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的书院佚事
作者 ▏ 桑宜川
历史上的成都曾有许多书院，遐迩闻名，仅史料记载的就有子云、少陵、大益、浣花、墨池、锦江、潜溪、尊经、芙蓉等书院，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沿革，那就是年代久远，才俊辈出，但屡遭兵燹，明末悉数毁于战火。
时光流转，到了清代，只有锦江书院、芙蓉书院、墨池书院、潜溪书院、尊经书院得以重建，民国初期先后改制为新式学堂，数度易名或迁址，逐渐演变为四川名校，时至今日尚可追寻到她们过往的身影。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书院”之名始于唐代贞元年间，到清末退出历史舞台。古老的书院体系，伴随着科举考试，在中国存在了1000多年，鼎盛时期曾达到了2000多家。唐朝曾设立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其属性为官办，职责为收集整理、校勘修订图书。时光流转，书院发展到了宋代，逐步变为半官半民性质的地方教育，但各地州府也“与时俱进”，兴办官学，部分书院只好与官学合并重组。朝廷遂将原本给书院的钱、粮一律拨归州学，书院一度衰落。
明清时期，书院又有较大的发展，官办学馆又再度逐渐“改制”为民办书院，并广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或由富绅，士林自行筹款，在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常与僧院、道观为邻，选择地址往往在深山老林里，读书人和道观中的道人，坐而论道，彼此熏陶，相得益彰；其间，偶有感动朝廷，遂赐敕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范例，长存民间记忆，传为佳话与美谈。
在世俗社会里，兴办书院的目的本是为了科举考试，为学子铺就一条仕途功名之路。但有眼光的士林鸿儒却认为，官学一旦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就严重丧失了教书育人的能力，并日益走向腐败和衰落，这对今天泛滥成灾的当代中国应试教育，仍有“殷鉴”之意。
那年月，士者创办书院，就是为了研究学问，立德立言，启迪民智，回归教育的本质。而在他们看来，一个空灵安静的地方，更有益于学问。比如，曾经执掌白鹿洞书院的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就曾奉劝他的学生既然读书就要静心，不为山外红尘所惑，也给后世留下了“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及“好去山头且坚坐，等闲莫要下山来。”等佳句，实在说得有哲理。
作为观照，近代历史上的外省，比如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等，与蜀中书院雷同，经费来源与衙门无关，大多也是自筹，用以校舍建造，学子膳食，教学则多为私塾模式，先生授课，但以学子自习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启迪、培养读书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以应试而追求功名为圭臬。
话说回来，那年月，成都府乃天府之国的重镇，为求学问，读书人心向往之，因而书院多，底蕴深，无它可出其右，为全国之首。阡陌深巷里的翰墨飘香更是一道久违的风景。以墨池书院为例，与芙蓉书院原仅一墙之隔，两院同在青龙街，朗朗读书声彼此相闻，且共享着老成都的一处人文胜地，即扬雄洗笔池（又叫墨池）。这就是墨池书院的渊源，似比芙蓉书院历史更为悠久，相传是川西平原上百姓为纪念西汉的大文学家扬雄而建。在这之前，“墨池”的由来亦颇具传奇色彩，据史料记载，公元前310年，张仪和张若建筑成都府的城墙时，取土遗坑成为龙堤池，即是墨池的前身。
又相传当年扬雄的子云亭也建在墨池旁，周围的浣纱女每天清早起床后，最为享受的就是聆听扬雄那抑扬顿挫、节奏起伏的读书声，好一幅悠然的市井风俗画！早在唐代，刘禹锡在《陋室铭》末尾就曾说道：“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不期为后世关于扬雄的故事做足了铺垫。大约从宋朝开始，人们怀着对扬雄的敬仰，就在此兴建学堂，历经元、明、清，风风雨雨，兵火匪患，但历代官府一旦在战火平息，经济民生恢复后，均着手在此旧址上兴建学堂书院，而且名称几百年不变，都称之为墨池书院。
其中，尤以清代重建的这一次更为宏大。本来，成都自西汉文翁首创地方学宫以来，重视教育就已形成传统，历朝历代的官员，莫不以兴建书院、弘扬国学为任职期间最为重要的政绩。中国的书院最早见于唐代，而成都自宋末以来，更是书院盛行。明代仅成都府里就已有数家书院，开篇已述，余不赘言。墨池书院毁于明末，旧址改为民宅，又经历了若干年的沧桑。
清朝初年，成都市政民生重建于草莽之中，百废待举，在重修城垣、桥梁，解决当务之急的情况下，地方官吏也着手恢复那些书院。在此大势中，潜溪、芙蓉、尊经等书院相继重建。但由于墨池书院的原址已变为民宅，成为了当时的“钉子户”，延宕经年，但民间对重新在原址上恢复兴建的呼声却越来越高。道光年间，墨池书院终于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发展机遇：四川学政聂铣敏先生捐俸约1万两白银，购买墨池故址，并郑氏私宅三院及空地数亩，重建墨池书院，并置学田70余亩于温江向家碾，让书院的经费有了坚实的保障，功在千秋。
