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电影》1988/和谷:吴天明轶事(报告文学)

 2014首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专家评委
(右起前排)孙毅安 邢小利 张宏 王炳文 和谷
(后排)强小陆 朱小彧 牛鸿英 吕宏强 曹小晶 李爱民

吴天明

吴天明 路遥

和谷:吴天明轶事 这帮子闲人儿
《西部电影》1988

吴天明上台,周晓文觉得有门儿,便厚着脸皮子找吴厂长给他一次当场记的机会。吴天明凭感觉,这小子是块料,答应可以干。究竟怎么就是块料,连周晓文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在吴天明眼里是块料。但晓文知道,吴天明的感觉是艺术性的,是凭艺术感觉给自己下判断的。

晓文逮住这风儿,急忙又去找吴天明。他以为,把这个赚钱剧本的信息提供给厂长,也算立了一功,这样,厂长就可以让他拍《命若琴弦》了。没想到吴天明听完他的话,一拍大腿.不容置疑地说:“好?《戈壁血腥路》就是你拍了!”

剧本带回来后,吴天明看了,负责剧本的副厂长郑定于也看过,同意上。
厂长吴天明这阵儿尚在国外,主持工作的副厂长马继龙听周晓文一伙说出事情原委,当然很吃惊,然后笑了。

吴天明又一次把他们哥儿们的阴谋给 粉碎了。

“我给你们当头泼凉水了。”吴天明爽快。

周晓文能说什么呢?他苦笑着说:就算是冰棋淋吧,凉,但还有点营养。

毕竟,吴天明是理解他们的。

吴天明选了张艺谋出演《老井》,本不是学表演的,却非常成功,世界影坛也认账。

这帮子闲人儿

文/和谷

1 题记

你想要看的这篇文章,原先想叫个《这帮哥儿们》的标题。影人喜欢“哥儿们”的称呼,常吊在嘴上,以标榜相互间的那一层不同于“同事”的情份。其实质可以追溯到老祖宗的那个“义”字上。我觉得,“义”没有什么不好,那么“哥儿们”总还中听。

叫声“哥儿们”好相处,好办事情。但这称谓,不属于影人或哪个行当的专利,在当今社会几乎随处可见这般的人际圈子。同样,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可挑剔的。尤其在人心不古的时候。

有人向我提说起《疯狂的代价》剧组,说那是一帮哥儿们!特棒!甚至还加一个“铁”字,铁哥儿们!听得出其中的味道,影片成功的因素与“哥儿们”这层含义关系甚大。如今有人所论述的什么优化组合、人才构架、天时地利人和等等都在其中了。

“这帮子闲人儿把事情给弄成了!”这话当然更使我感兴趣。闲人儿,老陕叫成“闲(音han)”人。本意恐怕是指不干事情的人。似乎属于一个贬义词,但艺人们却也以此自嘲,“吾辈乃闲人也”就多少显得清逸不俗。大忙人,往往是庸庸碌碌,终得一事无成;闲人似乎百无聊赖,却在谋事,愣不防就惊凡骇俗起来。

张艺谋 吴天明

2 夜读小札

电影是给人看的,是视觉的艺术。这话你懂。亲近于方块字的人,在看影片画面之前或之后总有品读剧本的习性。有时,剧本所提供的东西在想像力中更能诱惑人。

我也是闲下来才读书。现在我读《疯狂的代价》导演工作台本。我想看看热闹,权当消遣,权当吃催眠药,翻一翻,然后睡觉。

不就是—桩强奸案吗?不就是招徕观众的招数吗?不就是“疯狂”这个字眼吗?
不是。不仅仅是。不全是。

青青和兰兰、大成大生兄弟、李长伟,还有那个老赵。产院、学校、书屋、修车行、公安局。一个城市的一个角落的一群人的生活故事。

不就那么回事吗?可我读着读着,愈是从那字里行间读出个“闲”字来。为此般闲人闲事。会是含泪的笑,心酸的热闹,继而是一种真切的庄严。

在疯狂的代价背后,一个当今社会城市生活的灵魂在诡秘地窥视着你。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社会心态和城市生活情绪的载体,是对时代感的有力把握。

它的多义以至于模糊、朦胧的意味,已远远超出了一个案件的故事情节范畴。

其中对于人、人性意义的剖白,是站在人物的角度、各个人物的视点上去构建其社会生活画面的,这就更真实地再现了客观的生活本质。

而艺术处理上的惨淡经营,也足以使愿意思考艺术现象的人们咀嚼再三的。

再说它寓雅于俗的综合方法,也同样显示出这帮闲人儿的精明与机智。他们毕竟生活在经济时代,又是弄艺术的行当,在夹缝中折腾出这么个玩意来,难能可贵得很。

我愈是想欣赏一下活起来的《疯狂的代价》了。

这帮闲人儿对于我也似乎神秘起来。

吴天明(中)拍摄《老井》 张艺谋(右一)当摄影和主演

3 不多余的插话

“我追求两个字:公正,或者叫公平”。

导演周晓文在家里放录像给我们看,偶尔作一点插话,题内题外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逻辑,而不是应该符合什么逻辑。”

“艺术上的刨祖坟,我不大感兴趣。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殖民地文化?这些问题很费人思索。”

(青青书屋。李长伟在向读者推销通俗杂志。)

“我在琢磨城市文化,现代的。城市青年心理文化状态,离现实更近。”

(青青家。着内衣的女主人公侧影。)

“人体美是无可指责的。问题在于脱光了是招徕观众还是表现人物,这很要紧。”

(青青带兰兰协助破案。一段让人烦躁的、不可忍受的音乐,不注重旋律,只强调节奏。)

“调查、破案以至亲人的关切,实际上比遭受凌辱的事件本身更摧残人。但又没有什么不对。”

(姐妹俩在人群里希望发现罪犯。)

“无目的地寻找。”

(海滨浴场。)

“这一段音乐,古怪而不可理解。”

(兰兰和同学谈还书的事,身后是块大黑板。)

“请注意黑板上的字!”

