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清还是抗清：作为“贰臣”的钱谦益
钱谦益在历史上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近人钱基博说钱谦益“以明代文章钜公，而冠逊清贰臣传之首，人品自是可议”；而陈寅恪却视之为复国英雄，对于钱氏“应恕其前此失节之愆，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始可称为平心之论”。那么，钱谦益是何时被带上“贰臣”的面具的？其内心深处是否真的降清了？我们从其若干文字中或许可以窥得其隐秘的心思。
钱氏文名颇盛，在清初文坛乃煊赫一时的人物。身在明、清鼎革之际，其经历与其他文人并无不同，不过，因清高宗乾隆的注意，钱谦益身后又卷起了一阵不小的风浪。乾隆二十六年（1761），沈德潜将其编著的《国朝诗别裁集》呈请乾隆作序，不料，却遭到了乾隆的严厉斥责。沈氏在集子中将钱谦益列为国朝之首，这引起了高宗的极度反感。他在序中言：
高宗完全从道德的角度，批评钱谦益为“非人类”，他将“忠孝”作为评诗的一种标准。乾隆于三十四年（1769）翻检了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这次却不只是批评那么简单了，随即下诏禁毁钱谦益的所有著作，非但如此，在任何他人之著作中，但凡涉及或者引用钱氏文字，皆要一律销毁。
乾隆四十一年（1775），高宗下令国史馆编纂《贰臣传》，次年对该传的具体编排又作出了新的指示，他要求将列入《贰臣传》的传主，按照其行谊细分为甲、乙两编。进入甲编的，要能“颇树劳伐”，“屡立战功，勋绩并为昭著”，这些人“虽不克终于胜国，实能效忠于本朝”，而进入乙编的，这一类则是“行素不端”“进退无据”，“先授伪职，旋更投顺本朝，并为清流所不齿”。在乾隆看来，这两类人虽然皆是大节有亏，但程度不一，甲编之类，虽未能践行“有死无二之义”，然“申国士之报，后之人无不谅其心而称其义”，乙编之类，“非复人类”“覥颜持禄”，“毫无事迹足称”。乾隆四十八年（1783），高宗又下令编纂《逆臣传》，此专门为降清之后又反叛之人而设的。在以上这些标准中，钱谦益被安排进了《贰臣传》乙编。乾隆对钱谦益等人作如此处理，无非就是想表明，道德上的忠要压倒一切，而忠的对象当然最终要落脚到本朝，违背这个准则，其他皆无从谈起。
在《贰臣传》的记载中，钱谦益可谓“劣迹斑斑”。传记中细致捋出他的行踪，参与明末党争、与宦官为伍，经常受到弹劾、贬职，不仅如此，在清兵南下时，钱氏先是迎降，获得新朝之位后，又托病南归，在江南策划反清活动。传后还特别罗列了清高宗分别在乾隆三十四年、四十一年、四十三年贬斥钱谦益的三道谕旨，严斥钱谦益“反侧贪鄙”，“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著作则“荒诞悖谬”，“诋毁本朝之处，不一而足”，理应在《贰臣传》，“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钱谦益作为“贰臣”的形象由此确立下来。
钱氏是否真是如乾隆所判定的“贰臣”呢？我们从他著作中的一些看法来看，似乎并非完全如此，他的诸多论断皆表达了“尊周攘夷”之论，实则隐微地表明尊明反清，亦即是说，投顺清朝是其表，而遵奉明朝乃其里，钱氏在政治认同上，在明而非清。
钱谦益不独文学，对经学亦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且时常对“虏”“戎”“夷”“狄”问题加以讨论，潜藏着隐秘的心曲。钱氏多次指出，通经乃为了谋王体而断国论，“诚欲使天下学者通经学故，谋王体而断国论，以董子、胡氏为仪也”。亦说《春秋》有折大狱，断国论之用：
他指出，经学与国政之关系紧密：“是故经学与国政，咸出于一，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人异学，国异政。公卿大夫，竞出其聪明才智以变乱旧章。”“经学之不明，国论之不一，其关于存亡治乱之故，犹病之著于肌表，诊视者可举目而得之，不待医和及缓而后知其不可为也。是可视为细故哉？”钱氏将经学不明、国论不一，归结于存亡治乱的因由，他甚至常常将明末的内忧外患的国势与经学式微联系起来理解，他在给复社领袖张溥之母六十寿辰所作的序文中说：
入清之后，他亦认为明亡的陆沉板荡之祸与经学荒芜相关：
钱氏在不停地反思，明季面临“虏寇交讧，国势削蹙”的局面，最终导致灭于异族之手的关键在于经学。若细究下来，在钱氏看来，不讲《春秋》大义，即是造成神州陆沉之祸的直接原因。
