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鼎象物与迁鼎兆运 邓启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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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鼎象物与迁鼎兆运
邓启耀 中国文化基金会 202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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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铜鼎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不仅是器物，也是文物和灵物，具有许多超自然超人间的属性。民间神话传说和官方正史，都叙述了许多有关青铜鼎的神秘事迹。创铸鼎者具有神性，均为圣王贤主；鼎有异禀，可以通达天地人神，辟邪求吉；铸鼎以象物，使其能够统辖九州万物，兆示国家兴亡。了解使用者怎样以青铜器的造型、图像、重量以及置放空间、仪式行为等来叙事或象征，观察这些器物及其附着在它们上面的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宗教信仰，是视觉人类学工作的重点。通过不同时代的人关于青铜鼎的各种口述和文字的文献，以及他们留在青铜鼎上各种真实的与幻化的印记，我们可以窥见，历史和信仰，是怎样在不同情境和状态下，被建构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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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启耀 广州美术学院视觉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在中国青铜器中，鼎独具魅力。作为一种独特的大型容器，青铜鼎可以当作“器物”来看，对其进行关于器物形制、纹饰的描述、年代或使用情况等方面的考证；作为一种重要的礼器或祭器，青铜鼎可以当作“文物”来看，对它所具有的族群特征、社会功能和文化属性进行探讨。
不仅如此，从古文献中关于鼎的大量记叙看，青铜鼎还是一种超自然的神器，可以当作“灵物”来看。在古人的认知经验中，青铜鼎是一种来自山川的自然之精。这些五色石经火熔炼后，重新获得另外一种人化的身体，拥有自主的生命；同时，它又具有人所没有的超自然力量，能够与天地人神、国运君德相感应，是一种灵性的存在。
而关于鼎的这些灵异故事，不仅传承于民间神话传说中，书写在官方史册上，也通过鼎的形制、鼎的纹饰、鼎的象征、鼎所踞的神圣空间及其对它们的祭祀等，可视地和可觉地呈现出来。它们恰恰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文化心理中，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鼎的宗教意蕴及其社会文化象征功能，进行一些回顾和探讨。
一、铸鼎象物：青铜鼎的宗教意蕴
正如石器时代的石器不仅仅只有器“物”的属性一样，青铜时代的青铜器也不仅仅只具有器“物”的属性。在某种意义上说，青铜器的“灵”的属性，在自夏商周至秦汉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中，占有更大的比重。
（一）鼎的制作意象
按中国古文献记述，青铜器的铸造应该早于大禹收九牧之金造九鼎的夏代。被记入汉代史书“兴神鼎”的伏羲和“作宝鼎”[1]的黄帝，均处于上古史的神话传说时代。
关于先圣“铸鼎象物”的那些传说，因汉武帝时元鼎年间一次发掘到古鼎的文物出土事件，而被载入正史：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毋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锦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中山，晏温，有黄云盖焉。有麃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
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穀。今年丰庑未有报，鼎曷为出哉？”有司皆曰：“闻昔太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虞不骜，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飨。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以合明应。”[2]
这个鼎，形制与人们习见的大不相同，也没有款识。武帝有些拿不准，使人验问后确认为古物，即以礼迎祠。路上黄云呈现瑞象，还有送上门的吉兽做祭品，种种迹象显示这是需要祀奉的“宝鼎”。但由于当时年成不好，武帝对鼎的何以在这个时候出现还有疑问。所以专家们马上就追溯了古史，以证明大地献鼎，出处非凡，兆象吉祥；“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专家们总会考证出一些让龙颜大悦的说辞。
