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讯 | 辛德勇：“西楚霸王”之“西楚”实为“四楚”
中古史·简讯
项羽在诛灭暴秦之后，表面上尊奉张楚怀王为义帝，使之成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随之，“项羽乃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并分封诸将相及业已自称王号者十八人为诸侯王（《史记》之《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项羽所谓“西楚霸王”一称，即由此而来。
不管西楚，还是东楚，这“西”和“东”，都是以战国的楚地来区分其相对方位。按照《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可以说项羽留给自己的封国的国土大多属于“东楚”，国都也在“东楚”，即如清人钱大昕所云，“据此文，彭城是东楚，非西楚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録》卷一一“三楚”条）。居处在这样土地上，项羽又怎么能给自己定下个“西楚霸王”的称号呢？岂不怪哉！
阅读《史记·货殖列传》，思考西楚、东楚和南楚的地域区分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清楚，司马迁在这里讲的是西汉前期人的地域观念，而这也是目前所知距项羽生活年代最近的一种地域观念。审其具体地域，如前所述，自是楚国灭越之后才能产生这样的观念，因而若是没有其他反证，这样的观念可以看作是从秦楚之际即已流行于世的。事实上我们在《史记》、《汉书》的相关注释里和后人的论述中也没有看到比这更早的关于西楚、东楚以及南楚的地域认识。换句话讲，《史记·货殖列传》上述记载，乃是后世学者解读“西楚霸王”问题最早、最可靠的史料依据。
“西”、“四”互讹是古文献中极易发生的情况。辛德勇教授从“三楚”的地域观念与“西楚霸王”的窘境出发，在分析了楚国的东西划分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是“西楚”而是“四楚”。他提到古代典籍的文字产生错误，最常见的有音误和形误两种形式，由此，辛德勇教授联想到与“西”字字形相近的“四”字，也就是原本的“四”字被错误认成了我们现在的“西”字。他指出，这种构词形式的相似性，是“四楚”错认为“西楚”的逻辑前提，即“西”和“四”两字误认之后，从表面上看，原文在逻辑上通常仍很通顺，这样就会使读者不知不觉地接受错误的文本，承认错误的文本。
除此之外，辛德勇教授还从“三秦”“三晋”“三齐”为例说明了三的由来，即项羽将秦晋齐地一分为三。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记录着“分楚为四国”，辛教授在详细分析了上述书中的内容后，显示出这一记载的实质意义及其合理性，这为求证“四楚霸王”的存在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他提到在《秦楚之际月表》记述的“分楚为四国”之后，我们见到的情况是“分为衡山”“分为临江”“分为九江”，即从楚国之身分出了三个诸侯国，“分楚为四国”中那最后一国，沿承楚国本名未变。在《史记》中也有大量内容佐证这个观点，《史记》述及项羽之国，都是以“楚”相称。实际上项羽在“分楚为四国”之后，他一人兼具两重身份：一重是所谓的“西楚霸王”，这是一个“霸王”之国，从《秦楚之地月表》载述的情况来看，其都城似乎是设在彭城；另一重是四分之后的楚地之一国，这是一个普通的诸侯王国，都城设在江都。故简单地说，这四块地方，国是“楚”的地，王是“楚”的人，分之为四国，合之当然可以称作“四楚”。“四楚”既然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那么所谓“四楚霸王”也就自然而然地存在了。
辛德勇教授通过分析研究认为，作为“四楚霸王”，项羽能够控制的地域范围是相当广阔的，相对于汉王刘邦，本占据强大的优势。项羽睥睨天下的“霸气”，在很大程度上就应该出自这种地域控制的优势——既不是所谓“西楚”，也不是什么“东楚”，更不是那个“南楚”，而是包括全部楚地以及梁地还有所谓韩地的“四楚”。这是“四楚霸王”一称所体现的政治地理意义，这也就是当时政治地理格局的基本形态。楚汉相争，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只有认清这一基础，才能清楚理解楚汉之争的全貌。
报告结束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社教作了总结。辛德勇教授回答了现场师生的提问。辛德勇教授告诉大学生，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需要注意，在关注每一项具体史实的时候，都应该基于这一事项后面普遍的背景。这样，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就不仅是一时一事。我们需要意识到大多数事物都会有某些共同的规律性特征，先人著述的文字错误也是这样，而这种规律性特征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客观可能性，作为我们分析具体事项的参考。最后他说到做历史研究，就像胡适之博士讲的那样，认真读书，虔心思索，先大胆假设，再小心求证。
辛德勇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兼事地理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已出版《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旧史舆地文录》《建元与改元》《石室賸言》《制造汉武帝》《祭獭食蹠》《海昏侯刘贺》《中国印刷史研究》《书者生也》《那些书和那些人》《生死秦始皇》等近四十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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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