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 扬
比起解放前出生的人们来，我这个五五后的“小把戏”，如今也快到了在人们眼中没有性别区分的年岁，即便被人叫作了“老头”、“老东西”、“老家伙”，或者被人们称作更伤自尊心的“老男人”，我已经不再与别人怄气，也渐渐学会随遇而安了。这不，又开始琢磨起我在“文革”期间的那些事了......上幼儿园和小学之后，我才懵懵懂懂的从爸妈们的交谈中、从家里的那台熊猫牌的收音机里听见了“抗美援朝”、“反右派”、“三面红旗”等那些根本听不懂的词儿，再就是懵懵懂懂的度过了随后三年自然灾害的那些日子。而真正开始有了清晰记忆的，当算是1966年开始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了。那会儿的小学生几乎都是木楞木楞的，啥叫“文化大革命”哪里搞的懂哦！但当年的那两句顺口溜，我却滚瓜烂熟：“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原来是一家。”还记得那阵子的不久之后，我所就读的延安区（文革前为‘鼓楼区’）一中心小学，发给全校少先队员每人一个软软的塑料牌牌，上面写有“红小兵”三个字，老师再三嘱咐我们必须天天别在左胸处上下学，不能弄脏了，不能弄坏了，更不能弄丢了。从那时起，这个小小的红色胸牌牌，便替代了原本每天晚上都被我平平整整压在枕头下面的那条鲜艳的红领巾，所有的少先队员一夜之间都当上了有点雄赳赳气昂昂模样的“红小兵”了。
看着这个小牌牌，那时的我心里却一百二十个不满意！望着爸爸妈妈左胳膊上带着的那个“江苏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的红袖章，以及看着满大街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胳膊上套着的、写有黄字或者黑字的“红卫兵”红袖章，心里那个羡慕就甭提了！整天梦想着啥时咱也能带上大人们的那种红袖章啊，简直太神气了！那时候，这些带着红袖章的大人们，也不知为了什么，分成了两派，后来被人们戏称为“好派”和“屁派”。为了将这两个不同观点的派别区分开来，“好派”的红袖章上的字都是黄颜色写的；而“屁派”的红袖章上的字都是黑颜色写的。没想到，机关大院的孩子们居然随着各自父母的“派别”，也分成了“好”和“屁”两派，一个个的也学着大人们的模样，在机关大院里拉开架势展开了对骂：“红总红总像马桶，外面红彤彤，里面臭烘烘.....”、“八二七，七二八，偷吃扒拿顶呱呱.......”（‘红总’是好派的简称、‘八二七’是屁派的简称）奇怪的是，孩子们吵归吵、骂归骂，而玩起各种游戏来，就会忘了谁是“好派”和谁是“屁派”，绝对不会分家。
↑小学生们经常会背着书包、滚着铁环上下学.......文革的初期，那时的街面上还算比较平静，好像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群众游行，也没有见过揪斗走资派戴高帽子的游街示众。但大字报、大标语已经渐渐开始贴上了墙壁，花花绿绿的传单也已经到处飞舞了。那年头，也不知中了什么邪，满大街的去抢传单、捡传单居然成了我的一大爱好。如今上了某个岁数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印象：当人们密密麻麻的站在大字报专栏前看大字报的时候，经常会从人们的身后、或从楼上突然飞出雪片般的纸片片，此刻的人们纷纷伸起双手踮起脚跟、或者忙不迭的弯下腰来，奋不顾身地抢拾这些印有各个派别消息的传单和号外。我感觉，这太有意思了，太好玩了，要不......咱也试试？
这以后，我经常背着空书包，一个人从上海路走到新街口，围着新街口大转盘的大字报专栏转过来转过去，每次只需一会儿功夫，抢来的各个派别的传单，把个小书包塞了个满满当当。接着，我学着大人撒传单的样子，也躲在看大字报的人群身后，悄悄地从书包里哆哆嗦嗦抽出一叠根本分不清哪些是“好派”的、哪些是“屁派”的传单，先是狠命地朝天上撒去，接着就撒开脚巴丫子跑得无影无踪......那种得意，那种快感，那种如同勇士一般的瞬间胆量，那种如同做贼一样的事后心虚，至今想起来都忍俊不禁！哈哈......如果说撒传单仍有三分的胆颤心惊，那么下面干的这事则显得十分的理直气壮：
↑文革期间，曾风靡全国的、挂在自行车龙头上的语录牌1967年的夏天，几个孩子在我的带领之下，站在大马路上，当街拦下一辆又一辆路过此地的自行车，只见我先在每辆自行车的龙头中间，端端正正地挂上一个个由小伙伴们各自掏钱买材料、并由我精心设计、精心绘制的“最高指示”或者“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接着又一边好心的告诫骑车人：“不要搞脏了，搞脏了就会挨批斗.......”一旁的小伙伴们就跟着非常认真的补充：“下雨天可以不挂......”所有骑自行车的人似乎都感激不尽：“谢谢红小兵，谢谢红小兵......”我在去年初的《大春观察》中，还专门写过一篇描写我当年胸佩“红小兵”牌牌、一个人多次登上公交车、吹着小口琴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散文《一只小口琴》故事，也许正因为如此，使得小小年纪的我，从此走上了热爱音乐的道路......
渐渐地，全国上下停止了大串联，开始了复课闹革命。我这位“红小兵”再也没机会戴上羡慕许久的“红卫兵”袖章。也渐渐地，这个矮矮个子的小男孩长大了，小学毕业了，初中毕业了，工作了，满师了......
难忘的1976年，是人们悲愤交加的一年，也是“文革”的最后一年。这年四月初的一天，已经21岁的“小裁缝”，手持一支特大号排笔，拎着一大桶的墨汁，与一位同事走进鼓楼广场，用力地在墙上、大字报栏上写下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两条超大、超长的标语.......接着，“小裁缝”被有关方面三番五次的审查；再接着，团员的审核资格被取消了；紧接着，因其态度恶劣、并与有关方面拍着桌子对着吵、且拒不交代犯罪动机和幕后指挥者，这一系列的“严重罪行”便统统放进了个人档案之中......1978年的年底，在山东莱阳的部队里，已有两年兵龄的我，突然收到了原单位同事寄来的一封信，方知我已经得以平反昭雪，成了一名与“四人帮”作斗争的英雄。接到如此重大的讯息，那天的我，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惊喜，反倒多了一些感恩和忐忑。感恩的是：若无当年带兵的汤首长偷偷地撕了我档案里的那几页“罪状”，我还能穿上军装走进军营当上文艺兵么......忐忑的是：当年的那个啥也不懂的“小把戏”，通过这个深刻的人生教训，就凭下面这张穿上了军装依然没有个正形的照片，这往后还能够“长大成人”么......
↑作者于1980年春节原26军政治部大楼前 摄影 周惠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