根据中国第一权威史学著作《史记》所记，我们看到，鼎的制作，除了它的工艺技术，社会属性，最被当事人看重的，就是它的灵异属性。
首先，是铸鼎者的神性。
在汉代专家们的描述中，铸造了第一个“神鼎”的，即众王之祖的“太帝”（据考据学家司马贞索隐：“师古以太帝即太昊伏羲氏，以文在黄帝之前故也”[3]），这位与炼石补天的女娲同时代的大神伏羲，本人即人首蛇身，身呈异象。他不仅是鼎的创制者（“兴神鼎”），而且是部落联盟的大头领（“一者一统”）。
接下来是铸了三个宝鼎的黄帝。黄帝差不多也是个半人半神，他的铸鼎稍微具体一些，确指铜矿开采自一个叫首山的地方，铸鼎作坊在荆山，附近应该有湖，制作了三个。鼎成则有龙迎接黄帝及群臣后宫升仙：“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4]
到了夏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以象九州及“各象九州之物”。[5]原料来源更多，铸鼎工地也在荆山。鼎成之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宗教性质十分明确，而且兼有巫术功能，可以辟邪（“昔禹贡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民入山林川泽，魑魅魍魉莫能逢之。”[6]）。
其次，是鼎的象征。
太帝伏羲之“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据说是一个能让天地万物都一统归系于此的神器。但区区一鼎如何实现这个宇宙般的功能，无须求证，信就是了；连鼎怎么铸造，都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黄帝铸鼎，话说的留有余地一些：“象天、地、人也”，只是“象”，象征天、地、人或是天、地、人之象，从文化心理方面理解就可以了。因三鼎“象天、地、人”三伦，与天、地、人同构，成为天道人伦秩序的象征，黄帝作为天、地、人的连通者（如汉字“王”的意象），因之“天下治”，成为众王之王。
夏禹铸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以宗教及之政治，成就了一个完美的象征体系：九牧之金熔为一体，以象统辖；九鼎以象九州，九州物产铭刻于九鼎，意味着九州空间的控制并由此享受朝贡；收列九鼎祭祀于夏王的太庙，使之与祖灵和神祇同祀。九为极数，九鼎与九州同构，拥有九鼎即拥有九州。禹因之成为多元一统王朝的开创者，夏朝于是成为中国第一个变部落联盟为中央集权（虽然集权的程度不高）的王朝。而鼎，也成为多元一体疆域的象征和传国重器的象征。
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鼎之以一而三，三而九的方式出现，正是天道呈祥、国运昌盛的象征。
再次，是鼎的传承与再制。
既然从世纪初的太帝，到连接天地人的黄帝，再到夏王朝的开创者禹，都因铸鼎而得天下，鼎，自然成为君权神授的兆象。鼎为宝鼎，鼎现于地与图出于河一样，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盛世现宝或献宝的观念及做法，在中国流行已久，所以，汉武帝的群臣都说，这个出现于当朝的鼎，是天子“合德”之象，应该“见于祖祢，藏于帝廷，以合明应”。
关于鼎的传奇，应是当时社会上公认的知识（故“有司皆曰”）。所以，武帝得鼎，便成为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史官记录，有司改元（“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7]，年号定为“元鼎”）；礼仪部门筹备各种大型仪式典礼（“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8]，在泰山封禅后，年号也定为“元封”）；皇帝大赦天下，全民欢饮五天；玄学家则神叨叨忽悠武帝像黄帝一样修仙，“宝鼎出而与神通”，可以周而复始地脱胎换骨，以致万寿无疆。
弄得武帝飘飘然，觉得自己也成了神王圣主，甚至条件反射盘算着升仙后如何换妻的事：“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9]这真是一个奇葩的“传统”：古今多少中举的、暴发的、进城的，一旦身份地位转换，怎么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换妻！此为题外话。
现代科学考古，对近两千年间青铜器时代的传奇故事，提供了一些物证和阐释角度。据目前已知考古发掘，在中原二里头、四坝、夏家店、岳石等文化遗址屡屡发现青铜器制品及铸造工场。它们的发现，将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初期阶段，概定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之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限于生产工具、兵器、装饰品及爵、斝等小型酒具。[10]
或许是鉴于以夏桀为代表的前朝亡之于嗜酒、失之于祖荫的教训，为复太帝、黄帝和夏禹之礼，在商、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大量巨型而精美的青铜礼器被铸造出来。当然其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是这个时期矿冶原料的丰富和青铜铸造工艺的提升。这些青铜礼器，是中国青铜器时代鼎盛时期的标志性器型。