(黑板上写着校规,有“谈情说爱者,开除”字样。)

(台阶路。)

“有封闭的意思。”

(塔楼上的亮光。)

“这只有一秒钟的镜头,折腾了大半天,角度极难找。”

(产房。)

“有人说,产房、法院,还有摈仪馆。对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很重要。”

(青育被产妇家属乱打后呆在那儿,用嘴角的血迹画胡子。)

“这是临场即兴想出来的。”

(青青将大成一脚踢下塔楼。)

“女主人公这一脚,是人物人格分裂的极至。她有些偏执,其人格功能是不完整的。”

“片子所反映的人和事都是怪现象。几个主要人物都是不大正常的人物,不是说原本就不正常,是故事所引发的。”

说到片名,周晓文说,不是吗,几个人物都为一件事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代价是有些“疯狂”的味道。

“疯狂”不是耸人听闻,是一种情绪的用语,也许有艺术夸张的成份。

4 快速剪辑

辛辛苦苦几个月,拍一大堆东西回来,就看剪辑的功夫啦!一般别人剪辑需用几个月时间,《疯狂的代价》却仅用五天。

周晓文是个急性子,剪辑时果断,毫不犹豫。

凭什么?

感觉。

5 说来话长

起先,周晓文就感觉史铁生的一部小说《命若琴弦》有戏,跃跃欲试一番,想把它搬上银幕。史铁生也讲哥们义气,将改编权交给一位女士。这位女士没搞出来,晓文想自己干算了。

晓文将想法告诉厂长吴天明。一块合计了一下,片子是不赚钱的。如今世道,不嫌钱的事往往不大好办。

恰巧,西影招待所住进一位天山制片厂的编剧,手头有一部东西叫《戈壁血腥路》可谓热门题材。内容当然是戈壁烽烟,杀人如麻,黄金市场,嫖风偷情,会很热闹,很叫座。

晓文逮住这风儿,急忙又去找吴天明。他以为,把这个赚钱剧本的信息提供给厂长,也算立了一功,这样,厂长就可以让他拍《命若琴弦》了。没想到吴天明听完他的话,一拍大腿.不容置疑地说:“好?《戈壁血腥路》就是你拍了!”

周晓文好不尴尬。

其实,截止说话间,晓文还真不知道这枪手的脚本究竟写得如何。

这位编剧是天山电影厂的人,按说本子应该先给自己的厂子,但他答应考虑一下,回新疆后三天头上,他来一电报,同意西影拍,详情面叙。

这对西影厂无疑是好消息。对周晓文则是无可奈何。

天明让晓文赶紧动身,去与作者联系。

见面后一说,这位作者对天山厂有些事的做法大为恼火。一位战友去世了,有些遗留问题厂子里处理得不尽人意。妈的,不干了。反正写本子的任务完成了。给厂子卖命,死了落脚不好,谁他妈何苦哩!

剧本带回来后,吴天明看了,负责剧本的副厂长郑定于也看过,同意上。

开张在即,剧组的几位拿事的人,包括周晓文,却犯疑虑了。

哥儿们凑到一起合计了一下,拍摄经费需要250万到300万,一年是拍不完的。再说本子是从人家手里抢来的,将来拍摄的外景地毕竟是在自治区的地盘上,困难可想而知。

是否可以把景地改在陕北,让主要人物变成土豪。听说刘志丹闹红时的土围子还在,高原古堡,够特色的了。加之三边有沙漠,有草原,也够得劲的。 ‘

哥儿们住在厂招待所里,整天苦思其想,绞尽脑汁,想弄出个绝活儿来。也看看美国西部片,同时谋划自己的西部片。

突然有一天,芦苇想出个好东西,说准能拍成,干脆,男主角就是个十足的陕北闲人,保镖一个,着棉袄棉裤,一口金牙,还有二十年代时髦的水晶石眼镜,“梆子CA”,然后骑一头驴。神不神?再把汉阳制造手枪的木把子锯掉,揣在棉皮袄里。

好东西。

俨然是一个陕北的佐罗。

于是,心里一热,哥儿们便开拔北上,直抵那座雄沉苍凉的古堡。

1987年,《老井》《红高粱》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吴天明、张艺谋(前排左一、左二)在政协礼堂外

6 延安会议

古堡的景儿是不错。浑厚,奇巍,血红的石崖透出铮铮气质。

但作为游山玩景可以,要拍电影嘛,则难以想像。爬上古堡,已使几条汉子十分吃力,何况还是空手。

一切美妙的曾经使哥儿们惊喜万状的憧憬,项刻间化为乌有。

现在是1988年4月18日黄昏,一辆旧面包车拖狼烟一样的黄尘,由北向南,沿着延河川道赶赴延安投宿。

延安应该是周晓文的外婆家,芦苇本来就是延安人氏。但延安在这一天对他们哥儿们都十分陌生起来。

他们的车子驶入OO宾馆,又奔OO饭店,这里住宿条件是不错,但却拒不接待他们这七位风尘仆仆的影人。说是开OOO,外人一律不在接待之列。革命传统要发扬,各种会议不停地开。

几位黄尘满面的艺术家,只好叹口气,继续寻找收留他们的客舍。

途中,不知是谁想起了父辈们的往事,对延安这块圣地大加感概了一番。不知又有谁想起了一首革命传统民歌道;“胡宗南,我O你个妈!你把老子活气煞。”

闲人们恶作剧有的是,他们把这首民歌篡改了一下,以泄私愤:“OO宾馆,我O你个妈!你把老子活气煞”,毕了又“OO饭店,我O你个妈!你把老子活气煞”。一口的陕北腔,骂得他们自个儿差点乐死。

这当然是违反“五讲四美三热爱”的,这会儿,他们只顾开心。要不,就不是闲人了。

最后终于住进延河饭店。不说别的,这儿没有好窗户。黄尘随风而入,满床满被子皆是土了。他们找服务员来,服务员只管说“不怕”!又问起什么,服务员还是说:“不怕”!

