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学人徐江伟

一转眼，和徐江伟先生相识已经十年了。

2011年9月，新昌朋友默雷邀请我去讲学，我第一次来到浙江绍兴南部的新昌县。

默雷本名陈煜，是新昌税务部门的网络工程师，业余从事人文研究。2006年在武汉举行作品讨论会上，我与他相识。此后在网上保持交流。2011年9月，他邀我到他主办的讲座上谈谈心得。

那天讲学前，默雷把一本打印的书稿交到我手上，说书写得不错，你一定要看看。当天和朋友们聊得很晚，我无暇细看书稿。第二天上午，默雷带我参观当地的名胜大佛寺，同时邀来了书稿作者徐江伟。我没看书的内容，所以无法和他进一步讨论。下午我要去杭州。徐江伟主动提出，开车送我，路上多聊聊。那天大雨滂沱，聊了什么我已经记不住了。主要感觉是，他渴望学术上的知音。在中国，县级城镇的文化生活里，想找唱歌跳舞的伙伴比较容易，想找书法绘画、文学创作的同道也不困难，但想找学术研究的同道则并非易事。县级不设学术研究的专业岗位，业余从事学术研究者通常是凤毛麟角。因为学术研究是难度不小的智力挑战，需要足够的知识积累，却不具有娱乐性质，历来只有少数人乐在其中。

我在回程的飞机上开始阅读徐江伟的书稿。这本名为《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的著作，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原来，他从蒙语和古代汉语的比较入手，结合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华夏文明的诞生提出了全新的解释。我一回北京，就给他发去一信：“我在返回北京途中一直看你的大作，感到立论很新颖，视野很开阔，文笔也很流畅。因为我不从事这个领域的专门研究，所以不能判断具体结论的得失。但我想把你的成果推荐给一个学术刊物的主编，他们这个杂志曾经推出过数位民间学者，我希望他把你的书稿选发一些。如果你乐意，请把书稿的电子文本发给我。”

徐江伟收信后，很快发来了电子文本。我迅即转给《社会科学论坛》主编赵虹。他看了以后，也很兴奋。立即决定从2012年起，选刊书稿。赵虹不是一般的选登，而是连续刊登了11期，将书稿的主要内容一一展示。

同时，我又把书稿推荐给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李向晨。他对这部书稿也很欣赏，很快与徐江伟签约，当中经过反复磨合，2013年12月，《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由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2017年，李向晨又在该社出版了徐江伟的第二部专著《另一种起源：华夏文明猜想》。

这两部著作问世后，徐江伟又完成了《青藏高原与东方文明的起源》等两部新著，目前正在寻求出版机会。

为何称徐江伟为民间学者？不妨从他的经历说起。他小学三年级就赶上文革。初中语文就是学“毛选”，物理课本介绍一下“三机一泵”就完了。高中赶上“黄帅事件”，考试都取消了。毕业到一家乡镇农机厂当钳工。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进了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中文专业。学制3年，因为是扩招的走读生，其实只读了两年三个月。这所名为大专的学校，原来是一个中等师范。第一次办大专班，老师也谈不上多高的学术水准，整个教学围绕以训练初中语文老师的目标展开。今天的人或许会以为他学历不高，又无名师指点。我也是1977年考的大学，记得那年全国650万人参加高考，只录取了27万学生，当时考大专的难度大于今天的硕士研究生。老师水平有限，在当时并非个别学校，而是普遍的现象。

徐江伟毕业后，分配到一个乡镇中学任教，三年后又调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前后做了十年教师。1990年代，他下海经商，办了一个建筑机械公司，干了十几年，挣的钱可以保证衣食无忧，于是关掉了公司，专门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学术研究。

他先感兴趣的是蒙古历史。看完蒙古史又去看满洲史，出于好奇心，慢慢地发现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中蕴含着一些因果关系，还没被人说过。对于华夏文明的起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华夏文明是北方游牧族群和南方农耕族群融合而来。在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北方游牧民族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南北原始人群交汇融合的过程非常残酷，而非诗情画意。他注意到汉语普通话与蒙古语腔调相似，而与吴越方言却存在巨大差异，由此推测汉语普通话与阿尔泰语之间存在更多的亲缘关系。如果先秦时代的统治者说的是古代阿尔泰语，汉字历史上应该有过一种跨语系的演变，从最初的多音节读音变成了单音节读音。于是，他从这方面入手来寻找证据。他查看《古代突厥语语法》和《蒙古秘史》，发现许多阿尔泰语词汇读音与先秦雅言可以严格对应。他从2008年开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计划用三年写成一部书稿，想不到起笔很顺，只用5个月就写成初稿，以后不断质疑、修正、扩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