其中，最典型的器物是鼎，动辄数百斤，甚至上千斤（如商王祭祀其母戊所铸造的后母戊方鼎，即高达三十九点九寸，重约一千六百六十六斤。其尺寸和重量之数，应该也是有些讲究的，待考）。这样的重量和形制，显然不为日用，而为祭祀；不是炊具，而是礼器或祭器。
人的饮具食具，被祖与神的礼器祭器象征性覆盖（准确地说应该是“遮掩”）。虽然王公贵族宴席上的杯爵壶卣依然奢华，但使他们得以心安的是，具有祀祖敬神、立国兴邦象征的鼎彝之器，已被敬祀于帝王太庙和公卿贵族家庙，成为镇国之器、佑家之宝。它们与得到祭祀安抚的祖灵与神祇一起，继续护佑着世间的权贵。
（二）鼎的灵异属性
鼎既为神器，自然会具有种种灵异的属性。根据古文献的描述，鼎至少有以下特性：
1.鼎可连通天地人神
太帝神鼎之象天地万物所系一统，黄帝宝鼎之象天、地、人相连，禹之九鼎鬺烹上帝鬼神，均有浓厚天人交感的宗教意味。
作为能够连接天地万物，感通神鬼祖灵的神器，鼎不仅可以使人成王，也可助人成仙。《史记》述：“黄帝得宝鼎宛侯，问于鬼臾区。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筴，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筴，后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11]“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12]汉武帝受此鼓舞，在晚年也干了不少神神叨叨的事。
2.鼎有异禀和灵性
《墨子·耕柱篇》记述：“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墟，上飨。”[13]《晋中兴书》说：鼎“能轻能重，能息能行。不炊而沸，不汲自盈。烟煴之气，自然所生也。”[14]
孙柔之《瑞应图》中也说：“宝鼎，金铜之精。知吉凶存亡。不爨自沸，不炊自熟，不汲自满，不举自藏，不迁自行。”[15]都把青铜鼎视为能够自主行为的生命体，其所产生的气息是“自然所生”，其体是“金铜之精”的灵体，变幻莫测，具有“知吉凶存亡”的异禀。青铜鼎上铸饰的饕餮、夔龙、龙、蛟、蟠虺、凤鸟、云雷、水涡等纹饰，各具异形，是这种异禀和灵性外化的形象（图1-5）。
3.鼎可辟邪
《说文》述：“昔禹贡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民入山林川泽，魑魅魍魉莫能逢之。”[18]使民不被邪灵骚扰，是圣王职责，也是神鼎的功能。但鼎何以能够辟邪？古今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商周青铜器上反复出现的那些兽面纹。它们有首无身，双目威严，造型狰狞而诡异，是商周青铜器上标志性的纹饰。
青铜器上常见的这种兽面纹，名之为何？
有的认为是战神蚩尤的头。宋人罗泌《路史·蚩尤传》里说：蚩尤与黄帝大战，失败后“身首异处，以故后代圣人著其像于尊彝，以为贪戒”，注云：“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其像率为兽形，傅以肉翅。盖始于黄帝。”[19]因其凶猛能战，黄帝尊其为“兵主”，即战神（图6）。
古神话和画像石、画像砖中描述蚩尤铜头铁额，头有角，食沙石，耳鬓如剑戟，擅于制作五兵之器的形象[20]，与夏商周三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纹饰有神似之处。将这样的战神作为庙堂或墓葬守护神，这也算说得过去（图7-12）。
“兽面纹”较普遍的说法是饕餮。《吕氏春秋·先识》首称周鼎上的兽面纹为饕餮：“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23]（图13-15）《山海经·北山经》有云：“钩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鸮，是食人”[24]。
《神异经·西荒经》对饕餮模样也有类似记载：“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25]都有共同的特征，与青铜器上的那些纹饰的确很像。晋人郭璞注《山海经》说此兽贪婪，食人未尽，遂害自身，其像在夏后鼎。其图赞云：“狍鸮贪惏，其目在腋。食人未尽，还自龈割。图形妙鼎，是谓不若。”[26]明确指出它们的图像就形之于鼎上。
所以，《山海经》里说的“狍鸮”，也被认为就是夏商周鼎上的兽面纹或饕餮纹。只是，如果将《山海经》里后人画的“狍鸮”图像与青铜器兽面纹或饕餮纹饰相比，无论从外形上还是神韵上，就会发现二者的艺术水准相差太远（图16-18）。
至于“饕餮”或“狍鸮”何以成为夏商周青铜鼎上的标志性图像，其根据，或许来自神话传说中舜对“四凶”的处置。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是尧时代的四大“不才子”，他们或好行凶，或崇恶言，或乱天常，而饕餮的特性是“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杜预注“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四凶横行，连尧都拿他们没有办法。
