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佳原创】顺逆人生——记百岁老人杨绛

人的一生总是顺逆交替,此起彼伏。纵观杨绛先生的一生,她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对生活给予她的挑战,做出自己的回答。我们读她,或可以更好地做出我们自己的选择。

  杨绛周岁

阿季出生

1911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1928年后才改称北平的)出生。父亲为女儿取名季康,小名阿季。当时,阿季上面已有三个姐姐(寿康、同康和闰康),按理说,不会受到太多重视。没想到,父亲竟对这个四女特别钟爱,很宝贝。

也许这是他逃亡海外,留学美国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又也许是婴儿透着一股灵性,招人喜欢。每当阿季哭闹时,父亲就抱着她来回踱步,口中噢依哈噢依咳地哼唱着日本催眠曲,这是三个姐姐及后来的弟弟妹妹们都没享受到的殊荣。

父亲曾对阿季说,“你一生出来就被人讨厌”。原来,杨家和她的景苏叔公比邻。叔公家的女佣被派来问:“生了?小子还是姑娘?”“姑娘。”那女佣接下就说:“讨厌死了!”父亲听见了,赌气地给她一元银币报喜钱。父亲说,那女佣出乎意料的称心满意,于是欢天喜地地回去报信,哪还讨厌呢?

杨绛(一岁半)与母亲摄于上海

父亲得病

1919年秋季,杨家离京南归,来到无锡,租居沙巷,三姐同阿季在大王庙小学上学。父母对这所房子不满意,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那处房子,不出家门,站在木桥上就看得见河。

据说,租房子的几个住户都得了很重的伤寒症,河水可能有问题。父亲不久就病倒了,发烧不退,后来竟说起胡话来。当时的阿季还是小孩子,不懂得人生疾苦。父亲正当壮年,也没想到自己几乎一病不起。

阿季记得,有一夜已经很晚了,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那是最危急的一夜,父亲居然挣扎过来。

那年大除夕,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阿季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家人同吃了年夜饭。

在父亲病情最危急的那一晚,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喟叹说:“唉,要紧人呀!”要紧人就是养家人,当时杨家有八口人。阿季常想,假如父亲一病不起,如有亲戚哀怜,照应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

十五岁的振华女生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旧居


求学启明

1920年春季,大姐要带着三姐和阿季去启明上学。爸爸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三年前,二姐在启明得病去世。妈妈心上放不下阿季,而阿季又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所以妈妈让她自己做主。这是阿季第一次离开妈妈,而且这一去,要到暑假才能回家。爸爸重病刚脱险,还在病中。

在启明,阿季遇到一些困难。首先,散心就不是容易事。(每次吃完早饭、午饭、点心、晚饭之后,学生不准留在课堂里,都得在教室楼前或楼后各处游玩散步,这叫“散心”。)上课的时候坐在课堂里,不觉得孤单,可是一到散心,两个姐姐都看不见了,阿季一个人在大群陌生孩子中间,无依无靠,觉得怯怯的。

阿季觉得重要的是赶紧找个伴儿。一次次,终于找到一个可心的朋友。阿季说,我们彼此佩服,很自然地成了朋友。散心有朋友,就不孤单了,可以一起玩得很开心。

1927年冬摄于苏州庙堂巷老宅的一张全家福。坐者为杨父、杨母,前排左一阿七,左三阿必,右一小弟;后排左一三姐闰康,左二季康(杨绛),左三大姐寿康,右一为大弟宝昌

可阿季还有要克服的困难——到了“月头礼拜”(学校每月放假一天,住在本地的学生可由家人接回家去,这个假日称为“月头礼拜”。),学生都被接回家,留校的没几个。尽管有两个姐姐相伴,阿季还是说不出的难受。直到回家的学生一批批又回学校,她才恢复正常。

在启明,每天没到午饭,阿季就觉得饿了。直到杨家迁居上海,阿季也可以回家了,也可以带些菜肴到学校去吃。阿季还记得妈妈做的红焖牛肉和煮在肉里的老鸡蛋,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馋吃了。