“我们怕,怎么不怕?你不怕,我们怕。怎么过夜呢?”哥儿们觉得这“不怕”的话说得有意思。

延安人爱说“不怕”。怕是有多种解释的。哥儿们猜想啥意思,不怕,是没关系,是甭着急,是请放心还是什么呢?

恶作剧是恶作剧,正经事还得干。古堡的戏告吹,剧组搭起来了没戏可唱,这确实是叫人焦心的事。

哥儿们凑到一起,又开始琢磨他们所需上马的戏的模样儿。也是会议。

还是周晓文的脑瓜子灵,他想起一个故事,即《疯狂的代价》的故事雏型。原本是美国的一篇小说报道,说的是楔而不舍斗歹徒的小故事。说是一个老太太养了七个孩子,有一个孩子被坏人强奸了,老太太一怒之下什么事也不干了,带上孩子们整天专门破这个案子,几年后终于把罪犯给捉住了。

以此为基点,可以引发出许多深刻的东西来。

这里有戏!

哥儿们都赞成,也挺振奋。芦苇凉凉的,说听你的,没意见,他是在思索问题。

周晓文想起拍上一部片子《最后的疯狂》时,曾在青岛采过景,那景地特棒,后来没用得上,戏在大连拍了。如果现在决定拍一部以强奸案为情节的片子,青岛的景地就再也合适不过了。

但要把《戈壁血腥路》改换在青岛拍摄一部强奸的片子,连个最起码的脚本也没有哇!

一无所有。

讨论大半宿,最后还是咬了牙:换!

7 荒唐事

4月19日,一行人回到西安。

他们象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似地悄悄住进一家旅馆,不敢在厂里露面。

原先准备上的本儿曾打印送审过,剧组成立的名义也是《戈壁血腥路》,怎么可以轻易地更改为别的呢?

这不能不是一件荒唐的事情。

这种荒唐事,也只能放在比较开明的西影厂,在其它电影厂恐怕是行不通的,甚至于闻所未闻。

他们嘀咕了:头儿会同意吗?

但他们也知道,他们西影厂绝不是上影或北影。

厂长吴天明这阵儿尚在国外,主持工作的副厂长马继龙听周晓文一伙说出事情原委,当然很吃惊,然后笑了。

周晓文耽怕头儿打绊坷,竭力地摆出他们的理由,并立下军令状,说今天是4月20日晚,十天之后,也就是4月30日晚保证拿出本子来。

马继龙见这帮子说得在理,心又特热,想了想,说:那就这样吧!

接着他们又去找剧本厂长郑定于,郑定于也同意了。

西影厂能出好片子,有一点,恐怕就在于因为如此地容忍这般的荒唐事,信任是最基本的东西,往往是最重要的因素。

何况,周晓文已在《最后的疯狂》中显露了头角,是个拿得出手的有潜势的青年导演。

头儿说可以,周晓文心里咯噔一下。

哥儿们所谋划的东西已向成功接近,但也不是轻松,沉甸甸地逼人。

这便不必躲避,从旅社搬回厂招待所,由周晓文、芦苇执笔,开始炮制文学剧本。

8 芦苇小传

笔者是在西影厂小放映室见到芦苇的。他不是我想像中的芦苇。他只能是芦苇。

人长得很魁实,大个儿,肤色黑红,有点胡茬子。他的深沉而忧郁的目光,使你感到一种内在的力度,内在的性情。外在的装璜是牛仔装,有点脏不拉几的,象刚刚从轧钢厂车间走出来的一条汉子。

周晓文曾向我介绍过他这个铁哥儿们,三十七、八岁,比他大一些。父亲是延安最早的汽车司机,这辆车子是供先生乘坐的。若干年后,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这位老司机的儿子芦苇也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当了开车的。在西北局大院,芦苇乃孩子王一个,甚至在西安南郊也曾小有名气。他爱画画,一群孩子也围着他画画。到如今,那帮画画的孩子已经成了画家或研究生或什么人物。

芦苇一直求艺之心不死,1976年进西影厂开车,后跳到绘景,继而在电影《奥金玛》中与周晓文、王安庆结下不解之缘。

有人说,斯人不外露,外表看不出什么才华横溢。

有人说,斯人看书很多,也很杂,对社会人生有独到见地,写本子尤其整台词是顶拿手的。

也有人说,他是情种,他有苦难的秘密。

吴天明 李安

9 王安庆其人

你要记起他的面孔,《最后的疯狂》里饰新郎官的便是姓王名安庆者。

他是个独子。独子使他幸免于上山下乡或者去三线修铁路或者去当兵,高中上完就很运气地混入西影厂当了一名洗印工人。可他不知趣,干那活儿,没劲儿!可他技术驰得开,人各有各的活法,他不想只干洗印,偏偏也就药水过敏,有理由想办法跳出来。于是又去干制景,这儿钉个钉子,那儿搬个凳子,还是没劲,这一干就是六个年头。

他是因为觉得自个儿有劲没处使才感到干什么也没劲。

这其中还看了一年的大门,西影厂的大门。又看了一年的什么“三种人”,当看守角色。

父亲是个老修表匠,儿子学不会那玩意儿。

唯独一点,王安庆喜欢电影。这就够了。

还有,他喜欢玩儿。

还有,重义气。

10 且看周晓文

周晓文出身于军人家庭。这可不是穿了几天绿衣服的一般军人可以攀比资历的军人家庭。他父亲,红军时代就加入队伍,爬过雪山,过过草地,从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走过来的。母亲延安人,出身贫贱,属泥瓦匠一个档的。因上学时与一位驻扎延安的某大官的女儿十分要好,被保荐读书,一直读完榆林女师毕业,当了一位小学教员,也是延安第一个女教员。父亲后来在三局任职,晓文大学没毕业老人家就不在世了。

