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尚书余肃敏公子俊传
公姓余氏，讳子俊，字士英，眉之青神人也，其先郢（楚之国都，泛指湖北）之京山（湖北荆门市京山县）人，元末入蜀，父祥仕为户部郎中。公生十岁而孤，自幼有大志，迥异常儿，见者伟其不凡，稍长，从吴廉宪中受《诗经》，中景泰辛未（1451年）进士第，授户部江西司主事，升福建司员外郎，在部属中独开敏精厉，尝有两势家争田，久未决，部檄公理之，其地名偶与相争者姓同，执为其家故产，公曰：“然则张家湾尽张产耶？”卒为直之，一时能名闻诸上下，部有难理事，辄以委公。天顺庚辰（1460年），出知西安府，府居会府下，公务丛委，讼谍纷纭，三边之事咸萃于兹，而使车过往无虚日，公处之裕如也，在任六年，治行为关中七府之冠。赐玺书旌异。岁丙戌（1466年），擢陕西右参政，督三边军饷。明年（1467年）升右布政使。时有满四之变，用兵所需，取给有司，公在军中督属趣办，罔有废缺。是役，公经画之助犹多。庚寅（1470年），转浙江左布政使，关中军民皇皇失所倚赖。纔六阅月，会西夏有警，廷议以为公居陕久，民夷信服，莫如用公，遂拜公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时虏入黄河套久不出，朝廷屡遣文武重臣总制诸路军马以备之，公具疏言：“陜西有三边：延庆、宁夏、甘肃也。三边之中，延庆于内陆为近，国初逐出北虏，远遁黄河之外，至正统初，始渡河来犯近边，建议者始请于沿边地立界石，东西二千里，于界石外开创榆林一带营堡，后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蔓千二百里，屯军积粮，以扼虏入寇之路。又于营堡三十里外筑墩台以瞭望，虏闯境即举烟以示警，用是边境久宁。天顺以来，虏知我东西诸边各据险以守，难于窥伺，惟延庆一带地无险阻，可以驰突，屡来犯边，掠我边人以为向道，遂知河道所在，入屯其中以伺机变，自是虏顾居内，而我列屯守圉，反在其外，一入其中不得自反，遂至遣将聚兵以为之备，计以近日用兵所费刍粮银钞以万万计，今犹屯宿重兵，未见宁息，将来供给又难计算，臣愚以为，莫若于沿边一带墩台空处，筑为边墙，增立呰堡，难非天险，要为有据，况旧界石一带多高山陡崖，间有川口，亦有限数，乞勑沿边将领，各统戍卒，及行附近布政司，起倩民夫，付臣统领，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挑堑，延引相接，以为边墙，仍乞勑参、副、游击等官，领兵于界石之外下营，架炮以为防蔽事。” 下诸守将计议，以为虏未出套，未可庀工。虏既出，乃东起清水营之紫城呰，西至宁夏之花马池，延蔓几二千里，每二三里间为对角敌台，崖砦连比不绝，于其空处筑堵者三横一斜，一如新月状，以侦敌避射，凡为堡十有三，崖砦八百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两月之间，厥功告成，自是虏寇稀矣。初榆林列戍，始于正统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官军分戍，而以河南、陕右客兵班上助之，未有卫也。成化初，议者尝请于榆林堡立卫，然未就绪。至是，公始请以先年陕右清出远年不明军籍及有罪责戍南土者之子孙，免其远戍，就近编伍以实之，且又拓其城，比旧加广，凡军中器用百尔俱备，率范、铜、铁为之款，识以岁月。又择军中子弟之俊秀者，为弟子员，奏请建学，立师以教之。榆林俗不艺圃，公求种于远，教民种植，自是蔬菓与内陆等。又于界石外开地以为屯田，给军民耕种，得粮十数万石以助经费。自是榆林为重镇，而与宁夏、甘肃鼎立而三矣。虏自后经城下，必啮指相顾，不敢鸣镝向之。癸巳（1473年），公以功转左副都御史。又明年（1474年）进右都御史，乃镇延绥。公在延绥首尾六年，说者谓榆林之镇，国初未有也，有之，始于正统，然皆草创未备，自时厥后，镇守巡抚者非一人，至公而后，守御之具始大备云。丙申（1476年），以本官移镇关中，有诏命议弭盗安民之策，选将厉兵之方，公乃条上事宜凡七：一曰卫国之计；二曰保民之计；三曰弭盗之计；四曰安民之计；五曰选将之计；六曰守隘之计；七曰善后之计。其所建置皆关中军民切要急务，前人未举者，疏入，皆从之，行之，至今人以为便。是秋，入朝议事，奏免岷、河、洮三卫之民戍南方者一万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以分戍固原之胡卢峡，并魏王城设平虏镇，戎二千户所领之，既归镇，岷州四簇生羌作乱，移兵平之，获首虏四百，岷地险隘，自国初指挥马烨深入其地，至是再见于公，羌人远遁，相戒曰：马帅复来矣！誓不敢叛。捷闻，赐勑奖励。有'北虏慑其威声，西戎遭其剉衂之褒’。初，公在西安时，患城中水多苦咸，民以为病，宋时东引龙首渠水入城，以利民汲，其后湮塞。成化二年（1466年），又西引潏河之水，自丈八头起修石插【石臿qi】以启闭樽节，放水二分，至西门十有五里，贯城中，以足民用，馀水泄出城，积滞日多，几与城基等，将至坏城，公有意欲修之未果，至是乃议，亦如丈八头，开新渠以泄馀水，经汉时故城，以达于渭，以免公私之患，人至今便之。号曰“余公渠”。又泾阳县旧有洪口堰，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责健吏凿山开道，溉田千顷，至今永为秦民之利，过者思焉。