阿季很喜欢启明,相当留恋在那里度过的三年半学习生活。大姐虔信天主教,已背着爸爸受了洗礼。爸爸怕教会学校影响孩子的自由思想,就不让三姐和阿季继续在启明上学。

之后,阿季转到苏州的振华女校(这时,杨家已迁居苏州),校舍破破烂烂,没法儿同启明比,很是苦恼。后来,阿季通过学习和实践,才逐步体会到振华女校的特点,还有终生难忘的王季玉校长。

杨绛

情系清华

阿季用五年时间修完了六年的中学课程,从振华女校提前毕业,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按理说,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可阿季每忆及此,往往自叹运气不好,不如不提前一年毕业。

阿季考大学那年,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而下一年,阿季原来的同班好友蒋恩钿如愿进了清华外文系。一心想进清华大学外文系的阿季,就近考入东吴大学。父亲反对阿季学法律,阿季就改政治系,但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功课敷衍过去,课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

1930年,好友蒋恩钿就读清华已经一年,劝阿季转学清华。暑假内,阿季已领到准考证。不料大弟宝昌患病去世,那一天,正是清华招生考试的第一天,阿季错过了考期。

后来,阿季考入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杨绛


留学牛津

1935年7月,钱、杨两人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两人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

初到牛津,阿季心里就有些难受。原来,街上到处可见穿黑布背心的学生,锺书是庚款留学的公费生,也有一件。而阿季是以自费生身份出国的,顿有失学儿童之感。牛津的学费和导师费都很贵,阿季不忍心向已患高血压的父亲开口要钱,只愿做一名旁听生听课,并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钱、杨二人租住在老金家,伙食开始还可以,渐渐地愈来愈糟。阿季觉得这样下去,不能长久,于是想租一套备有家具的房间,伙食自理。锺书不以为然,说别多事,还说阿季不会烧饭,老金家的饭至少是现成的,将就着得过且过。可阿季却坚持,“像老金家的茶饭,我相信总能学会。”

后来,钱、杨二人真找到了一处满意的房子,还有了厨房。锺书想吃红烧肉,两人买了一瓶雪利酒,当黄酒用,用文火炖肉,红烧肉居然做得不错。

阿季想来——

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我们玩着学做饭,很开心,还请朋友向达同吃我家不像样的饭。

这一学年,该是阿季生平最轻松快乐的一年,也是她最用功读书的一年,除了想家想得苦,此外可说无忧无虑。

杨绛与钱锺书

母亲去世

接到家书是阿季最开心的事。阿季告诉家人将入医院生产,妈妈在爸爸信上附笔,叫她当心别换错了孩子。爸爸在妈妈附笔后面打趣妈妈,接着写道:“当心别换了一个金头发蓝眼睛的。”以后,就没有了家里的消息。

迁居法国后,大姐来过几次信。但阿季总觉得缺少了一个声音,妈妈怎么不说话了?过了年,大姐姐才告之:妈妈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时去世。

这是阿季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锺书百计劝慰,阿季就狠命忍住。

阿季回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锺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锺书的庚款奖学金可延长一年,但钱、杨已决定如期回国。

在写给英国朋友司徒亚的信中,锺书说——

我们将于九月回家,而我们已无家可归。我们各自的家虽然没有遭到轰炸,都已被抢劫一空。我的妻子失去了她的母亲,我也没有任何指望能找到合意的工作,但每个人的遭遇,终究是和自己的同胞连在一起的,我准备过些艰苦的日子。

杨绛与钱锺书

避难上海

在回国的船上,锺书已有清华聘约,去西南联大教书。阿季母女留在上海,有时挤居钱家,有时挤居爸爸家,而钱家和爸爸家居处都很逼仄。后来,爸爸搬到上海霞飞路来德坊,就接阿季母女过去同住,阿季这才有一个安身之处。爸爸的家由大姐主持家务。大姐脾气不好,有时能盯住你唠叨个没完,逼得人发狂。三姐、阿季还有两个妹妹都怕大姐。阿季为了爸爸,一切忍受,练成好脾气。