晓文是他们兄妹中最小的。他三个姐一个哥。按说,他小时候并没沾过艺术的边儿,部队大院里向来是武多文少。

但这小子有思维时就思路挺怪。1岁多伊呀学语,竟时常说出一些成语来。两岁多可以编些离奇的故事。一次,他走到一头驴跟前时,驴突然大叫,他被驴叫吓坏了,等镇静下来,他便对驴说:“你等着,我长大后要变头大驴,吓死你!”他似乎知道了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什么是强什么是弱。这并不奇怪。

还有一次,他哥问他,你知道你是哪儿生的?他脱口而出,协和医院。他又反问他哥,你哪儿生的?哥随便说,不知道。他便神气起来,你哪儿生的你都不知道,告诉你,你也是协和医院生的。你记得不,你生下来时,我还在边上看你哩!

这是童话,两岁童年的童话。

他从童话中走出来,走进兵营,开始军旅生涯。他当的是通讯兵,那时同苏修打仗,搞得很紧张。1972年底,他复员了,刚刚18岁年纪。

后来,他考取电影学院,这是极偶然的事,在部队时,连队30多个北京兵,当连长的头痛,城市兵那调儿会是怎样的呢?不说别的,公然把河北师范学院张家口分院的图书馆在一夜之间给扫荡了。获利品是几百本书,各种书。然后分脏,每人各得几本。饥饿的年代,饥饿的年龄,才有如此举动的饥饿。晓文读到一本叫作吴印咸的人写的一本叫作《摄影艺术表现方法》的书,有方块字,更有图片什么的,很好看,就结结实实地读完了它。正是这本小册子的小诱惑,使他稀里糊涂地考中了电影学院摄影系。在当时,考上考不上,对他来说也稀里糊涂,无所谓。

进了校门,他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去读导演,而不是摆弄摄影机。但导演专业没恢复,干着急没用。以至以后分配到西影厂当摄影助理了还想重考导演,但违反“不搞重复教育”的条文,拉倒。

想当导演,对于周晓文来说,当初确实是难上难,难于上青天。就一个场记,他曾经奋斗了整整6年才干上的。不少人瞧他不起,你周晓文想当导演.得了吧!

有人视他为洪水猛兽,他一敲人家门儿,人家开个门缝一瞧见是他,就立刻要关门了。周晓文也挺绝,慌乱使一只脚蹩在门缝处,让人家关不上。这么,就在夹着脚的门缝里说要说的话。这真是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怎么,又是想当场记?你周晓文那两下子,行吗?你懂文学吗懂音乐吗懂绘画吗懂表演吗懂道具吗?别以为会照相就可以当—名场记。

周晓文欲哭无泪。欲笑无声,气死啦!

吴天明上台,周晓文觉得有门儿,便厚着脸皮子找吴厂长给他一次当场记的机会。吴天明凭感觉,这小子是块料,答应可以干。究竟怎么就是块料,连周晓文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在吴天明眼里是块料。但晓文知道,吴天明的感觉是艺术性的,是凭艺术感觉给自己下判断的。

这么周晓文就来了劲,关起门来折腾了几个电影本子,其中有王安忆的《舞台小世界》,又去找吴天明,吴天明叹口气,再努力吧,努力就会成功的,再说他这一厂之长也不可能一手遮天许多事情。

在此之前,周晓文干上了副摄影,又在《战斗年华》一片中饰某角色,当演员,学表演,先实践一下这些行当也无妨。

随后,他干脆不干摄影,告别了他的所谓专业或专长。

别人以为这小子破罐儿破摔,完蛋了,其实他关起门来在弄自己的东西。写剧本,分镜头,制定拍摄方案,钻研理论,收寻资料。他为自己创造一个机会,一个施展才华的世界。面壁修行,必成大器。他妈的!老子这辈子非干导演干大导演不可!

曾经有那么一天,周晓文带着他的一帮子弟兄闯入田炜的门儿。说他已经有一个绝好的脚本,名曰《A》,导演当然是周晓文本人了,摄影、制片、化妆、道具等也有了自己的人手,俨然一个摄制组的人马给拢齐了。田炜收下本子,说支持这种方法,并觉得这对西影厂不啻是一个贡献。但不合时宜,不可能上。

《舞台小世界》也是一整套人马全齐了,有芦苇,有王安庆。

但天时不到,地利不足,人和欠缺。

吴天明又一次把他们哥儿们的阴谋给粉碎了。

“我给你们当头泼凉水了。”吴天明爽快。

周晓文能说什么呢?他苦笑着说:就算是冰棋淋吧,凉,但还有点营养。

毕竟,吴天明是理解他们的。

终于有一天,曾经摩拳擦掌、信誓旦旦的人物周晓文,总算在颜学恕导演那儿谋得“场记”之差。

但别忘了,委任书上有这样的附言,意思是:只当这一个戏的场记,干完后立即回摄影车间。

管不了许多了,周晓文眼下终于成为一名正经巴板的“场记”了。事情又很巧,原拟作《野山》副导演的曹景阳去拍别的戏了,周晓文在中途又一步登天,递升为副导演。

又上《他们正年轻》赴前线,在血里火闯荡,一气呵成,声誉较佳。

尔后执导《最后的疯狂》名声大噪。

路遥 吴天明

11 回忆奥金玛

那时候,周晓文还是个不起眼的摄影助理。先是搞根据陈忠实小说《接班以后》改编的《渭水新歌》,接着在《奥金玛》剧组。

也就在《奥金玛》景地的甘南草原,周晓文与绘景的芦苇、跟拍的王安庆走到了一块,哥们兄弟,一直到现在。

说实话,在《奥金玛》,很少有人把摄影助理周晓文当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生来看待。在厂子里,他们这帮儿还不如考进来的学徒工神气。招进厂的多是本地人,能进西影厂,那也就不是白吃饭的。用他们的话讲,电影学院分来的年轻人比较惨,比较可悲。周晓文感到所学的用不上,你扛你的摄影机吧,这儿没你的位置。他是后去剧组的,想要一卷黑白胶片,也要看人的脸色。人家会郑重告诉他,按规定是不允许的,要用的话,只能用上一卷。