丁酉（1477年），召拜兵部尚书，论前功加一品俸，逾年（1478年）加太子太保，赐金玛瑙带，织金麒麟衣一袭，时辽东巡抚大臣依附中贵，请举兵征建州内附女直，诏下兵部议，公以为自古驭夷之道，守备为本，建州乃羁縻边卫，祖宗以来不尽以中国治治之，既多设官以分其势，又开马市以掣其党，许买牛以结其心，非示之以弱也，治夷之道当然尔，今其酋伏，当加等罪状未著，遽欲出师征之。非祖宗备边本意，如必不得已，宜别遣重臣往彼节制，相机战守，公之意，盖欲别遣主帅，使邀功者不得行其计，然而竟不可沮，则复极论其开衅失利之由，贻患边方欺罔之罪。是时，权幸气焰熏灼，公敢与之抗，人皆为公危。既而相继败去，公卒无患。时贵州守将恃有奥援，亦言播州苗贼齐果等出肆刦掠，恐滋后患，乞调湖广、四川军马五万会贵州讨之，公言贼在四川，而贵州守将请讨，必有主之者，兴师五万以三月计之，计用军储六万七千五百斛，半年则十有三万五千，而楚蜀山路险阻，不通舟楫，取给负戴必得两倍之数，俟运至，天气热而瘴疠作，非计也，上是之，乃止。庚子（1480年），丁内艰，服除，即驿召，改户部尚书。癸卯秋（1483年），大同有儆佥议边备久弛，非公莫能振肃之，乃命公节制沿边诸军事。公请兵数万分戍虏入寇要路，守将服公威望，纪律一新，虏闻之引去。寻召还。甲辰（1484年），以星变上言，大要欲朝廷节财用而无浪费于土木，祷祈重盐法，而无以实数作羡余以赐权贵，禁夺民利而不许贵倖乞闲田，罢中官俾归给役宫中而无预外事，凡此皆人所难言者，时论快之。三月，上以大同、宣府乃国家藩屏，虽有镇守、巡抚等官，不足倚仗，兵荒之后，疲敝已极，必得重臣，庶其有济，乃勑公总督两处军务，自总兵以下咸听节制。公即日出居庸，历宣府，至云中，乃上疏，言大同、宣府兵民疲敝，诚如圣谕，然举事必先其急者，今日事之最急当举者，莫急于修边墙，臣向修于延绥已有成效，乞以是法推而行之，宣府、大同及偏头关，自东抵西一千三百二十里，各为墩六百一十，今旧墩见有百七十，拟新筑者四百四十，每二里立墩台一，高三丈，阔如之，对角为悬楼二，空内挑壕堑，阔丈五尺，深杀阔之五，计用工五百，十日可成一座，以万人十日计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两月可成一百二十座。以十人守之，非但以瞭望，而亦可以四面击贼，使贼不敢越。每岁夏四月，秋八月兴工，遇儆即休，事已复作，暂借用军民之力，虽曰劳扰，然而一成之后，岁省边费万万。 命下，如公所奏行之。既而，宣府守将不遵约束，公奏劾之，而忌者因而造为飞语，俄改左都御史，专镇大同，忌者攟摭公行事，命工部杜侍郎及科道官往按之，案卷明白，无有所私，乃止，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家居未逾年，复起公典兵政，比至，屡疏以病乞休致，不许，悉复旧所兼官。未尽两月，宪宗皇帝宾天，今上嗣位，屡以疾求去，不允，疾已亟，犹命卧理部事，属楚、蜀大荒，公虑有变，犹力疾草疏，乞遣将臣镇压之，以销未然之患。既封进，屡问左右：“章出未？”或曰：否。遂侧身面内而卒，时己酉（1489）岁二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 上震悼，辍朝一日，遣官葬祭，赠光禄大夫，太保，赐谥肃敏。公沉重简默，外若和缓，内实严毅，自为部属时，事事不苟，有一事不当，辄熟思审处之，夜以继日，或对客犹沈吟不已，或问之，曰：“官中一二事，恐不当耳。”凡奏疏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寝，虽疾病中不废，天下事罔不经心，而于国计边务尤所注意，一生仕宦，立朝之外，皆在西北二边，而于关中尤久，于榆林事为群，其功尤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在修边墙一事，其后又以大同、宣府切近京师，依仿所已行者为之，竟为忌者所沮，不克成。论者谓其功程已有次第，假饶未为尽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犹愈于尽废乎？论曰：古称儒臣之守边者，首称韩、范，然二公之事载诸史传者，议论居多，凿凿乎见诸行事，而有实迹留于后世者亦不多见也。今余公之建功在延、绥、环、庆之间，盖二公故壤也，而榆林边墙之修，延袤馀二千里，虏人望望而去，边民优游以嬉者馀二十年矣！使继公者人人皆体公心，踵而葺之，使毋致废坏，则公之功留于后世者岂下二公哉！夫天之于夷狄，固限之以山川，山川不足，而以人为补之，因阨塞之阙，顺形势之便以扼异类之冲突，似不为过，是故秦人筑城，非非而不量力，不恤民则非也，乌可以噎而废食哉。北魏高闾亦尝建此议矣，而不克遂，而公则遂矣，且有效矣，而或者不废其前功，而顾逆料其后弊，何哉？忌之也，亦非专为公也。方公建议时，有云凡事务须足到目过，似能经久者，方始为之。予固知公非苟然而漫为之者，边墙之修成不成，不足惜，而所惜者民财，民财不足惜，而所惜者国计，呜呼！决一已之私而忘国计之大，斯人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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