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安泰（1902年—1967年4月），字祝南，号无庵，广东人，著名古典文学学者，文学史家和书法家。民盟民员。一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发表了几十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尤其精于诗词的研究、创作。他的词学专着有独特创新见解，在词坛有较大影响。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岭南一大家”的评誉。自常州诸词老论词专重意格，鬯言比兴，力崇词体，上媲风骚，以深美闳约为主，以醇厚沉着为归，阐发“意内言外”之旨（见张惠言《词选·序》及金应珪《词选·后序》）。于是，“寄托”之说，霞蔚云蒸，倚声之士，咸极重视。其评论古人之词也，虽一草一木之微，亦莫不求其有无寄托与其寄托之所在；其自为词也，虽身世家国之感，悲愤激烈之怀，亦类思隐约其辞，假诸美人香草贞虫巧鸟等物类以出之；大有非寄托不足以言词之概。谭复堂（献）曰：
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复堂词录叙》）
此读词必须具寄托之眼光，即或失之穿凿亦所不恤之说也。周止庵（济）曰：
词非寄托不入。（《宋四家词选·序论》）
此为词必须运用寄托手段，无寄托不足以言词之说也。周氏又云：
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介存斋论词杂着》）
其以寄托为词学之命脉，学词之枢机，立论尤为剀切。近人吴瞿安（梅）谓“唯有寄托，则辞无泛设，而作者之意，自见诸言外，朝市身世之荣枯，且于是乎觇之焉”（《词学通论》）。殆即“表里相宣，斐然成章”之意。抑周氏所谓“无寄托”，非不必寄托也，寄托而出之以浑融，使读者不能斤斤于迹象以求其真谛，若可见若不可见，若可知若不可知，往复玩索而不容自已也。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则其意有所属可知。曰“求无寄托”，则其有意为无寄托，使有寄托者貌若无寄托可知。故又称：
词中求词，不如词外求词。
夫读词者必当于“词外求词”，则其寓有寄托于无寄托中之意，不几昭然若揭耶？刘融斋（熙载）曰：
词以不犯本位为高。东坡《满庭芳》“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语诚慷慨，然不若《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尤觉空灵蕴藉。（《词概》）
黍离麦秀之悲，暗说则深，明说则浅。曹纯甫词如：“雕阑玉砌，空余三十六离宫。”又云：“繁华一瞬，不堪思忆。”又云：“重台歌舞无消息，金樽玉管空陈迹。”词极感慨，但说得太显，终病浅薄。（《白雨斋词话》）
“以不犯本位为高”、“说得太显，终病浅薄”，是皆主寄托须出之以浑融者。至若沈约斋（祥龙）谓：
词贵意藏于内，而迷离其言以出之，令读者郁伊怆怏，于言外有所感触。（《论词随笔》）
则直为周氏“求无寄托”说下精切之注脚矣。故周氏所谓“无寄托”乃真有所寄托也。寄托者何？况夔生（周颐）于其《词学讲义》曾作如下之解释：
词，《说文》：“意内而言外也。”意内者何？言中有寄托也。所贵乎寄托者，触发于弗克自已，流露于不自知，吾为是词而所寄托者出焉，非因寄托而为是词也。有意为是寄托，若为吾词增重，则是鹜乎其外，近于门面语矣。
