等文献“深度整理”为基础，另一方面又在这一文献基础上强调“研究”的意义，进而形成“跨文本视域”的研究视角，并与广义的雅俗文化语境展开对话。可以发现，这种基于“西游故事本位”的研究，实际上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研究体系。就历时性的纵向线索来说，正如胡胜教授在《跨文本视域下的〈西游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2月6日）一文中所概括，“西游戏”“西游说唱”“西游图像”实际上构成了这一研究体系的纵向线索。而从横向上看，三者之间实际上又可在某一时代或某一问题上产生“对话”。事实上，从其相关研究也可以发现，无论是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的发现，还是与之有关的和合二仙、宾头卢等具体问题的论证，乃至对于“西游故事”南北两大系统的重估，都向我们表明，这样一种源自“深度整理”的纵横“对话”，正为“西游故事”研究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新思路。
随着这一研究体系的建构，所谓“深度整理”的研究价值也就进一步凸显，也即“经典重估”。这样一种基于“西游故事”本位的“经典重估”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西游文本”重估之深入。这主要体现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尚未引起学界注意的《三藏取经》《莲花会》等经典文本个案的发现与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对“百回本”《西游记》经典价值的重估。第二，“西游故事”重估之创新。随着傀儡戏《三藏取经》等新材料的发现，对“西游故事”的南北系统线索作进一步完善。可以发现，这一故事系统的重估，注重对时空因素的综合考量，既注意到历时性的历史线索，又注意到地域性的空间关联。第三，“西游学”重估之探索。这一研究体系的建构，一方面综合了戏曲、说唱、图像三大线索，另一方面又预示了新线索的可能。像以泉州开元寺文物、顺昌大圣信仰等为代表的考古学、民俗学线索，实际上也是这一研究体系的重要线索。也即是说，有关“西游学”研究在从小说史维度延伸到戏曲史、说唱史维度之后，实际上有必要进一步向文化史维度加以拓展。
总之，在从《西游戏曲集》向《西游说唱集》的推进过程中，所谓“深度整理”之“深”，已经不仅是基于从“文献”深入“文本”的基本研究要求，更是基于一种从“文献”深入“故事”乃至“文化”的宏观研究考量。经过这样一系列“深度整理”，不仅为各界提供一种研究、阅读的通行本，更可以由此探求当代西游学研究的新动向。当然，西游戏、西游说唱还有很多，相关图像、文物等西游学文献也有必要进一步发现、整理。凡此种种，实际上都为我们指出了西游学研究中“深度整理”与“经典重估”的进一步要求。
（作者：赵鹏程，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转载自2021“光明书榜”，文载《光明日报》2021年1月25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