1941年暑假,锺书回到上海。阿季母女在锺书到达之前,已在钱家楼下客堂里住下等他。锺书以为不日就会收到清华的聘约,但并非如此。于是,一家三口挤居辣德斐钱家,一住就是八年。一大家人挤在一起,阿季没有独自休息的地方,连和锺书说说知心话的空间也没有。

锺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锺书留下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

1943年秋,阿季辞去小学教职后,已没有固定收入,日子实在艰困难言。《称心如意》上演后,全家吃了一顿老大房的酱鸡酱肉。三月不知肉味的圆圆,吃完了肉又找肉。

为了节省,阿季兼任灶下婢。劈柴、生火和烧饭,阿季不是染个花脸就是熏得满眼流泪,经常切破手指或被滚油烫出泡来。贫与病总是相连的。锺书在这段时期,每年生一场病。圆圆上学一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小学共六年,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

1945年日军濒临战败,阿季在上海无米可炊,亏得七妹从无锡运来一袋面粉,阿季学着发面蒸馒头,全家改吃面食度日。

后来,美军轰炸上海。警报响起,一家三口藏在楼梯底下,紧紧地挤在一起,锺书说:“要死也死在一块儿。”

杨绛与钱锺书

苏州老宅

父亲病后身体逐渐复元,又重操律师旧业。他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定居苏州。杨家急需房子,恰恰有一所破旧的大房子要出卖。

父亲不精明,买下了这处没人要的破房子,从前门到后门之间,有五亩地的距离。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小破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树。费了两年时间,房子才修建完毕。

1939年秋,父亲带了儿女们回苏州,有不胜今昔之感。

每间屋里,满地都是凌乱的衣物,深可没膝。所有的抽屉都抽出原位,颠横倒竖,半埋在物品下。凡是上锁的箱子都由背后划开,里面全是空的。众人各处看了一遍,大件的家具还在,陈设一无留存。书房里的善本书丢了一部分,普通书多半还在。

父亲看了这个劫后的家,舒了一口气说,幸亏母亲不在了,她只怕还想不开,看到这个破败的家不免伤心呢。

1945年3月,父亲去世后,阿季末一次到苏州旧宅。

钱锺书

她回忆——

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傻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

联想起新屋落成、装修完毕那天,全厅油漆一新,陈设得很漂亮。厅上悬着三盏百支光的扁圆大灯,父亲高兴,叫把全宅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灯都开亮。苏州供电有限,全宅亮了灯,所有的灯光立即减暗了。母亲说,快别害了人家;忙关掉一部分。

我现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

日寇和家贼劫余的古瓷、古钱和善本书籍,一概散失,不留痕迹。财物的聚散,我也亲眼看见了。

杨绛与女儿钱瑗

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锺书在中央图书馆有了正式职业,又在暨南大学兼任教授,同时也是《英国文化丛书》的编辑委员。阿季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课,日子过得很轻松。

一九四七年冬,圆圆右手食指骨节肿大,查出是骨结核。孩子得了这种病,往往转到脚部,又转到头部,孩子就夭折了。大夫固定了指头的几个骨节,叫孩子在床上休息,不下床,服维生素A、D,吃补养的食品。十个月后,病全好了。

圆圆病愈,胖大了一圈。阿季睡里梦里都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可是她自己也病了,天天发低烧,每月体重减一磅,查不出病因。可能过去几年,阿季实在太劳累了。身兼数职,教课之外,还做补课教师,又业余创作,还充当灶下婢,积劳成病。

婆婆曾以为阿季是阔绰人家小姐出身,可能娇气;经过战时艰难岁月的朝夕相处,深感阿季的忠厚孝顺,暗自庆幸儿子的痴人有痴福。后来,公公病重时问老妻:“我走后,你跟谁过?”婆婆说:“我跟季康。”这番话,阿季认为是婆婆对自己的最高夸奖。

女儿钱瑗

重返北京

钱、杨的阅读面很广,包括写苏联铁幕后面的书。

杨绛说,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我们不愿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1949年夏,钱杨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来到北京,开始在新中国工作。