周氏主“非寄托不入”，而况氏主“非因寄托而为是词”，周氏主“求有寄托”，“求无寄托”，而况氏不主“有意为是寄托”。立论一似相反。然细推况氏意，殆恶夫“鹜乎其外，近于门面语”者而为是言耳；殆欲使人不为刻露之寄托耳。世固有貌为寄托而中无所有之词，未有真诚有所寄托而绝不用意者。（情感流露于不自知者有矣；意有所属，而谓不自知，其谁信者？）且况氏此说，殆专就周氏“求无寄托”之说发挥，虽不言有意为无寄托，而主寄托之必须力求浑融，与周氏初无二致也。吴瞿安曰：“所谓寄托者，盖借物言志，以抒其忠爱绸缪之旨，三百篇之比兴，《离骚》之香草美人，皆此意也。（《词学通论》）此又专就寄托之本义言，与周、况之就作法言略异。顾寄托之旨，盖不外是。夫必”借物言志“，则其所言者虽不必专务拗晦，使人日叩玄亭以问奇字，然其不敢明言之隐衷可知也。故工于寄托者，其为词也，乃多惝恍迷离，不落言诠，令读者骤遇之，仿佛在耳目之前，深味之，乃觉有悠远之义，不易知其情之所由生与其意之所专指。所谓“脉络井井，而卒焉不得其端倪”（冯梦华论《梦窗词》用笔语），不惟用笔有然，深于寄托之词，大都如是也。寄托之深、浅、广、狭，固随其人之性分与身世为转移，而寄托之显晦，则实左右于其时代环境。大抵感触所及，可以明言者，固不必务为玄远之辞以寄托也。故唐、五代词，虽镂玉雕琼，裁花剪叶，绮绣纷披，令人目眩，而不必有深大之寄托。（有寄托者，极为少数，殆成例外。）以其时少忌讳，则滞着所郁，情意所蓄，不妨明白宣泄发抒也。北宋真、仁以降，外患寖亟，党派渐兴，虽汴都繁丽，不断歌声，而不得明言而又不能已于言者，亦所在多有；于是辞在此而意在彼之词，乃班秩以出。及至南宋，则国势陵夷，金元继迫，忧时之士，悲愤交集，随时承随地，不遑宁处；而时主昏庸，权奸当道，每一命笔，动遭大憀，逐客放臣，项背相望；虽欲不掩其辞，不可得矣。故词至南宋，最多寄托，寄托亦最深婉。朱锡鬯（彝尊）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宋季而始极其变。（《词综·发凡》）其所以力求工或变者，固不仅辞章技术之关系，盖寄托所在，不得不求工或变也。惟极其工，极其变，其寄托乃不伤崭露，不易指陈。周止庵谓：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做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介存斋论词杂著》）“就景叙情”，则寄托所在，自然流露，至易按索。至“即事做景”，则明欲说是事，而不敢明说是事，寓诸景物之中，使读者不易知其寄意为何，此中固有难言之痛也；虽貌若“浅”、“直”，彼其初固先欲泯灭寄托之痕迹，而设诸不相关系之辞以为生发矣。是其浅者，有意使之浅，直者，有意使之直，殆有甚深甚曲之真意蕴其中，不当徒视其形式而浅直之也。吴瞿安谓：“意之曲者，词贵直”（《词学通论》），庶几近之。刘融斋《词概》称：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盖亦与寄托有关。就南宋之社会环境言，倘师北宋之疏、快、阔、亮，则难以寄托，即寄托亦难深远，其“掉转过来”固大有意在，非偶然也。若即此而强为轩轾，虑非刘氏之本意。盖刘氏固非不尊寄托者，其言曰：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艺概·词概》）词莫要于有关系。张元干仲宗因胡邦衡谪新州作《贺新郎》送之，坐是除名，然身虽黜，而义不可没也；张孝祥安国于建康留守席上赋《六州歌头》，致感重臣罢席。然则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同上）“兴、观、群、怨”之义，不有寄托，曷由彰哉？谭复堂谓：“《乐经》亡而六艺不完。……生今日而求乐之似，不得不有取于词”；又谓：“言思拟议之穷，而喜怒哀乐之相发，向之未有得于诗者，今遂有得于词”（见《复堂词录叙》）。其尊崇词体，抑且在诗之上，则寄托之效也。盖“人心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寄托，寄托不厚，感人不深。”（陈亦峰《白雨斋词话·自序》）寓感、感人，咸惟寄托是赖。然则南宋人词之多所寄托者，正其忧生念乱之感甚深，有不容自已者在，其社会环境，盖实迫之使然矣。