后“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舜将四凶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你既然那么凶，就去抵御魑魅吧。孔颖达疏说明其用是让恶人代善人受过：“魑魅若欲害人，则使此四者当彼魑魅之灾，令代善人受害也。”[32]顺理成章，他们也就固化为保护神了。太庙家庙为灵异来往和享受祭食之地，难免混入不干不净的东西，所以用先王制服的凶煞来威慑邪灵，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以凶制凶，在中国素有传统。如民间信仰中以长相丑陋的钟馗驱鬼，在医院门口立石虎以吞消疫病阴邪之气，扮武将戴凶傩面具禳灾除秽的习俗，流行至今。甚至在银行门口摆一对张开血盆大口的石狮子，在家里放个身上沾满铜钱的癞蛤蟆摆件求财，也都是不计形象如何的。所以，让贪财之饕招致财源滚滚，贪食之餮吞噬一切妖邪，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是行之有据，根深蒂固。
4.鼎为吉象
《说文》述：“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33]鼎原为烹饪之器，烹饪可“和五味”，其意在“和”。五味和则五方和，人和则政通，是和谐社会的吉祥之兆。所以《易》曰：“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34]
以鼎之烹饪为象征：“以木巽火”象征“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以“巽”象征“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以“鼎”象征“君子以正位凝命”……之后一系列与鼎相关的卦象，都是“大吉，无不利”。直到现在，这种信仰依然存在。在博物馆，允许观众触摸的青铜鼎复制品，展出时竟也像在庙里的情况一样，被人摸得锃亮，里面还扔了钱币，可见对神鼎的崇拜延续不绝（图19）。
图19.允许观众触摸的大盂鼎复制品被人摸得锃亮，里面还扔了钱币。[35]
5.鼎可感应国情世象
《史记》《左传》等文献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表述，即认为鼎的存在状态会影响到政权更替和社稷兴亡：“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如遇衰亡，则“沦伏而不见”，[36]鼎器与君德和国运，具有神秘的感应功能。
《晋中兴书》说：“神鼎者，仁器也。……乱则藏于深山，文明应运而至，故禹铸鼎以拟之。”[37]夏后开铸鼎时，曾使翁难乙卜于白若之龟，翁难乙释卜兆日：“飨矣！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商之相受也。”[38]鼎之迁受，与王朝兴衰相关。故立国或定都为“定鼎”，国灭或王朝更替则“鼎迁”。
二、迁鼎兆运：君权神授的证言
从一开始，鼎就超越于一般炊具，成为具有神圣象征意味的礼器和权力等级的标志。在上古时代，具有一定分量和数量的鼎是天授神权的象征，供奉在君王的太庙，秘不示人，作为镇庙祭器，“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39]。人们普遍认为，鼎之迁受，皆为天意，不在人力。
这一观念，影响很大，有时甚至可以和世俗强权对抗。《左传》记述的那次历史上著名的“问鼎”事件，就是被周定王的使臣王孙满，以君权神授的说辞，阻止了楚王觊觎周室最高权力的意图，化解了这次危机。
王孙满对兵临城下，探问周鼎之“轻重”的楚王说：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之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40]
王孙满一方面以历史上鼎的制作和迁移事件，强调君权神授，有“天命”之定数，权力的合法性“在德，不在鼎”；另一方面虽也承认“周德虽衰”，但由于周成王定鼎时，“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卜算所知的“天命未改”，定数未尽，所以，明确告诉楚王，“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让楚王别违天命而为。
作为权力合法性象征的鼎，终因周德衰而不保，在兵荒马乱中，被掳掠或沉于河：“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41]，“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42]可能由于消息来源不同，同一作者在同一史记的不同篇章，对九鼎的下落却有不同的说法。
其中，颇为令人玩味的是，据说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东巡，回程路过禹画九州之一的彭城时，想起沉于附近泗水的九鼎，遂“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43]但在另外的记载中，情况稍多一些戏剧性波折：“周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沦没泗渊。秦始皇时，而鼎现于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数千人没水求之，弗得，所谓‘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龙啮断其系”。[44]