初到清华,杨绛体力很差,在校园内走动都觉得累。也许是空气好,或是上课来回走路受锻炼,她低烧退了,体力增强许多。

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杨绛有会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等各项运动。

一次控诉大会,一个杨绛从未见过的女孩子上台控诉杨季康先生,咬牙切齿、无比愤恨。这番控诉非常动听,只是杨绛给骂得简直不堪了。她独自一人回到家中,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个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中也感不到丝毫惭愧。并自我譬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杨绛

后来,杨绛写道——

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了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斗争,总深幸这场控拆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1952年院系调整,钱杨夫妇都调任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的研究员,不再教课。

当时钱、杨刚过不惑之年,被年轻人称为“老先生”。后来才琢磨出来“老先生”不过是“老朽”的尊称,不习惯也得习惯。

1953年,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到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多年,杨绛始终把自己看作是零。虽然是零,杨绛很自得其乐,因为她可以悠闲地观察世事人情和她自己的内心,这样就能更深入、更真切地体味到人的本性。

全家福

十一

被纠出来

1966年8月,钱杨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纠出来了”。钱锺书的专职是扫院子,杨绛的专职是扫女厕所。

1966年8月27日晚上,在居住的宿舍大院,杨绛陪斗,给剃成“阴阳头”(剃去半边头发)。锺书急得直说:“怎么办?”杨绛持强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挡;总有办法。”后来杨绛找出女儿几年前剪下的大辫子,用来做一顶假发 ,费了足足一夜工夫。

那一天真是杨绛不幸的一天,早上在办公室,被迫交出《堂吉诃德》译稿。晚上,在宿舍大院陪斗,给剃成“阴阳头”。

《堂吉诃德》被革命小将认为是“黑稿子”,没收。第一部全译完,第二部已译毕四分之三,那是她的誊清稿,草稿已扔。杨绛倒抽一口冷气,眼睁睁看着堂吉诃德做了俘虏。

杨绛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可是戴上后,显得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忙从街这边躲到街那边,跑得一溜烟,活是一只过街的老鼠。锺书愿意陪杨绛同走,可是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保护不了她。杨绛还是独走灵便。

在学部,杨绛看过那两间污秽的厕所,也料想这份工作是相当长期的,决不是三天两天的事。于是,她就置备了几件工具,不出十天,就把两个斑剥陆离的瓷坑、一个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厕所的门窗板壁都擦洗得焕然一新。有人说,杨绛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一点灰尘。

全家福

十二

下放干校

杨绛是1970年7月12日动身下干校的。她说,上次送锺书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

干校的锺书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我们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经常只是书信来往,到休息日才许探亲。可是比了独在北京的阿圆,我们就算是同在一处了。

女儿钱瑗

十三

逃往北师大

钱杨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是最可欺负的人。从牛棚下楼后,居住的房子分掉一半。

干校回来,钱、杨不能与强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钱、杨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唯一的出路。1973年12月9日钱家逃到北师大,楼道里许多人都出来看钱瑗的爸爸妈妈了。大家得知情况,都伸出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头,从各家送来;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不限本楼了。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

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钱、杨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了。屋子虽然寒冷,全家人感到的是温暖。

钱锺书与女儿钱瑗

十四

蜗居办公室

1974年5月22日,钱、杨从北师大迁入学部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兼借吃喝拉撒睡。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女厕在邻近,男厕在东尽头。锺书着凉感冒,就引发了困扰他的哮喘。那时的锺书头发长了不能出去理发,满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他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只能“足不出户”。

这间办公室,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干校带回的破木箱,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锺书工作用的。

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杨绛工作用的。她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叠稿纸和一本书,许多大词典都摊放床上。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当上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条木板,放锅碗瓢盆。暖气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叠几块蜂窝煤。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

这年冬天,锺书和杨绛差点儿给煤气熏死。钱、杨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杨绛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锺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

亏得锺书沉重地摔那一跤,帮杨绛醒了过来。不然的话,钱、杨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锺书脑门子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几年后才消失。