孟子谓“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余谓读词亦应作如是观。陈亦峰论碧山词，谓“读碧山词者，不得不兼时势言之。”余谓岂独读碧山词为然，读一切词，均不可忽略其有无寄托，即亦不可忽略其时势也。不知其人之所处，则不明其寄意之所在，不知其寄意之所在，则不能下确切之品评，“物色牝牡骊黄外”，吾未见其有当也。故读词须先抉别其有无寄托；欲知其有无寄托，则须具知人论世之明。有寄托之词，大抵体属比兴，而矢口直陈不与者，既无所用其假借，其盘郁于中者，举宣泄于外，一望了然，固不关乎寄托也。（此就命意言。若用笔之横放杰出者，不尽无寄托也。）即以一人之词为例，如岳鹏举（飞）之《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悲愤之怀，壮烈之志，和盘托出，绝无隐蓄，此不关乎寄托也。至其《小重山》词：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则真有寄托之作也。故国怕回首，而托诸惊梦；所愿不得偿，而托诸空阶明月；咎忠贞不见谅于当轴，致坐失机宜，而托诸瑶琴独奏，赏音无人，盖托体比兴也。陈藏一《话腴》谓“'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盖指和议之非。”斯言得之。故求寄托于词中者，当在此而不在彼。盖词之为体，不同诗文，篇幅有限，最长亦不过二百余字，不容尽情直泻，故贵含蓄婉约。（从另一方面言，即沉郁顿挫也。）含蓄婉约，则可广事包罗，虽措辞无多，可令人寻绎其无穷之意味；又同一含蓄婉约之文字，就本事抒写者，辞止而事尽，只能使人感其所感，不能使人感其所不感，其意味又不若出之以比兴之体之深远。（如上举岳鹏举《满江红》词一阕，非不慷慨激昂，可歌可泣，顾其耐人寻味之程度，殊不若其《小重山》也，故从词之本身论，则以《小重山》为高格。）比兴之体，固异说纷纭，甚难穷诘，而寄托所在，则可断言。近人黄季刚（侃）《文心雕龙札记·比兴》云：原夫兴之为用，触物以起情，节取以托意。故有物同而感异者，亦有事异而情同者，循省六诗，可榷举也。夫《柏舟》命篇，邺、鄜两见，然邺诗以喻仁人之不用，鄜诗以譬女子之有常。《杕杜》之日，风雅兼存，而《小雅》以譬得时，《唐风》以哀孤立，此物同而感异也。九罭鳟鲂，鸿飞遵渚，二事绝殊，而皆以喻文公之失所。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两言不类，而皆以伤周道之陵夷。此事异而情同也。此虽释“兴”，义实蒙“比”；盖兴中不妨有比，观其屡用“喻”、“譬”可知。词人比兴，联类无穷，涵义愈广，愈耐玩索；印象既深，力量斯大，凡百艺文，莫能外是，非独倚声一道也。蒋纯甫（敦复）谓：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芬陀利室词话》）词深于兴，则觉事异而情同，语浅而情深。（《词概》）纯甫言其然，融斋则进言其所以然。惟“情同”，斯能感人；惟“情深”，斯能入人心坎，而使人哀乐无端，未由自主。历代词人之关于素描者，殆莫逾于李后主，然其入宋以后感慨苍凉之作，类以比兴之体抒写（此亦与时代环境有关），而其最足名世者，亦为入宋以后之作，则其故从可知矣。历览词籍，比兴而兼赋体者最多；纯用比兴者次之。诚以景物与情事互用者，触景生情，随情写意，易着笔，且易工也。纯用比兴者，未落笔之先，已觉选材为难；已落笔之后，又须铢两悉称，太显，或失之浅，太隐，或失之晦，太务高远，又或失之狂怪，殊未易为力也。又，比兴途径，亦各不同：或取资闺帷之内，羁旅之中，柔情绮思，忆别伤离，而身世家国之怀寓焉（如韦端己《菩萨蛮》之类）。或取资于自然风景，无知物类，听睹所及，曲写毫芥，而身世家国之怀亦寓焉（如姜尧章《暗香》《疏影》之类）。寓诸闺帷羁旅中者，欲人即小以见大也；寓诸风景物类中者，欲人触类以引伸也。