那时的墨池书院共有三大院，房舍200余间，空地4亩。中为书院，左为东园，右为廉泉精舍，气象一新。从此，青龙街上的街坊邻里又听到了久违的朗朗读书声。咸丰三年，墨池书院原址一分为二，墙左为墨池，墙右为芙蓉书院。1905年，两院又再次合并，共同改制为成都县立高等小学，1907年又改名为成都县立中学校，1952年最后易名为成都第七中学校。墨池书院的历史沿革，为川西平原上曾经有过的翰墨飘香增添了一段永远流芳的民间记忆。
（上图为清代书院所使用的樟木书箱）
史料记载，锦江书院创办于1704年。清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下诏改“书院”为“义学”。
雍正十一年（1733）列为省城书院，经费由政府所拨学田收入开支。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川总督文绶等又增修讲堂学舍等设施，添置田产，再次扩大规模。清康熙四十三年（1794），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借用孔庙西侧的房舍广招学子，先恢复了锦江书院行课。嘉庆十九年（1814）成都知府李尧栋仿古制，建石室于讲堂后不久，全毁于兵燹，遂后又在文翁石室旧址上重建校舍。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实为生动的写照。
道光二十八年（1848）书院扩大办学规模，增加招生名额。按原额招生数：正生50人，附课50人，外课约20人。本年度增加为：正生60人，附课60人，外课约30人，共计150人左右。
咸丰七年（1857）增附课生28名，外课名额不限。学生总人数已逾200人。历任山长有顾汝修、敬南华、张晋生、侯度、姜锡嘏、易简、彭端淑等著名学者。“锦江六杰”之一的李调元，“文名籍甚”的举人张邦伸等均为院中高材。时光流转，这一巴蜀文脉传承不断，延续到了清末民初。
清代的锦江书院有讲堂、学舍等。诸生挑选秀才以上生员。教学要求“先经义而后时文，先行谊而后进取”。采宋王安石“三舍之法”，实行正课、附课和外课。初定正课、附课生各50人，外课生视成绩和正、附课生名额盈缺而定，先约20人左右，是为候补。膏火正课生月给米1.5 斗、银1.5两，附课生减半，外课生无。康熙六十年四川提学方觐增建讲堂、学舍，增加生额，扩大规模。
光绪二十七年（1901），成都锦江书院与尊经书院合并，次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川川总督奏准在锦江书院原址设成都府中学堂，于尊经书院原址设立四川通省大学堂，旋即改名四川省城高等学堂。1904年（光绪三十年）学校由当时的“成都府师范学堂”改为成都府中学堂。这标志着改办新学的开始。这以后校名虽多次变动，但1904年的这次变动，却被视为四川教育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蜀郡从此学风大盛。
这次改革，从学制、学习内容、教材使用、教师选择等方面都有重大变革，尤其以学生学习内容的改革为最，即由以前的《诗》、《书》、《易》、《仪礼》、《春秋》、《论语》等儒家经典变革为学习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其办学格局亦更接近现在中学的格局。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到先进的科学、民主的影响，这为后来四十年代学生运动在四川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光绪二十八年（1902）岑春煊改“锦江书院”为“成都府师范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更名为“成都府属中学校”，民国二年（1913年）更名为“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校”。民国十八年(1929)年，呈请省政府教育厅划拔，文庙全部地盘给石室中学。民国二十二年（1933），呈请督署核准，在成都十六县内，每头猪儿抽取5厘屠宰税，来补助办学经费之不足。
迄至四十年代，石室中学兴建校舍，充实设备，礼聘名师，废旧学制，开办新制初中，继而新制高中开班授课，课程内容丰富，学校面貌一新。石室以教学水平高、管理严格而著称。1948年，国民政府即已认定学校为“全国重点中学”，传统延续至今。
（上图为汪精卫题词）
民国二十四年，四川总督蒋攸铦鉴于规制不备，学子懈怠，特制定《锦江书院条规》10条，以行整顿，加强教学管理。因此，可以说锦江书院是清代四川地区延续最长的官办省级书院，与今日四川大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也算是四川大学的历史源头之一。
（上图为张群题词）
原锦江书院旧址，也因民国时期推行新制教学，遂改作中学生宿舍。“文革”初期的1966年，拆去了书院的前进、中进和左边的“护厝”，改建二层砖木结构的教学楼“三五楼”，因为这座“三五楼”因纪念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命名，成就了再次易名后的石室中学。据其校史记述，前身“文翁石室”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方官办学校之一，应该不是妄语。