似乎是为了显示鼎随德迁的兆象，沉没的九鼎忽然感应性地现身于河，让刚刚扫灭六合、正意得志满雄心勃勃的秦始皇看到。自以为“德合三代”的秦始皇大喜，派数千人打捞九鼎。但鼎又莫名其妙潜伏不见了。
另外一说是打捞者正在用绳拉鼎时，突然出现一条龙咬断了拉鼎的绳子，九鼎再度沉没，从此无影无踪。这个事件，似在影射强秦虽一统天下，但终因无德，鼎不迁秦，政权如鼎现鼎伏一样，终将昙花一现。秦始皇泗水捞鼎的事，成为中国历史叙事中意味深长的一笔。而且，与口传和文字文献互证的，是大量被反复表现在汉画像砖上的图像文献（图20-28）。
之后，又有一些打捞九鼎的尝试，皆弄得神神秘秘的。如汉文帝时，方士新垣平报：“‘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49]这个看来很难实证的选题，因为迎合上意，立刻得到批准，不仅列为国家级重点项目，该方士也得到一官半职，主持“治庙汾阴”，靠“祠”等仪式行为来祭出周鼎。该工程从文帝干到武帝，据说37年后，居然真弄到一鼎结项。不过，结项时，群臣皆贺，独有一个家伙说这不是周鼎。这话差点弄出人命：
及汾阴得宝鼎，武帝嘉之，荐见宗庙，臧于甘泉宫。群臣皆上寿贺曰：‘陛下得周鼎。’寿王独曰：“非周鼎”。上闻之，召而问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为然，寿王独以为非，何也？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寿王对曰：“臣安敢无说！臣闻周德始乎后稷，长于公刘，大于大太，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昭，天下漏泉，无所不通。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业，功德愈盛，天瑞并至，珍祥毕见。昔秦始皇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上曰：“善”。群臣皆称万岁。是日，赐寿王黄金十斤。后坐事诛。[50]
在只许顺势颂德，不许逆行唱衰的朝廷，如有不同论调，风险很大，“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寿王之敢出奇论，其立论依据也是君权神授。只是把此鼎说成是“天祚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即汉鼎，非周鼎，比受迁于周鼎来得更伟大。马屁拍得极其到位，龙颜大悦，重赏。至于马屁精后来的“坐事”并被诛，那应该是这类人必然的结局。
上既好之，以后这样的事就开始多了。而且每出现一次，就会出现大量的谀臣术士，把从太帝到黄帝到夏禹铸鼎、天降吉兆、盛世现宝的神话说一遍，再说一遍。
上述故事，仅仅是关于鼎的无数故事中的几个。我们看到，青铜鼎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不仅是器物，也是文物和灵物，具有许多超自然超人间的属性。民间神话传说和官方正史，都叙述了许多有关青铜鼎的神秘事迹。创铸鼎者具有神性，均为圣王贤主；鼎有异禀，可以通达天地人神，辟邪求吉；铸鼎以象物，使其能够统辖九州万物，兆示国家兴亡。
从口头叙事和文字文献，我们似乎被那些虚虚实实、真真幻幻的叙述给迷惑了。从物象史料，我们看到几千年前的工匠留下的杰作，看到青铜器造型和纹饰不可思议的创意，感受到震撼心灵的艺术魅力及似曾相识的社会文化生态。
但视觉人类学感兴趣的，不是历史记录的真伪，故事的虚实，而是这些叙事反映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学者，对诸如泗水沉鼎、捞鼎及其他与鼎相关的事件进行了考证，找出许多漏洞，认为那是后人为了贬秦而编造的故事。我关注的重点，不是史料真伪的辨析，而是产生这些“史料”的社会人文环境。
在这个意义上，夏禹的九鼎不是无法考证的历史，黄帝的三鼎和伏羲的一鼎也都不是虚幻的传说，而是自夏商周（甚至更早）至秦汉时期，社会生活及其实用器物演进情况的折光反映，是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的形象化表现。也许，关于青铜器的视觉人类学研究，就在这样的探问过程中展开。
历史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物证和认知空间。当我们凝视那些造型奇特的青铜宝鼎，如同置身于历史现场，直观地感受到几千年前庄穆的氛围。它们虽然沉静无声，但传说中它们作为“金铜之精”所具有的那些超自然特禀，以及环绕它们的种种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还有工匠铸造时留下的拼合范缝及那些不离世尘的铭文，使它们在显出几分灵性之诡异的时候，也留下或露出了人性的痕迹。
而当我们通过不同时代的人关于青铜鼎的各种口述和文字的文献，逐渐了解到使用者怎样以青铜器的造型、图像、重量以及置放空间、仪式行为等来叙事或象征，看到这些器物及其附着在它们上面的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宗教信仰，我们又分明观察到不同时代的人留在青铜鼎上各种真实的与幻化的印记。我们可以窥见，历史和信仰，是怎样在不同情境和状态下，被建构起来的。而所有这一切的核心，都与资源、权力和意识的控制密切相关。青铜之象，是人心投在青铜器上的镜像。
本文原刊于《民族艺术》2019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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