然即人事以论时事，易“犯本位”；若假物类以喻时事，则非精心抉易剔，不易认识，且亦可以强辨（如前黄季刚氏所引之例）。故时忌愈多者，咏物之什乃愈出。北宋有寄托之词，多属抒写私情，南宋有寄托之词，多属描摹物类，非无故也。所谓“词至北宋而始大，至南宋而遂深”，即此一端，略可考见。至托兴吊古，则本已无关时事，途径自无岐异。陈亦峰氏之解沉郁也，谓：“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白雨斋词话》）。余意此语正可移用于词之比兴。“意在笔先，神余言外”，此正比兴之所长，为谈寄托者所当知者也。真有寄托之词，大都“意在笔先”（即上文所称有意为之）；而必欲使之貌似无寄托者，以其“神余言外”也。宋词寄托之深厚，始无过于碧山咏物诸作，（宋遗民如王炎午、汪水云、梁隆吉诸人之作，辞非不美，终觉露骨，即玉田之超卓，其寄托亦逊碧山之醇厚。）试细味之，何等刻意经营？盖其“求无寄托”，已臻浑融之境，经意如不经意耳。（周止庵谓中仙“着力不多”，殆专就其成章以后言。）夫必经意为寄托之辞，而后词境拓而词体尊。倘必待其自然触发，则比兴之义微矣，虽穷极工巧，亦终于雕虫小技而已。
能于寄托中以求真情意，则词可当史读。何耶？作者之性情、品格、学问、身世、以及其时之社会情况，有非他种史料所得明言者，反可于词中得之也。周止庵《论词杂着》有云：
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居今日而尚论古人，以量言，词自非诗比；以质言，则词洵不次于诗也。叶水心（适）谓：亮（陈亮）每一词成，辄自叹曰：“生平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予所谓微言，多此类也。则于词可见经济之怀也；黄师宪（公度）《知稼翁集》跋云：公登第后，为赵忠简所器，而秦桧颇衔之。及召赴行在，虽知非当路意，而迫于君命，故作《青玉案》词，有云：“欲倩归鸿分付与。鸿飞不住，倚栏无语，独立长天暮。”盖去就早定矣。（师宪子沃跋）则于词可明去就之志也；他若陆友仁（辅之）《研北杂志》载：叔原（晏几道）监颍昌府许田镇，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持国。持国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云。”……大帅之严，犹尽门生忠于郎君之意，在叔原为甚豪，在韩公为甚德也。
是又即其词以判其人之才德矣。刘融斋曰：
桓大司马之声雌，以故不如刘越石。岂惟声有雌雄哉？意趣气味皆有之。品词者辨此，亦可因词以得其人矣。（《词概》）夫以声音之末，犹可因以知其人，专凭意趣气味，尚得确切之认识；果能精抉其寄托之所在，则虽巧佞之徒，亦无能潜遯于其间矣。盖我国士夫，素以词为末技小道，其或情意不能自遏，不敢宣诸诗文，每于词中发泄之。此种不容不言而又不容明言之情意，最为真实，其人之真性情、真品格，胥可于是观之焉。故如范仲淹、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诸名公，其德业事功彪炳百世者，可于其他文字考见之；至其私情私行之表露，则莫着于其所作词。如范之《御街行》，韩之《点绛唇》，皆“极有情臻”（《词品》）；六一之“婉丽”，“无愧唐人《花间集》”（罗大经及尤侗评语）；温公之“风味极不浅”（赵德麟语，《阳春白雪》引作“雅亦风情不薄”）；具见其风流旖旎之情怀。用知“簸钱”、“宝髻”之辨，真乃无谓，儿女私情，圣哲固所不免也。“不以一眚掩大德”，况并非“一眚”，而诸公之真性情，反可借见一二乎？又若康伯可（与之）初上中兴十策，而晚厕缪相十客之列，前后异守，反复无常；所作词亦侧艳娇媚，羌无气骨。李童山（调元）《雨村词话》：词至南宋而极；然词人之无行，亦至南宋而极。而南宋人之无行，至康与之尤极；与之有声乐府，受知秦桧，桧生日，献《喜迁莺》词，中有“总道是文章孔孟，勋庸周吕”，显为媚灶，不顾非笑，可谓丧心病狂。