当年，锦江书院书院门口有一幅楹联，上书：“考四海而为儁，纬群龙之所经”，语意大气磅礴，读之回肠荡气，作为励志的隽语，曾保存到后来的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这幅楹联很有味道，分别阐明了功名富贵、文章道德的内涵。正所谓“有补于天地曰功，有益于世教曰名，有精神之谓富，有廉耻之谓贵；不涉鄙陋斯为文，不入暧昧斯为章，溯乎始之谓道，信乎己之谓德。”体现了那年月读书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执著的价值追求。
且与锦江书院一样，稍后的尊经书院也是一所官办书院。1874年，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来到四川，主政教育，创办了尊经书院，是今日四川大学的另一主要历史源头。在它之前，蜀中的最高学府是康熙四十三年（1740年）设立的锦江书院，当时已有逾百年的办学历史，曾经培养出著名学者李调元等才俊。但锦江书院的课业以八股文为主，主要是为了培养科举人才。在近代中国大变革的格局下，显得越来越不适合时宜。为此，川籍洋务派官僚、曾为工部侍郎的薛焕等十余人倡议，四川总督吴棠与四川学政张之洞筹划，在成都南校场的石犀寺附近修建了这所新潮的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为培养圭臬。薛焕担任了书院第一任山长。
当年的学生皆由四川省内各府按比例在秀才、贡生中选送，书院择优录取。但和锦江书院不同的是，尊经书院并不以科举为目的，而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真才实学。书院创设之初，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原拟设天文、地理、算学及格致等课，但终因偏安一隅，风气未开，“海归”师资不够，最终沦为经、史、词章人才的培养之所。
尊经书院创办时，张之洞正任四川学政，相当于省教育厅厅长，他是尊经书院实际创办人。当时四川学风不佳，科场弊端甚多。张之洞为了矫正学界风气，确立了“首励以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的原则。他亲自为书院制定了十八条章程，亦即书院学规。鉴于川中风气闭塞，缺少参考书籍和学习资料，张之洞慷慨捐出薪俸，为书院购买了一千多卷书籍。他那本极负盛名的《书目答问》一书原本也是专门为尊经书院的学生“提示治学门径”而作的。由于这本书简洁扼要，便于一般读者需要，很快就在国内流行开来，至今仍是国学研究者重要的参考书。
对于张之洞来说，尊经书院不仅是一所学校，也是社会教化的一个“策源地”。他曾表示：“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或可看作尊经书院的办学宗旨。因此，该校自始就反对学生只习时文，而提倡厚植根基的做法，尤其倡导“通经学古”，实即“通经致用”的学术风气。
张之洞对老成都的尊经书院付出甚多，也寄望极高。在调任回京的路上，他还给继任四川学政谭宗浚写信说：“身虽去蜀，独一尊经书院，惓惓不忘。”他还向谭宗浚推荐了五位学生。其中，就有“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和对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启发甚巨的学者廖平。
在尊经书院的历史，还有一位值得纪念的人，即是被称为湘绮先生的湖南学者王闿运。光绪四年（1879），在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力邀下，王闿运出任尊经书院山长，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回湘，在川长达八年之久。王氏以经、史、词章等教育学生，规定学生每日读书，必记下心得体会。为了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他提倡“以抄助读”的方法，让学生抄书。为了鼓励学生，王闿运还把学生们在经、史、词章方面的优秀论文，集结成册刊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翰林院检讨、曾任驻英、法、意公使衔参赞的宋育仁接任书院山长。宋氏本是尊经书院毕业的学生，也是近代著名的维新派人士。他在书院组织了维新团体“蜀学会”，发行《蜀学报》，以著名学者吴之英为主笔，廖平为总纂，对戊戌变法在四川的推行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蜀学会”的宗旨是“发扬圣道，讲求实学”，带有浓厚的“中体西用”色彩，与尊经书院的宗旨一脉相承，也是尊经书院影响近代四川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方便刻版印书，尊经书院还开设了尊经书局，这在当时的国内各书院中，实属佼佼者。
1892年，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唐才常从湖南长沙来到成都，虽然发现当时四川的文风，尚离锐意革新的湖南有差距，仍不忘称赞：“四川尊经书院书籍甚好”。
