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不及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多数时候，汲汲于生，汲汲于死，朝乾夕惕，只争朝夕，岂有百年之等。

光绪十三年（1887），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中国应每年投入百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李断然回复：“中国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解释道：“那是‘种子钱’，将来会带来百倍的收益。”“何时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正常情况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二十年不长，况且教育乃国家之大本大源，培源固本，理所当然。就清廷而言，平定太平天国后，亿万生民，生息休养，洋务运动，风生水起，迎来所谓的同光中兴，看似来得及，实已等不及。倾厦独撑，危机四伏，外人不解之，惟有锔盆锔碗锔大缸、锔了东庄锔西庄的中堂大人知其底细。

维新派人士也等不及。戊戌变法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待风气变，再行新政。康不以为然：“列强瓜分在即，如何来得及？”当时状况，外则列强竞逐，九土欲裂，救人救其急，内则庐舍为墟，粮米尽罄，防民胜于防寇。多年后，王照在其《小航文存》中意味深长道：“来得及，来不及，都是不贴题的话。”情绪化立场、草率性盲动是康有为政治上的不成熟，这也是后人对此次运动评价不高的原因所在。

革命党人也等不及。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全由政府性质决定，领袖心态扭曲，全社会随之，庚子事变后，革命渐成主流意识。光绪三十一年（1905），严复伦敦逗留期间，孙中山正在北美，遂风尘仆仆赶往伦敦，试图劝其支持革命。二人晤谈国家前途，严复温和说理：“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则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这样的谈话，不求化解分歧，但求相互理解，谁都说服不了谁。其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皆与革命目标相关联，虽曰等不及，却还需等，马超俊尝问孙中山：“革命何时可以成功？”“要一百年。”“要牺牲多少人？”“要两亿人。”辛亥革命的成功，对孙中山而言，来得太过突然，本就是个意外。

从主张君主立宪，到宣传排满，从主张开明专制，到拥护共和，从主张反对复辟，到再造共和，梁启超一生流质善变，却是败而不耻，败而不伤。三观未定，坚持超不出三天，去留不强求，永远别说永远。大变动、大转型时代的特点，新思想层出不穷，不等一种主张成熟，想法已被覆盖，不等一项注意定焦，目光又要转移，此也基于有病乱投医。其言“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己守残数百年，若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扭转数百年之痼疾，庸常而冗长，非一日之功可为，即便革命成功，基础不变，依然故我，康德1784年便有清醒言论：“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却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此一观点，历久弥沉，更发人深省。

即目所见，处处不堪，鲁迅为此先弃医从文，后弃小说而杂文，写作动机由文学创作，转而直言批判，犀利表达愤怒，终于杀出了一条生存的血路。匕首投枪式见诛文字，在于刺痛，在于警醒，而不必隐晦寓意，曲笔阿时。天命昭昭，时不我待，嫌潜移默化太慢；天地无光，风长路远，春风化雨太迟。

真实世界无主角，无主题，不同视角观察同一事态，自会有不同看法。孤山鹤去，隔林鹃啼，旷日弥久遇到忧患成疾，远水近渴矣，上下求索遇到意志恒心，缓不济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