《春秋》是一部最讲夷夏之辨、内外之别的书，钱谦益特别着意这一点。他十分推重宋人胡安国的《春秋传》，强调尊周攘夷，严夷夏之防。这绝非偶然的，钱氏既然指出通经致用，他持有此论则是有的放矢。实际上，钱氏早年对《胡传》并没有较高的评价，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他在《春秋胡传翼序》指出，胡安国对《春秋》的解释有过度之处，并不是其所谓的“史外传心之要典”：
崇祯六年（1633）六月，他在给邹德溥的《春秋匡解序》中说：
崇祯十一年（1638）七月，他在给刘永年的《左汇序》中接着说：
钱氏的两段文字都在指斥王安石行新学，贬斥《春秋》，倡“三不足”之说，以至于“戎狄乱华之祸”“神州陆沉之祸”，世道衰迟，将宋亡于异族归咎于此。钱氏对王安石屡存讥议，却对胡安国颇加称赏，以为其“信而有征”。他在给吴希哲的《麟旨明微序》中继续说：
胡安国的《春秋传》在元代立为官学，明朝继续悬为功令，成为《春秋》科考的经目。钱氏认为，胡安国生逢南渡之时，对王安石新学有所矫正，其申发君臣、夷夏大义，乃“三百年持世之书”，不能以解诂的方式来理解，对于“搘柱新说，扫荡和议”皆有意义。顺治十三年（1656），钱谦益在《与严开正书》中说：
入清后，他依然推重胡安国《春秋传》所表达的“尊周攘夷，发抒华夏之气”之义，可以“用以斡持世运”，而不可以经义观之。
胡安国乃完全站在理学家的立场，将《春秋》作为“传心之要典”，申发尊王攘夷大义，钱氏早年即持批评的态度，而后来却得到他的屡次称赏，这是何故？他对《胡传》中“攘夷”的态度，前后有如此大的转变，我们将他写这三篇文章的时期作一番分析，便清楚其中的原委了。
《春秋胡传翼序》《春秋匡解序》《麟旨明微序》分别写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崇祯六年（1633）、崇祯十四（1641）年略早之前。万历二十九年（1611），清人的威胁并没有降临，故《胡传》对钱谦益而言，其中的“攘夷”主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而等到崇祯六年（1633）之后，钱谦益称赏胡安国《春秋传》，表达夷夏之防，尊周攘夷的观念，与清兵屡屡南犯、明朝国势日蹙这一时政背景有关。崇祯初年，清兵屡次来犯，明朝国势愈发严峻。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后金十万精兵，绕道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逼明朝京师，兵临北京城下，京师戒严。崇祯四年（1631），后金兵围大凌河城，明军惨败。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随即派兵自喜峰口入关，进犯京师。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再次入侵，直逼京师，京师戒严。崇祯十二年（1639），清兵进犯济南，随即与明军在松锦展开激战。他在序中所言的“戎狄乱华之祸”“神州陆沉之祸”，即是清人在崇祯时期的南犯之事。
《与严开正书》写于顺治十三年（1656），彼时，满人已入主中原多年，他在信中再次提及胡安国《春秋》的尊周攘夷、华夏之气，亦隐含着对清人这一异族的抵触情绪，犹然以夷狄视之，与其参与反清、抗清之事若合符节。明朝亡后，他虽一度降清，但后来又曾多次参与反清、抗清活动。顺治四年（1647），他因参与山东起兵之事，遭到清廷逮捕，在柳如是的斡旋之下，乃得获释。顺治五年（1648），黄毓祺海上起兵失败被捕，钱氏曾留宿其家，并许资助招兵，亦遭逮捕。顺治六年（1649），钱谦益以“楸秤三局”为比，寄书瞿式耜，支持其反清之举。顺治七年（1650）至顺治十三年（1656），钱谦益曾三次劝说马进宝反清，皆未果。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发起第三次进攻长江的军事行动，遭到失败，钱氏仿杜甫《秋兴八首》作《后秋兴八首》，以诗来表达对郑氏的声援。
无论是亲自参与，还是诗文中隐秘地参与，钱氏一系列的抗清、反清的政治行动都与其持守的“夷夏之防”观念紧密相关的。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曾指出：“在解释文本时，最富有成果的方法不是专注于作者确认了什么信念，而是把作者看作是在介入不断进行的社会辩论之中。”钱谦益屡言的“尊周攘夷”不是空穴来风，亦好似处在“社会辩论”之中，只不过其辩论的对象不是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整个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