詹天游游宴狎邪，国破家亡，一不撄；其所为词，亦“绝无黍离之感，桑梓之悲。”（杨慎《词品》评语）《乐府纪闻》：故宋都尉杨震招詹天游宴，出诸姬侑觞。天游属意名粉儿者，口占《浣溪沙》“不曾真个也消魂”。杨遂赠之，曰：“请天游真个消魂也。”时传天游以艳词得名，所游俱狭邪一径。有送童瓮天《齐天乐》一阕，正伯颜下江南之日，兵后归杭，全无黍离之感。元时士习，一至于此。（“元时士习”，《词苑》引作“宋季士习”，杨慎《词品》詹天游条亦云：“宋末之习，上下如此，其亡不亦宜乎！”）周止庵谓：“梅溪好用偷字，品格便不高”（《宋四家词选》序论）。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史意贪”，虽若“足以解颐”（王国维《人间词话》评周刘论词语），究非无根之谈。至若柳永、王沂孙辈之无它文可传者，其全人格均寄托于词，足补史氏之阙，尤不待言。更有借词以托讽谏之意者，此殆本诸主文谲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旨。罗大经《鹤林玉露》云：南唐张泌、潘佑、徐铉、汤悦，俱有才名。后主于宫中作红罗亭，四面栽红梅，欲以艳曲记之，佑应令云：“楼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须夸烂熳，已失了、春风一半。”时已失淮南，故佑以词谏云。按江邻几《杂志》作韩熙载和词云云，时已割淮南与周矣。杨升庵《词品》云：“盖讽其地渐浸削也，可谓得讽谕之旨。沈约斋《认词随笔》引此于'一半’下云：盖谓外多敌国，地日侵削也。后主为之罢宴。词能如此，何减乐意?”佑词虽不全，深得比兴之义，讽谕之旨，即此已可概见。夫以后主之风情逸荡者，殆不适以正言规谏，故投其所好，而借桃李东风以见意，蕴藉亦复剀切，吾知后主读此，必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也。王铚《默记》谓“李主既入宋，徐铉往见，后主默不言，忽长吁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则后主岂真能无动于衷，卒至亡国者，咎不在不知，知而不能毅然改行，势已无可如何也。此等规谏之词，义正通于诗骚，亦史氏所取资也。
论词之不能蔑视寄托，斯固然矣；然一意以寄托说词，而不考明本事，则易失穿凿附会。如温飞卿儇薄无行，不修边幅，其所为词，当无感念身世，怆怀家国之可言，而张皋文评其《菩萨蛮》词谓：“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又谓“青琐、金堂、故国、吴宫，略露寓意。”（《词选》）似此解词，未免忽略其为人，而太事索隐。《栩庄漫记》谓其“以说经家法探解温词，实则论人论世，全不相符”，殆非过言。飞卿即因失意而为是词，其寄托亦不若是其深远，反不如汤若士（显祖）“芙蓉浴碧，杨柳挹青，意中之意，言外之言，无不巧隽入妙”（《花间集评》）之评，更为确切也。王静安《人间词话》谓：
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对于专以寄托论词者痛下针砭，则恶其穿凿附会，反失其实也。（王氏论隔、不隔，似亦为主寄托者发。）皋文论词，诚不无矫枉过正之弊，顾谓其论飞卿词过事深求则可，并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亦谓“有何命意”，则尚未为公允，殆又失之貌取也。永叔《蝶恋花》“庭院深深”之指宫廷，“雨横风狂”之指群小，“泪眼问花”两句之自嗟谠言不用，奸说竟进，寓意盖甚明显，讵得谓为偶然！至子瞻《卜算子》之或为王氏女子作，或为温都监女作，或取兴鸟择木之意，或系咏雁而别有寄托，或纯为刺时之作，虽难确断其寄托之所在，然有所寓意，则旧说具在，不容抹杀也。故欲免浅薄或失真之病，盖有待于本事之考明。苟本事未谙，而妄加指引，则诚不若付诸阙如，以俟仁智之自见。