杨绛与钱锺书

十五

《堂吉诃德》

1956年1月,杨绛翻译的四十七万字的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出版,受到好评。看不起杨绛的人,也觉得她有一技之长。

《吉尔.布拉斯》招来了另一项翻译任务,重译《堂吉诃德》,这是杨绛很想翻译的书。杨绛买到的《堂吉诃德》原文,上下集共八册。1966年文化大革命,她翻译到第七册,译稿被红卫兵没收了,直到1970年6月才发还。

稿子发还后,杨绛觉得好像一口气断了,接续不下,又从头译起。

翻译工作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如果精神好,杨绛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是说,原文不太艰难,她也超额多干。

超额的成果,杨绛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所以杨绛才能在早作晚息攒“私蓄”,要求工作按计划完成。便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她还偷工夫一点一滴的攒。《堂吉诃德》的译稿,一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

1976年底全稿译毕。《堂吉诃德》未经西语编辑审阅,只杨绛自己校了四遍清样,于1978年3月出版。

《堂吉诃德》前前后后竟经历了整二十年时间!

杨绛

十六

迁居三里河

1977年的1月,钱、杨分到一处房子,就是现在住的三里河寓所。

杨绛说——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

锺书的小说《围城》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羡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锺书的风采。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钱瑗为父母做新式菜肴

十七

我们仨

1994年夏,锺书住进301医院。杨绛每天去看他,为他送汤汤水水。

1995年冬,阿瑗住进西山脚下的医院。每晚,杨绛和女儿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一家三口分居三处,八十高龄的杨绛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1996年10月,阿瑗记起妈妈曾说要写一篇《我们仨》,就要求妈妈把题目让给她,杨绛当然答应了。仰卧写字很困难,阿瑗却乐于以此自遣。

1997年春节,阿瑗写信向妈妈拜年,并附有一诗——牛儿不吃草,想把娘恩报,愿采忘夏花,藉此谢娘生。

牛儿不吃草,就是不能进食了。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

“圆圆,阿圆,你走好,带着爸爸妈妈的祝福回去。”

“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掐裂了,掉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我痛不可忍,忙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

杨绛与钱锺书

此时的锺书已骨瘦如柴,杨绛也老态龙钟。锺书在病中,杨绛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杨绛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杨绛

十八

走到人生边上

此时的杨绛,已经身心交瘁。“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下人世间,打扫战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杨绛先得为她那颗伤痛的心,找到一个可以逃避的庇护处。心有所归,她才喘歇得一口气来。最后,她选中柏拉图的《斐多篇》,反复读了好多遍,决意翻译这篇对话。

译完了,杨绛想念女儿,又写了《我们仨》。她曾对病中的锺书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锺书点头表示同意。在点点滴滴的往事回忆中,一家三口聚了又聚。

2007年8月,杨绛完成《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年已96岁。

她曾想过——

假如我要上天堂,穿什么衣服呢?衣服,不指我遗体火化时的衣服,指我上天堂时具有的形态面貌。如果是现在的这副面貌,锺书、圆圆会认得,可是我爸爸妈妈肯定不认得了。我妈妈很年轻,六十岁还欠两三个月。我爸也只有六十七岁。我若自己声蝗我是阿季,妈妈会惊奇说:“阿季吗?没一丝影儿了。”我离开妈妈出国时,只二十四岁。妈妈会笑说:“你倒比我老了!”

爸爸和我分别时,我只三十三岁,爸爸会诧异说:“阿季老成这副模样,爸爸都要叫你娘了。”

“我十五、六岁,大概是生平最好看的时候,是一个很清秀的小姑娘。我愿意穿我最美的衣服上天堂,就是带着我十五、六岁的形态面貌上天。爸爸妈妈当然喜欢,可是锺书、圆圆都不会认得我,都不肯认我。锺书决不敢把这个清秀的小姑娘当作老伴;圆圆也只会把我看作她的孙女儿。“

杨绛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这是杨绛翻译英国诗人蓝德的诗,这也是她一生的写照。

杨绛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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