光绪二十七年（1902），在全国废书院、兴学堂的风气影响下，四川总督奉旨宣布将锦江、尊经书院与1896年成立的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稍后改称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从而揭开了四川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以后，在它的基础上，先后设立了一系列新式高等专门学堂，并最终在1931年合并组建为当时西部地区唯一的国立大学，即国立四川大学。
上图为成都府里有名的皇城坝，这里曾上演过许多波澜壮阔的近代四川大戏，是尊经书院曾经办学之地，也是四川近代高等学校的滥觞之地。书院不志科举，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教学时放弃传统书院的八股文内容，除了国学，还教授西方科学知识。先生也多为名士，如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宋育仁、戊戌变法理论思想“托古改制”的提出者廖平等等。学生多是已经考取了秀才的人，他们都看到了八股文无用，来书院研习西方格致。
笔者以为，尊经书院是传统科举向现代大学衍变过程中产物，是四川近代学术、文化、教育兴起的重要标志，虽然仅存在不到30年，作为当时国内知名的省级书院，她应是教育从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代表性书院之一，更是振兴蜀学的基地。她的存世资料比较少，石碑的出土补充了文献记载的缺失，为中国教育制度、书院制度的演变，晚清蜀学发展的研究增加了新的文物资料。同时，作为四川大学的前身，这块石碑的出土也是学校初期发展的历史见证（参见下图）。
老成都的潜溪书院，创办于清乾隆年间（1747 年），迄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华阳县中，1950年更名为成都市第三中学，有过她书声朗朗的岁月，闻名遐迩。其实，她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外省浙江兰溪市横溪镇的宋濂祠堂。
宋濂本是明初官吏，同时又是文学家、史学家，方孝孺之师，曾任翰林，修《元史》，后因言获罪，被明太祖谪死蜀地。宋濂入蜀茂州任职时已是耄耋之年，由于旅途劳顿，不久便卧病不起，1381年死于夔州（今重庆奉节），埋葬在夔州西莲花峰下。其时，朱元璋之子朱春敬佩宋濂的学识，遂出资将宋濂的墓穴迁移成都府郊外。蜀王也爱读宋濂文章，为了纪念他，就在宋公桥旁选址，兴办了一座潜溪书院，与当时的锦江书院、墨池书院、芙蓉书院并称为成都的四大书院。那年月，清代创办，后来居上的官办尊经书院尚未入围。
回望历史，历代四川地方官吏，包括在四川为官的浙江同乡，从明初至民国初年，对宋濂的道德文章推崇备至，成都府里纪念宋濂的活动颇多。上世纪60年代，在成都锦江区龙舟路附近建筑工地偶然发现了宋濂的墓志铭，仅说明宋濂生前生后或曾与这一街区有关，其墓志铭现存于四川省博物馆。
但目前有川籍学人指称，潜溪书院即是龙舟路小学的前身，却颇为牵强，似有指鹿为马之嫌，尚无任何史料佐证。宋濂是地道的读书人，生性耿直，绝不阿世媚俗，身后被冷落了数百年，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更是被斥为封建余孽。何以岁月流转到了今天，时人才想到了要拿他当摇钱树，来为自己办学生财？来为自己的政绩添彩？
（图为清代的宋濂肖像画）
龙舟路小学为上世纪1950年以后新政创办的一所社区小学，颇有口碑，为学童所喜爱。尽管地处宋濂墓志铭出土的所在区域，其实彼此并无任何历史沿革的关联。类似的例子层出不穷，只要抓住一点蛛丝马迹，国内各地都在争相将历史名人故里的标签往自己身上贴，这也反映了如今物欲世态下的浮燥心态，是为好大喜功的政绩，仕途利益所驱动，其实大可不必，改善好民生才是第一要素。
据笔者考察，如今坐落在浙江横溪的宋濂祠堂，仍然隐没在一片荒草丛之中。虽然兰溪市政已于2005年公布了宋濂祠堂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现实仍是无人照看无人修缮。根据文物保护“分级保护，属地管理”的原则，兰溪市文广局要求宋宅村成立修缮组织，尽快实施修缮保护。从文物保护的层面来看，是为功德之举。
回望历史，老成都的潜溪书院仅是蜀人为纪念宋濂入川为政所办的一家书院，此非彼也，倒是成都三中的前身，华阳县中的几茬老房舍似与潜溪书院还多少有点关联。1950年搬迁入城的成都三中，只可惜如今为了官吏政绩而让路，再次搬出曾经办学逾60年的市区红星路，迁往了三环路外大观镇的阡陌良田，已经不沾成都府里丝毫文化渊源的地气，正是“淮橘为枳”，实在是一个糟蹋成都文化的败笔。笔者痛心的是，如今潜溪书院的影子都已寻找不到了。
行笔于此，四川大学历史上的老校长骆成骧值得一提。1895年，他从尊经书院走出不久，科举便中了进士。当时正值国运维艰的年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战败，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不仅赔了银子，还割让了土地。这种侮辱，光绪本不愿承受，也不甘作“亡国之君”。这一年，骆成骧进京参加在殿试，他以一句“主忧臣辱，主辱臣死” 说到了光绪的心坎里，让光绪大为感动，得到赏识，被钦点为状元。他也由此成为清代状元中的第一个四川人。
（骆成骧）