甘南草原上风景太迷人了。周晓文、芦苇,还有他现在的夫人晓红,躺在草原上数天上的星星,听天籁之声。人和自然的亲切,又似乎使这帮满腹牢骚的哥儿们回到了童话里。但生活是庄严的,因为生命本是严峻的字眼。

不是吗?他们去过几次天葬场,深深感触到生命的内涵。他们看见一具未葬的尸体,被秃鸳吃空了内脏,头颅也只剩下一个空壳。惊恐中,有谁说,谁敢把它摸一摸。周晓文二球劲上来了,说我敢,上前去不禁摸了,还将尸首扶起来,要别人为他拍照留念。他拿着从骨头里捡的一把刀,扶着死人脖子,庄严的神情,拿机子的不敢拍照了。完了,哥儿们都说晓文英勇。他们奔呀跑呀,喊呀乐呀,在泥里摔着跟头,一路连滚带爬往前去。

离开人群,走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去,会感到存在的美丽。那树林子是原来原始状态的未被人类掠夺过的纯净世界,草木那么美妙,水流得那么好,那么清净,那么妙不可方言。可以看着鱼钓鱼,钓一个准。

但太雅的兴致谈不到,他们身着大棉袄,小破工人一个,很是赖不稀稀的,要多穷酸有多穷酸。

晓文同王安庆以前不曾结识,虽住对门邻居却未曾往来。本来嘛,不是一伙儿。是晓文误吃草原上的旱獭肉,拉肚子,拉得住了医院,王安庆关照备至,之后哥儿俩索性住一个屋了。

他们的经历有不同处,但毕竟有相似之处。

要么就走不到一块,不成哥儿们了。

有一个相似处,喜欢下围棋。尽管棋术都很臭。

还有,喜欢拍电影。这是至关重要的。

12 飞跃的三点式

接着前边撇下的话题说。

先是几个人—起胡扯了两天剧本。接下来就由周晓文、芦苇执笔写了。由芦苇写前半部分,周晓文写后半部分比较激烈的场面。

周晓文写着自己份内的,还不时跑到芦苇那儿骚扰,看他写到哪儿啦。芦苇是写台词的老手,这话前边说过,眼下的本子的台词几乎第一遍就这样了。

按军令状所规定的时间,电影文学剧本《呼救》第—稿如期交稿。

打印,送审,—路顺风。

去过青岛后,本子第二稿便更名为《疯狂的代价》,已接近分镜头剧本。又整了—遍,即现在看到的导演工作台本。

在老山前线拍《他们正年轻》时,周晓文就有个感觉。说是在看实战录相时,突然觉得有个什么东西挺妙,仅这一瞬间,就以为这个片子有可以拍成的把握和信心了。拍《最后的疯狂》想到两个主要人物很相似,便有了艺术自信力,只一点,似乎就窥见了成功的希望之光。

而《疯狂的代价》最早引发此片意图的那则小报道只能算是—个引发点,剧本的内在东西来得却不易,可以说,不仅不是一气呵成,甚至是扭曲的。

其中三点挺重要。

一点,开始将孙大成哥俩仅作为铁哥儿们处理,一个赌钱输给一个,不想还账,捉住—个的短。芦苇说,改成兄弟俩得了,这样更出戏。

王安庆有一天突然说,青青作为歌女太俗,改成接生的护士怎么样?好!这又多了一层意味。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照明组长韩贵臣,也就是同王安庆一起演剧中修车的那一位,在周晓文正谋划着如何深化人物性格想让青青同李长伟接吻或总得干点什么事儿才行时,他无意撇了一句:干脆,让青青把孙大成给杀了得啦!然后便有了塔楼上青青飞起的一脚,极妙的一脚。

这可以说是剧本实质性飞跃的三个点。

一部电影的成功,导演无疑是重要的。但只靠导演,也拍不好一部象样的片子。

周晓文曾引用吴天明的话感概地说:离了一群志同道和、充满才智的朋友,是拍不出一部好片子的。

别说一部戏,整个西安电影制片厂这部大戏不也是同样的理儿吗?

13 闹中取静(靖)及其它

《疯狂的代价》中的青青,在导演眼里是个什么模样儿?让人看着舒服,略带神经质,当然不是丑八怪,要漂亮,但不艳。

兰兰呢?普通,普普通通得在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纯,不漂亮,好看。

李长伟就是照《孩子王》、《棋王》的主角谢圆的形象或者说是戏路写的。他们喜欢他的戏。

其他的,一下子说不清楚。

选青青这个角色的饰演者,曾找遍电影学院好几届的学员,挑来挑去,都不够合适。周晓文偶然碰上伍宇娟,搭跟一看她便是意中的青青。之后,犹豫过相当一段时间,最后还是觉得非伍宇娟为青青莫属。

老赵选中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行政干部,他曾是伙食科长,自幼喜爱军体,开汽车出身。

大成兄弟也还找得不大费工夫。

最热闹的是寻找兰兰。几不可得,只好在《西安晚报》上登广告,挑选兰兰的饰演者。

招考的时间择一礼拜天,地点放在西影剧团排练厅。到了这一天,剧组人马都上手了。好家伙,谁知道一下子来了上千人,把个院子挤得满满的。

真可谓千里挑一。

广告上说招收11岁到14岁的女孩子。剧中人物为13岁,来参加报考的竟扩大了范围,小的8岁,大的17岁。规定为1.50米到1.54米的身高,来者为1.20米至1.70米。难道仅仅是热心电影热心当演员吗?

