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月轩记》：1369年，“上海文青”的温情往事

杨维祯去世前一年的名作《壶月轩记》在“2021保利春拍”露面。这是杨维桢存世最晚的三件作品之一，也是它深藏日本100多年后首次向中国人展露真容。

△杨维桢《壶月轩记》

这件雪藏年久但记述累累的神秘名器曾为清宗室盛昱（1850—1899）旧藏，在上世纪初流落日本。如今庐山真面显现，证实了晚其2年创作的倪瓒《壶月轩图》的“上款人”，与其上款人同为一人的推测。在这两件名作的身后，是650年前松江文人圈一个不小规模的展示。

杨维桢在过去20年的书法史研究里声誉卓著，在一些学者心中，他已是相埒赵孟頫的地位。这是一位书法史中极为罕见的能在600年之后再被世人赋予超级评价的传奇书家。作为一件流落域外的神秘名器，《壶月轩记》的露面，无疑给今年夏天增添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倪云林“同袍”秘器

李恒是一位来自江阴的青年，战火曾在几年前烧毁了他的家园，顺水逃亡的他，最终在上海成为了一名渔夫和农民，耕钓之暇，他喜欢读书和学习书画。像所有乐观、活泼的年轻人一样，他到此后不久就有了不少朋友。他似乎在1368年才如愿住进黄浦江畔的新居的，建房前，他特意规划了一间书房，并为它取了“壶月轩”的名字。尽管是草屋，但新房温暖且舒心，他显然在此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就在正月还没完，便迫不及待地请到了杨维祯夫子，为新书房写下这篇《壶月轩记》。

《壶月轩记》是明洪武二年（1369年）写下的，此时杨维祯已是73岁的老人，人生的倒计时显示他只剩下15个月的人间时光。如今可知，在这一年里，杨维祯有元宵节前写下的《梦游海棠诗》（天津艺术博物馆），还有6月写下的《兵火帖》（私人藏），此外，这年的8月他还写过一篇《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不过这件有记录最晚的书作，已近300年不曾露面，存世的可能似已不存在。

△《梦游海棠诗卷》天津艺术博物馆

《壶月轩记》写成后的第2年，洪武四年（1371年），倪瓒作《壶月轩图》，这件作品为乾隆旧藏，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作品没有记叙作画因由，但卷后有一系列同一主题的诗歌，将之与《壶月轩记》册对比后发现，其壶月轩主人就是江阴避难而来的寒士李恒。

△倪瓒笔下的壶月轩，台北故宫

作为杨维祯去世前15个月的名器，《壶月轩记》的全体现身，将倪、杨两位大师领衔的多达14名当时文士阵容的创作串联在了一起，这是650年前松江文人圈层的一个生动剪影。作为一件深藏东国超过100年的人间珍迹而言，《壶月轩记》的品貌及体量，在杨维祯存世书作里实属罕见，其艺术和文化价值也是非一般元人可等量齐观的。

是“杨维祯”？还是“杨祯”？

《壶月轩记》自署“杨祯”，对于这个问题，鉴赏家可勿涉狐疑。

原因在于，杨维祯在写自己的名字时，有随心所欲的习惯。我们常见的作品一般是写成“杨维祯”，实际上“杨维桢”“杨祯”“杨桢”均有，不仅“祯”“桢”俱存，有时候干脆就写“贞”，而记载中甚至还有“杨木贞”这样令人惊讶的情况。

十年前的研究流行认为，在60多岁退隐后，杨维祯只用“桢”而不用“祯”，这种说法随着资料的披露已被否定。窥探其中的原因似不会有结果，如果有，或许就跟他笔下夸奖的那些优秀知识青年最终成了渔夫、笔师和裱工一样，不过是文人生于乱世，无奈的自我消磨罢了。

杨维祯来自浙江诸暨的一个仕宦之家，从小父亲就对他寄予厚望。短命的元朝是在他19岁那年才开始举行全国科举的，其父深知这个三年一次的考试对家族的意义，为了他的备考，曾在当地铁崖山上筑书房供其就读，其亦在此楼有5个寒暑的挑灯苦读，期间饭食都用轱辘传送。

31岁那年考上进士并步入仕途，但他的社会人旅途并不平顺，先是在天台做县令时得罪了本土势力丢官，后又因为盐税事务开罪上级，被晾了十年。此后勉强在各地事务里兜兜转转，当熬来江西等处儒学提举的官职时，已是国家倾覆。人生几起几落，不过光阴蹉跎，难有大用，就在山河改颜时节，猛回头的他，已是星霜两鬓的63岁老人而已。

陆颖贵的新“利器”

《壶月轩记》如今以册页的形式保存，在文章结束的最后一开，可以看到提前绘出的乌丝栏已用尽，或许是全文已近尾声，所以书写时觉得没有再补新栏的必要，于是就手便写，尤其是最后几行，要明显地较前篇显出放纵感。

