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的久了，也不要忘记人是直立行走的

文丨张是之

在职场上，如果你是一个老好人、热心肠，同事求助从来都不好意思拒绝，自己再难也忍着先帮别人。

但总有一次你真的没法帮忙了，然后拒绝了同事的请求。

也许你是真的有事，但同事却未必能够理解；也有可能反过来，同事很理解，你却有那么一丝的不安。

但那些平时就只顾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很少出手帮助别人的人，偶尔出手相助一次，却有可能给人留下不同的印象。

职场之事，是一个复杂的经验性问题，需要很多的技巧和积累。

但在权利的问题上，并不不需要太多复杂的经验，需要的是你理解本应属于你的那些基本权利。

比如，交易的自由。

用个略有情绪化也未必准确的比喻来说，那就是：跪的久了，真的容易忘记，人是直立行走的。

如果有些东西，当场从你手中抢去，你可能会愤怒、会反抗、会不服。

但如果有些东西，从你爷爷辈、甚至是爷爷的爷爷辈那里抢走，突然有一天这个东西还给你了。

你会什么反应？这个问题跟职场问题有些类似。如果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东西，你很有可能没什么感觉。

但如果是一套价值连城的房子呢？你很有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意外，是一个惊喜，甚至可能会想好好感谢归还给你东西的人。

如果这个东西是一种更抽象的东西，叫作「权利」呢？比如最常见的，自由交易的权利。

前几天新闻联播介绍：「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新闻还举了几个例子，四川成都允许在确保不影响居民、交通和不扰乱市容环境秩序的情况下，可以摆摊设点，助力商户恢复经营和经济复苏，增加就业岗位10万个以上。

杭州、许昌等地也开放了部分街道为摊贩提供经营场地，方便市民日常生活。

这个新闻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那就是：原来此前的评测指标中，是不允许人们这样做的。这疫情来了，闹成这样了，才允许人们这样。

《2017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地级以上·正式印发稿）》，城市精细化管理一栏明确要求：「依法规范管理，公共秩序良好，无违章停车、占道经营、小广告乱张贴现象。」

做出这样规定的仅仅是一个中央文明办，一个连法律都不是的部门测评体系。

这个新闻解开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那就是为什么有些地方在创建文明城市的时候，总是毫不犹豫地对小商小贩们下手，原来是有白纸黑字明文规定的。

我对文明城市的创建还有个不解的地方，那就是文明不文明，难道不应该是这个城市自己的市民说了算吗？为什么从不常住此地的工作组更有发言权？

查阅资料、实地考察、打分评比，这在全国应该都是一盘棋。

这应该属于政治领域的内容，政治我不懂，我只是分享一下我心中的疑惑，同时分享一下我思考的权利问题。

你自由交易的权利被禁止、被剥夺，当时的小商小贩必定是愤怒的不甘的，所以才有了前几年夏俊峰杀害城管案。

这些自由交易的权利过了很多年重新被允许的时候，我们是该鼓掌惊喜呢还是该沉思一下？

是不是至少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要等疫情影响经济了，才放开这些限制，才把这些权利还给人们。

为什么吃不上饭了才允许小岗村包产到户来自救？为什么经济濒临崩溃了才改革开放？为什么民营快递网约车一出来，就要刻意打压？

这些看似具体的经验实例，实际上抽象出来，都逃不脱「权利」二字。

包括很多知名学者在内，认为权利是人际之间互动的产物，只有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才可以称之为「权利」。

很显然，这种经验观察并不符合科学规律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求。

权利的正当性，并不因某些人对某些人的禁止而失效。

否则，人们自由交易的权利，历史上可以因为意识形态而禁止，又可以因为意识形态的变化而放开；可以因为创建卫生文明城市而禁止，又可以因为疫情防控而放开。

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今天可以因为这个原因让你交易，明天随时可以因为某种原因禁止你继续交易。

权利的正当性，因此而变得捉摸不定，会发生因人而异、因事因地而不同的变化。

很显然，这并不科学。

权利的正当性，可以通过论证的得到，而且并不依赖于经验的变化而变化。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市场，更好地理解自由。

有人说，衡量城市文明的尺度，是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我觉得不是。

对待权利二字的认识和态度，才是衡量文明的尺度。

2020年0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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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Edward Hopper，Drug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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