周晓文来找剧务安排考试。先十个十个过,后来一次就过三十个。一秒钟一个,前呼后拥。有的在门外哭,有的说刚进来就被挤出去了。这一天,从早到晚,整得焦头烂额。

最后剩40名。每人随便出个什么节目,唱歌也行,朗诵也行.表演什么可以。从其中选出九名,九名留下四名,四名留下最后两名。先是排除在九名以外的不少在哭鼻子,九名中除去的五名也哭,最后淘汰的两名还哭。到了两个中间选出—名的时候了,是试演剧中台阶路上青青打兰兰的一节戏。其中李靖出戏快,另一名棱角好些。

晚上剧组举手表决,李靖这女孩子运气,她的票占了大多半。

这“闹中取静”的戏没白整,李靖选准了。她实际年龄不过10.5岁。身高1.53米,拍完戏长到1.57米了。这女孩子从来未学过表演,但有灵感,有潜势,拍戏后能非常老练地在镜头前生活,配音也极棒,这是剧组的人们不曾意料的事。

电影《人生》

14 聪明加脸皮厚

按说,作为性格演员似乎高出一筹,其次才是本色演员。那么,科班出身的当比野台子出来的演技高了。

但也怪,有句说话“乱拳打死老师傅”,听来也颇有道理在。

吴天明选了张艺谋出演《老井》,本不是学表演的,却非常成功,世界影坛也认账。

这么说,就可以去解释李靖的表演为何可能出乎人们的意料了。

周晓文也使这一招,在《最后的疯狂》就用上了。找新郎找不上,说是就照王安庆这个样儿的找,在东北、北京、天津也没找得上,找了个合适的却接别的戏顾不得来。干脆,不找了,就是制片主任王安庆上了。

不是干表演的,演就演,演好演不好没有负担,反正不是凭干这一行吃饭的。但王安庆一上场还紧张,毕竟不是闹着玩的。有的电影学院表演的毕业生也许一辈子还没演过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后来,王安庆在镜头前变得自然了,而且十分自如,愈来愈演出点得意劲。

作为观众,是看不出新郎官的角色是个野台子演员演的,觉得这演员的戏演得挺生动。在首映式上,周晓文和王安庆都坐在观众席上,观众对新郎官感兴趣,他们也就高兴,这就够了。

周晓文说,事情就这么怪!只要豁出去了,心理上没负担,就能演好。演员嘛,起码得“聪明加脸皮厚”。

有的角色,却也真是为艺术献身。

《最后的疯狂》里废料厂那场戏,非常险恶。要把尸体抓住扔到吊车翻斗里去,弄不好就出人命。找了一位武警战士当替身,为安全着想,人家不敢干了。这时候,照明组长韩贵臣站出来说,我来吧!这下子把难题解决了。但韩贵团临到现场,也怕,不怕是假的。剧组大伙儿也觉得太危险,万一把这“尸体”扔偏了,撞在反斗的铁壳上就完了,尽管在翻斗底部垫了不少软东西,试一试吧,如果扔偏了,就让“尸体”抓住铁柄,拍不成也没关系。勇敢的韩贵臣作了“尸体”,扔准了,拍摄得意外成功。

可见当个好演员,不光是“聪明加脸皮厚”,其他因素也要紧。

15 新老朋友

31岁的王大为是《疯狂的代价》一片的副导演。他毕业于电影学院表演系,在《最后的疯狂》中饰演列车长。这位列车长在拍戏过程中,办了一系列和铁路上打交道的事,办得很出色。列车长嘛,在行。

周晓文评价王大为:聪明,人品特好,任劳任怨,身体棒,精力充沛。在《最后的疯狂》时就一眼相中,这部戏就过来一块干,当了副导演。王大为小周晓文三岁,有朝气,是他放心的好助手。

剧组哥儿们都说,现在年轻人,象王大为这样素质好的人不多见。不计较名利报酬, 干活儿第—。

“难得有这么个副手!”周晓文总感叹地说。

另一位,摄影师,王新生,在《疯狂的代价》中乃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他同周晓文同班同学,年长几岁,显得成熟一些,稳健—些。

他们已有15年的交情,算是老同学老朋友了。但也曾阴差阳错,二人一直住一宿舍,却相互不大接触,或者说开始相互都有成见。周晓文,除了学功课外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有点“白专道路”的样子。王新生,是个党员,那阵的党员得象那阵儿的党员的样子。在周晓文看来,王新生只是活了个党员而已。反回来说,周晓文在王新生眼里也不怎么样。临到毕业时,偶尔的机会,彼此理解了,觉得你我都一个样儿,几乎没什么区别。

《疯狂的代价》是他们第二次合作。周晓文拍《最后的疯狂》时,王新生在拍《黑炮事件》,之后正同黄建新谋划与西德合拍片子的事。之后,王新生又上了《棋王》,随后追回来参加《戈壁血腥路》的拍摄。

王新生当时腰有毛病,仍不愿放弃这个朋友间合作的机会。他说:晓文,我对不起你。俗话说,事不过三,三部戏了,咱们才第一次合作。

王新生是个很用功的人。他对摄影非常用心,有相当造诣。

你看看片子,拍得极认真。摄影运动流畅,光线自然,构图奇巧。从而,使影片增色不少。

愉快的合作,是事业成功的要害。

16 雨景与百叶窗

在《疯狂的代价》中,他们着意要拍好一场雨景戏。

拍自然雨景,肯定不合心意,可见度差,没那么个氛围。人工雨景,拍起来将是很费事的。银幕上的画面,毕竟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的照搬,人工的刻意创造会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头一次,景地在市政府门口,消防部门配合不好,拍糟了。而后将景地换至一条僻静的街道,搞了人工降雨车。但车子一颠,雨就下得变了形,下得很假了。既是假的,还要弄假成真,又只好用高压水枪,还得不时摇晃水枪,将雨下得均匀一些。

王安庆便成了下雨大师,操着水枪持续地机械地摇晃着。弄得一身雨,一身汗,拍完后两个膀子都抬不起来了。

导演的用意,是青青和老赵这两代人之间的唯一的一次沟通,非得有很有味的雨景氛围去渲染不可。

一代人被认为没用了。

一代人虽青春勃发却也活得非常不正常。

两代人之间的理解,是不可轻视的。再说,他们想使这一节戏有一些实验性质。“你们家有谁要看病的话,我给你们走后门!”青青在雨里喊叫着。这里的“走后门”,可能变得很美。不是吗?