这个全篇尾声的小放纵，十分明显地提示着这支毛笔的精良性能。如下图，这些直切入纸的笔画，骨肉血气俱在，给人一种从纸面上自然长出来的幻觉，仿佛是春天洗净的鲜笋。

再看前篇突出的“点”画写法，紧扣而下便抽笔快走，竟没有任何多余的圭角，这固然是书写的娴熟，但实际也是毛笔精良的突出反映。

这是种叫做“画沙锥”的笔，他在最后一页里其实已经做出特别的说明了。

杨维桢在这一年里十分喜欢使用这种毛笔，这大概是这年春节前才从赵孟頫的老家寄到松江的，它的制作者是一名叫做陆颖贵的湖州青年。

陆颖贵受过教育，总是彬彬有礼，他还长着一嘴十分漂亮的胡须，容止让人感到舒服，尽管他是小辈，但实际已是杨维祯的老朋友了。还在五年前，二人便已相识，自那以后，他制作的“铁心颖”便成为杨维祯十分爱用的一款毛笔，这种毛笔写下的作品，如今也还有存留人间者，比如，3年前（1366年）写下的《赠装潢萧生显序卷》便是这种笔。

△1366年《赠装潢萧生显序卷》

“画沙锥”似乎是制作更加考究的“铁心颖”，杨维祯评价它“劲而有力，圆而善任”，他在这年中秋节前为陆颖贵作文，提到自己喜欢用硬笔，而陆颖贵的笔“称吾心手”，“吾书亦因之而进”。由此可见，杨维桢的书法在晚年能进入大境界，陆颖贵的功劳不小，要知道他在1361年写《题邹复雷春消息图卷》时，曾深憾过没有称手毛笔（“尚恨乏聿（笔）”）。

“画沙锥”之名，来自唐人的著名笔法“锥画沙”，毛笔因是锥形又称“毛锥”，这里只是一个“锥”字的位置调换，立马让这款笔的名字显出了知识层次。那是一个动荡昏黑的年代，大量年轻人无法通过学习文化知识实现阶层的跨越，迫于生计最后投入了这些社会地位不高的领域。所幸的是，还有杨维祯这样的长者认可他们，能一再地对他们表现出褒奖和鼓励——杨先是在几年前为陆写了一篇关于制笔的序，又在写完《壶月轩记》的半年后，为他写了《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这是杨撰书中最晚的一篇墨迹，只可惜已是近300年的音信全无了。

“俞孟京”孤本露面？

《壶月轩记》的文末，杨维祯忽然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孟京”，另一个是“文东”，他称“孟京近日妙书过文东远甚，可副墨一本张其轩”。他显然是在写这个书斋记的时候，见到了“孟京”的字迹了，而且“孟京”的字迹也应该同壶月轩有关，不然怎么会有“张其轩”这个建议呢？另外可以推知，这个“孟京”也是李恒的好朋友。

杨维祯身边叫“文东”的，就是门人陈璧。陈璧，字文东，号谷阳生，松江人。以文学知名，尤善篆、隶、真、草，为元末松江书家。

而“孟京”何人？有一位顾工先生称，此人即与章草大家宋克（1327—1387）友善的俞孟京。这种说法虽然不知道据何而言，不过按情理看，很有可信度。

俞孟京是上海俞庄人，年长于宋克，但是杨维祯的后辈。他至少有仲基、季明两个弟弟，而他和弟弟仲基都是宋克多年的文墨好友，宋克在其送给俞季明的《真草书谱》中称，他的两个哥哥“锐意钟王”，且写字悬腕，有“绝无仅有”的书写功力。

△宋克《书谱》，普林斯顿大学

我怀疑俞孟君可能是《壶月轩记》后页中那位“俞参”，如你所见，这张字功力上乘，四行钟繇小楷齐整精工、神采奕奕，仅就精纯紧凑处而言，或许还胜宋克三分。

《壶月轩记》及相关壶月诗的写作背景很清楚，就是李恒新建了“壶月轩”。这实际是有点像新商店开业，朋友们送来花篮条幅，而做记的杨维祯类似于剪彩和揭匾额红布这样一个尊贵角色。后辈们写好壶月诗作，李恒凑齐了一并给文苑领袖杨维祯过目点评，之后这位长者再写《壶月轩记》，这从情理看很合理。杨维桢应该就是在已写好的一批壶月诗中看到了俞孟京的字迹，才特别做出了这次夸奖的。所以这位俞参值得学问家们关注，因为他很可能正是一直不露真容的俞孟京。

温情相拥的“新移民”

杨维祯就是这样，见到优秀的青年，总是像个慈和的祖父一样，一个劲地表现出对他们夸赞和表扬，比如，他夸宋克的书法，直称“余有所著，必命仲温（宋克字仲温）书之”。他这般奖掖后进，除是儒学功深，深层的原因，恐怕还与其“新移民”的身份有关。