1865年，骆成骧出生在四川资中舒家桥一个贫寒农家，他的父亲虽是个农夫，但却不甘心让儿子过一辈子贫苦的生活，他督促年幼的骆成骧学习圣贤之书，希望骆成骧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从而光耀门楣。骆成骧９岁时，随父亲到了成都，就读于锦江书院。很快，骆成骧就显露出了他“初为文字，即惊宿儒”的过人才华。五年后，年仅１４岁的骆成骧应州试，考了个第一，成为“县案首”，被当时的名儒王闿运所器重。当时王闿运担任尊经书院山长，骆成骧随即入院读书，并拜王闿运为师。
对于骆成骧而言，在名校尊经书院读书自然是莫大的福气，但他家一贫如洗，没有一点余钱供他读书，骆成骧的日常开支，全靠书院发的一点“膏火费”。他自己省吃俭用，每月还存下点钱寄回家孝敬父母。骆成骧有个同学名叫谢泰来，来自四川射洪，其贫困的家境和骆成骧不相上下，于是两人很是投契。一次谢泰来和骆成骧对对联，出了个上联，“至穷无非讨口”，叫骆成骧对下联。“讨口”是四川话，意指当乞丐要饭。谢泰来话音未落，骆成骧马上很豪气地大声应对：“不死总得出头！”他的这一豪言妙对在书院传为美谈。
（骆成骧书法）
那年月，骆成骧在成都士林中，被誉为“五老七贤”之一，口碑甚佳，以至后来为官也仕途畅达。骆成骧崇尚无锡的东林书院一幅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少时便视为庭训。此联为明朝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撰。顾宪成乃明代名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伴君如伴虎”，终被革职还乡，与高攀龙等士人在东林书院讲学，世称东林先生。
其实，自古以来，读书人多有陋习：“两耳不闻窗外亊，一心只读圣贤书”。而顾宪成等主持东林书院，读书不忘救国，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亊。在讲学之余，他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措陈时弊，锐意图新。而这副对联正是充分表现了顾宪成等东林党人的抱负与心声。也正因为如此，数百年来，这副对联曾激励无数仁人志士，走出小家为大家，步出书斋奔天下。许许多多游客来东林书院，都会亲身感受这“风声雨声”的寄意述怀。
另一位鸿儒是张澜先生，1894年参加科举并考中了秀才。1902年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因成绩优异，1903年他作为四川官费留学生被选送东京宏文书院学习格致，目睹了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巨大变化，确立了变法维新救中国的思想。海归后历经磨砺，游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德高望重，时尊称为“张表老”。
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以民盟主席之名，广益士林，为新政效力，开国大典邮票上就有他的身影，还包括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高岗、张澜（前排左起）的形象。只可惜历史是由“王者”可以任意改写的，这些陪衬人物大多不受待见。伴随着现代中国的政治风向标，原作者董希文也不断地领命修改《开国大典》，原油画图案上的人头在“文革”前后曾被数次涂抹掉，替换成了其他的人头，现在尚可看到几个不同的版本，但是仍然抹不去永存的民间记忆。
其实，张澜的思想形成本有其时代渊籔。他出生的年月，大清王朝式微，洋务运动方兴，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1905年，延续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张澜秉承父志，仍以教书为业。在新式学堂里，张澜接触了一批维新派代表人物，深受影响。
早在1911年，张澜就先后担任过隶属清末大汉四川军政府的川北宣慰史、嘉陵道道尹；隶属民国政府的四川省省长、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隶属北京中央政府的共和国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等职，这是一份极不寻常的履历。
在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中，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政，虽然“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张澜却能在每一个朝代都身居要津，拥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声誉。显而易见，这与他早年在成都尊经书院所接受的儒家文化，格致熏陶有着密切的关联，影响实在太深，因为那时的师生皆以学问道义，家国天下相期许，学子以古代士者的精神相砥砺，胸藏锦绣，笔走龙蛇，才成就了他后来在四川，乃至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也为后世留下了可以缅怀与学习的范式。谨此举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