塔楼是选得很满意的一个景地。也巧,塔楼下紧连着的本来就是一个修车行。但搏斗的戏在那么高的塔楼上去演,稍一有闪失就会出事。毕了,仍在底处搭了一个塔楼的景,接起来,一点也看不出真伪。

再就是青青书屋。原是一个叉路口的极好的去处,又搭了景,屋子构图挺别致。

当时,是美工窦国样还是助理杨大矛提议,是否可以在书屋上安装百叶窗好一些?周晓文想了想,俗气,又怕让人说有意搞现代味儿。因为他本来就认为中国没有什么现代派。

但又觉得百叶窗也不妨一试。果然,它有多角度,可以放大或缩小屋内屋外相联系的空间。

屋里屋外显然是两种文化。屋内是莎士比亚、郭沫若,屋外是荒淫竞技场和凶杀。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透过百叶窗在对看,也在悄悄交流着彼此之间的关联。

青青书屋的主人李长伟,是具有双重性格的一个人物。他小小老百姓一个,又叫嚷当什么。他既出售莎士比亚郭沫若,也推销OOOO凶杀案,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他同工商局的女人穷嘴巴舌,从外屋走进里屋又对兰兰说不要看《私生女》的书。他很雅很俗很现代又很正经,谋生糊口也必要,也希望社会往好处走。

文化是什么?西方文化的渗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滞留,简直是大杂烩。在李长伟眼里,既可以津津乐道于此又厌烦得不可解脱。

他有时理解人,对爱挚着;也油头滑脑。说是五毒俱全,但在青青抱住他的一瞬间又显得六神无主。

正是对那扇百叶窗的背景构物,使青青与李长伟亲昵的一场戏显得出手不凡。

17 惨重的失败

是英雄也会有过失败的耻辱。

制片主任王安庆不是那种坐阵屋里的制片主任,他喜欢窜现场,总闲不住。

他同另一位副导演,整天拿个破喇叭,张张罗罗的。通常由他控制后景,周晓文在前边指拔。

还有王大为,他们几个配合默契,是再也放心不过了。

但惨重的失败来到了。

也就是汽车撞超级市场那场戏。临拍摄前,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陈OO追赴景地,鼓励剧组,预祝《疯狂的代价》拍摄成功。仅搭景就花了上万元,壮美的艺术性破坏场面开始了。

周晓文在摄影机旁指挥,1号、2号、3号、4号机一一点到,并同在汽车前联络的王安庆约定,等机子转过来,就开始撞。

王安庆对司机说,你看我手势再启动,可司机听成了一关车门就开。

等王安庆同周晓文联络后,四台机子全开了。但没等他同司机联系,钻入车内的摄影助理就关上了车门。只一个信号,特邀特种部队司机猛地启动汽车,冲上去了。

王安庆一急,忙喊:“停!停!停!”他觉得自己没给司机信号怎么车子冲上去了。

周晓文从报话机里听到王安庆急呼“停停停”,以为出事了,让摄影机停下来,也就直喊“停停停”。

机子全停止转动。

汽车却如一只猛兽,噼噼叭叭地直撞超级市场,一路披挂奔了过去。

司机怎么可以听见车外王安庆的呼喊呢?

一阵轰轰隆隆噼哩叭嚓的响声过后,一座漂亮的超级市场变成废墟,狼藉一片。景地陷入骤烈躁动后的平静。

片刻的死一般的沉寂。

“王安庆!怎么搞的?”周晓文大呼一声,傻眼了。

随后是—片吵杂声。

随后又是沉寂的灰暗。

陈昊苏说:“晓文,别着急。”

周晓文怒气和悔气和为一团,俨然是一个失败的将军,威严中差—点落下男子汉的浊泪来,他点燃一支烟欲哭无泪苦苦思索眼前的惨景。

那辆威风过了的汽车披红挂绿,满身是果浆奶料木屑玻璃渣子,还有愧疚。呆呆地停在那儿。

这是全组弟兄们十几天的心血,还有士气。

怎么办呢?

周晓文趷蹴在地上,哥儿们也围拢过来,蹲着,商量办法。只能重搭一次景,再撞它一回。本来租人家地方就不容易,人家一看又是这么着拍电影,是要再费口舌的。

没办法,连夜晚干,第二天又撞。

王安庆问周晓文,这回怎么办?周晓文说,还是我们俩联络,王安庆说,这回我干脆坐在汽车鼻子上,我不跳下来,司机就不会往上撞。

果然,成功了。

他们想起来后怕,第—次失误差一点撞了王大为,出个事儿就麻烦了。

好不伤心!