杨维祯可能是在1358年以后就定居松江了，此期的松江还吸引来了包括文史大家陶宗仪、文学家钱惟善、藏书家孙作等这样的人物。他们实际上都是避难到此的。元末国家动荡，但松江地区社会却比较安定，一个原因是这里位置较偏，并非兵家眼中的战略要地；参差纵横的水路，也让这里不至于闭塞隔绝；而相较于苏州这样的大都，其土地价格和生活成本都要低得多，此外，这里的东面有大量江、海泥沙冲击、滩涂出的土地，这种土地肥力不差，只要有力开发，便能够填饱劳动者的肚子，它不似杨维祯的老家浙中地区，有大量一点就着的失地农民，随时在为革命军输送血液。

天下的巨变，将各地不幸遭遇者聚集到了松江，而“会稽”杨维祯本质上不过是这些外来者的杰出且年长的代表而已。在《壶月轩记》和《壶月轩图》诸人题诗中，就能看到自署“天台”“澄江”，还有“陈留”“西夏”的，他们基本上可以确定都同李恒这般，是来自外地的青年人。

△本帖

此时松江避难的文士雅游相翼，让后来的文徵明颇为赞赏，称当年真是“风流文雅，照映一时”。新移民有更加渴望融入当地社会的心理，这些接受过教育的人相较也要更为擅长于此，而作为国家不幸时代的亲历者，老年人对于年轻的遭遇者也会更有同情心。“会稽杨维祯”见优秀就夸赞的美德，与其说是老儒功深，不如说是长者的悲悯，以及新移民更加开放和乐于融入与交流的内心。

杨维祯《壶月轩记》和倪瓒《壶月轩图》的后面，是总计有多达14位当时文士的“壶月诗”。在经过650余年的时光洗礼后，它们中的有些作品可能是这些人仅存于世的唯一痕迹了，光阴差点就湮灭了他们。在这个围绕外地寒士李恒新建草屋的背后，我们实际是看到，这个动荡岁月里，一个新移民与新移民相互拥抱，然后本地人也一起前来抱团给予能量的温情场景，这是汉字诗歌和汉字书画，曾给这个国家的人在艰难岁月里快速凝聚在一起的一次生动展示。

“铁牛大人”的现代启示

《壶月轩记》作为杨氏晚年小字序文，可与同一年写下的《梦游海棠诗》合称二美。

实际这两件的书写相距仅十多天，但观感还是有明显不同，核心的原因是《壶月轩记》使用了乌丝栏，所以整体观览起来不似后者茂密，而要多出几分孤冷的清秀气。

这种小字章草书写的长篇诗文，且使用了乌丝栏的，应该要数4年前的《张氏通波阡表卷》，这件也是杨氏顶格的名器，现为东京国立的公藏。

如你所见，这两件的观感也是有一眼不同，我们可试着做点比较，以增进理解。

可以看到，【青】的下部，右边两张是《壶月轩记》的，写法要更加紧凑，字形也显得高挑。

又如，【淞】字，右边《壶月轩记》的写法也要更加高挑挺拔一些，

这种情况又如【会】。

《张氏通波阡表卷》只早《壶月轩记》4年，但有此差别，相信还是跟陆颖贵的画沙锥有关系，因为硬笔天然助于塑造骨硬的笔画和精瘦高挑的字形。当然，二卷的艺术效果，则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问题了。

杨维祯对自己的书法颇不以为意，他在给陆颖贵的文章称自己的书法“不过山经野史”，这是自谦，但他的不甚关心，大底也是实情。杨无论生平言语，还是笔下字迹，都见不到那种职业书家常有的令人讨厌的矜伐，作为一位文名昭彰的艺苑领袖，书法于他而言，视之小技不难理解。

超过20年，杨维祯书法都是书法史研究里的一门“显学”，他是书法史中罕有的在身后600年再次迎来超级评价的书法家。这是一种十分传奇的成就。

仅就他个人书法本身的格调来说，更妥帖的说法，应该是它是杨氏思想和人格的一种“折射”。作为陆象山（1139-1193）的信徒，他倡导自我，曾作《大人词》，号称是一个天子不能笼络，王公不配同俦，但身备万物的“铁牛大人”。他会将文学的歌颂对象布施给了商人、工匠、艺妓这样的“下层人”。他又主张“自然”，认为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存在，他尤其反对文学创作时“执笔呻吟、模朱拟白”。

人们如今实际对杨维祯书法进行了有现实意义和价值的“现代解读”。在此背景下，他那狠重、奇特、怪异、突兀、跳荡的笔迹，也就被赋予了新的情感和意义。这是绝大多数元代书家也没有的待遇。

晚年的杨维祯，有四位妾室，她们皆擅声乐，出游时，一家人是乘大画舫，想去哪玩，就去哪玩——“豪门巨室，争相招迎”。这种有演艺性质的出游，曾让时人不无感叹地说：“可怜一解杨夫子，变作江南散乐家”。

要知道，在成为江南“散乐家”之前，杨维祯曾是一位铁崖山上靠轱辘传食的读书郎。世界就是这样，只要故事还在发生，就没有人会被终极论断，这是“铁牛大人”给现代人的一个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