18 导演口述录

大成兄弟生理功能健美,一个大块一个小块,特棒,其人格功能分裂。两个极致,落差很大。

殖民地的文化会导致中国现代综合症。

大成是罪犯,罪犯只是法律的名词,是一个术语。他还是个人。说他是罪犯如同说青青是护士差不多。

男的是这样,女孩子呢,偏执。对男人,也包括对女人本身是偏执的,在青青身上很明显。

写一伙扭曲的不正常的人性。

通过这一案件中的六个主要人物及其它人物比较自然的生活现象。反映这个时代城市青年精神的交流活动。

绝不用艰涩的意念和死板的说教。

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卷入形成了这个故事,但情节线所引发的社会现象绝不是偶然的。

打碎了一块镜子。

把美好的东西弄破碎了给人们看,更助于人们理解一些事情。

整个拍摄过程,也是我们自己对当今现实社会生活比较真切地体验过程。这帮哥儿们更了解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

人最本质是甚?

人最本质的是阴阳、乾坤、黑白。

就是男女。

就是一群男人和女人,健康的充满活力的能够繁衍生息延续人类的有情感有思维有理智的一种生物。

生命力!

人首先是自然人。其次是社会人。

人,是社会的总和。

自然人和社会人二者之间的冲突是在人的内心世界也就是精神领域完成的。

一切政治、经济、法律、文化、道德,是文明社会之后逐渐附加在自然人身上的东西。

宗旨不是一个什么案件,是社会人与自然人之间在人的内心世界的强烈冲突。

有一个故事,一个生活片段,有助于观众喜欢这部影片。

先接受,再思考。

不愿意思考,就看个热闹吧!也成。

人的精神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疯狂的。

也就是精神的焦虑。

是物价吗?不。更深处的是突然裂变了习惯,从而形成交错,产生一种焦虑的心态,以至于社会性心态。

这只是就一个角度看问题。

无意于进击社会现实。社会现实的诸种现象和本质是历史的必然。

艺术不能也不必去夸大自身的功能,去改变什么。只能是引导,理解罢了。

艺术就是艺术。

电影也只能是电影。

此片中凡出现的人,只一次性出现,也不是可以不出现的。充满热情的、灰调子的、送礼的、打人的、看热闹的等等,人人都按各自的行为去生活,也都是生活得合情合理。

教人如何去生活,好导演不是这样的。如果是的话,只能是一个笨蛋。

中国画有散点透视的表现方法,西方是焦点透视。中国人的画,是站在画外。西方人的画是让人钻到画里边去。

中国人行。

导演的视点应该是散点的,把握人物各自对生活的理解程度,也就是公正地不带偏见的去表现客观的生活现象,才可能抓住其本质。

那个着制服的女人,也不可憎。不让用淫秽书刊毒害青少年,这话是对的。也没欺压个体户,对李长发有爱慕之倩,是很善良的,质朴的。不是吗?那伙子脏工人,满身污垢。打闹中取乐,虽然粗俗却很幽默,有生活趣味在。

万万不可标榜高雅,雅得不好就会被人看出“酸”味。剪辑时,凡有搞小雅的小聪明的地方,一律剪了去,一寸不留。

大智若愚。大雅若俗。大俗乃大雅。脱俗尔后还俗。

不管干什么,作为人,是平等的。文化和知识的多少,不能代替人的生活兴趣的程度。

老井村人贫苦,东京人却对其赞美不绝。

高梁地里,也有人生高趣。

我想搞的东西比《老井》、《红高梁》委婉一些的好。

《最后的疯狂》里的两个男主人公有脆弱之处,虽然都是刚硬的男子汉。

高仓健式的人物在中国不大可能出现。

男子汉未必就是一动也不动的雕像。

李长伟也不会不称之为男子汉。

问题在于对人物的分寸感把握,而导演意图愈藏得深愈好。

玩功力。

还要考虑时政等等。

《红高梁》是一个传说,可以洒脱。现实题材要拨动观众心弦。离生活越近越奏效。

我喜欢现实。

至于李长伟、青青、兰兰以后怎么样,不知道。包括我们自己。

19 父女之间

周晓文是个大胡子,很漂亮的大胡子,以至于把头顶上的头发也长在了腮帮子上。

因为这漂亮的大胡子,第一次与小女儿久别重逢时,小女儿叫他“爷爷”。

是的,女儿唤他“爷爷”。

他拍《疯狂的代价》,其中六个主要人物都为一件事情付出了代价。

他在拍《最后的疯狂》时,中间一次发烧41.5,浑身抽筋,送到空疗院来了八个大夫忙打镇静剂又上冰带,第二天又爬起来去拍火车站的大场面。

他在拍一群为生活付出代价的人们的故事,自己也懂得了这一行当的代价和疯狂。当女儿叫他“爷爷”的时候。

今年,小儿女3岁了,不会把他叫成爷爷,尽管大胡子仍很茂盛。

但小女儿见他回来,站得远远的,不理睬征战归来的爸爸。只是远远地凝目注视着。

久久,小女儿开口了,蛮有脾气地问道:“你什么时候出差?”

爸爸回来了,她首先想到的是刚刚见到的爸爸很快又要同她分别了。

周晓文与人说起这些,连连说:“太惨了,这次比上次更惨。”

结语

这帮子闲人儿。不闲。非等闲之辈也。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二日于西影、莲湖

《西部电影》一九八八年六月

 和 谷

国家一级作家。1952年生,陕西铜川黄堡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历任《长安》《特区法制》《百年陕西文艺经典》主编,陕西省文联副巡视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
   《市长张铁民》《无忧树》等多部作品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报告文学奖、新时期散文奖和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著有《和谷文集》14卷、《柳公权传》、长篇小说《还乡》《谷雨》等60多部。舞剧《白鹿原》《长恨歌》《孟姜女》编剧。作品收入教材和北京高考试卷,翻译为英文、法文。
   从事文学创作之外,兼事书法绘画,画作《东原》《闺怨》《种豆南山》《北地》等入选《中国作家书画集》等多种书刊展览。曾获陕西省直机关书画奖项和陕西中青年书画家称号。
   黄堡书院设有和谷文学(艺术)馆。

来源:作家和谷 新浪博客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

你右下角点一个

 小编工资涨五毛…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