考明本事，莫正确于作词者之自序或自注：如东坡、白石之多作小序，以明作词之动机或故实；陈敬叟（以庄）之《水龙吟》自注“记钱塘之恨”，使人知其为谢太后随虏北去作，斯固然矣；然次笺注尚焉。笺注之作，以时代最先者最足征信。宋人注词：如曹鸿注《叶石林词》，曹杓注《清真词》，惜均不传，即傅干注坡词，亦仅存残帙，则又不得不更求其次；杨湜《古今词话》、鲖阳居士《复雅歌词》、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以及黄升《绝妙词选》、周密《绝妙好词》所附引语，皆所谓“硕果仅存”者；它如王灼《碧鸡漫志》、吴曾《能改斋漫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周密《浩然斋雅谈》，以及赵德麟《侯鲭录》、王明清《挥麈余话》、释惠洪《冷斋夜话》等宋人笔记，亦多可取资。总之，考察愈详，则词之本事弥彰。时至今日，词家考证之学，殆成专门之业，不但附庸蔚为大国而已，其亦主寄托、尊词体之常州诸词老所不及料者欤！常州词老专尚寄托，而高谈北宋；浙水词人，不言寄托，而侈论南宋，均使人不能无所致疑于其间。夫以寄托为词，北宋固不若南宋之富且深也，常州诸老岂不喻此，而存一代不如一代之见？（周氏《词选》标举四家，虽若未祖北宋，然其视北宋词高于南宋，则言论所及，不容掩饰。刘子庚《词史》亦谓“有清二百六十八年，浙派主南宋，常州派主北宋。”）而卒至衡词主旨，与选词标准不甚相入者，则其只主寄托而忽略词家考证之业，有以致之也。夫不使人从考明本事中以求寄托，则望文生义，模糊影响之谈，将见层出不穷；穿凿附会，又奚足怪！是亦贤者千虑之一失，而为谈寄托者所当知者也。倘谓凡词皆有寄托，除寄托不足以论词，一隅之见，迂腐之谈，尤不待辩。略举数例，以实吾说，以殿吾篇。峭碧参差十二峰，冷烟寒树重重。瑶姬宫殿是仙踪。金炉珠帐，香霭昼偏浓。一自楚王惊梦断，人间无路相逢。至今云雨带愁容。月斜江上，征棹动晨钟。此词纯系比兴，寄亡国之感也。仇山村评“芊绵温丽极矣，自有凭吊凄怆之意，得咏史体裁。”斯语得之。蒋一揆《尧山堂外纪》载：“同光三年，唐命蜀旧臣赋蜀亡诗，牛希济一律末云：'古往今来亦如此，几曾欢笑几潸然。’唐主曰：'希济不忘忠孝也。’赐缎百，词亦富瞻。”可以互证。词其作于入唐后乎？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见新来燕。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时拂歌尘散。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释文莹《湖山野录》：“皇佑中，吕申公致仕，仁宗询卿退何人可代？申公遂引文惠，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后文惠极怀荐引之德，因撰燕词云云。携觞相馆，使人歌之。申公笑曰：'自恨卷帘人已老。’文惠应声曰：'莫愁调鼎事无功。’二人相许，何等蕴藉。”朱翌《猗觉寮杂记》：“张曲江为李林甫所忌，甚危，作归燕诗赠之云：'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意稍释。陈文惠用吕申公荐入相，文惠作新燕词歌以侑酒云：'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燕子一也，或以解怨，或以感恩。”按此以燕子自比，以凤凰、主人比申公，纯用“显比法”以寓感恩意。（黎锦熙《比兴篇》：显比法者，物非同类，事不相蒙；惟德与情，有酷似者，以此况彼，挈以比辞，两端俱明，故谓“显比”。）
脸霞红印枕。睡觉来、冠儿还是不整。屏间麝煤冷。但眉峰压翠，泪珠弹粉。堂深昼永。燕交飞、风帘露井。恨无人、与说相思，近日带围宽尽。
重省。残灯朱幌，淡月纱窗，那时风景。阳台路迥。云雨梦，便无准。待归来、先指花梢教看，却把心期细问。问因循、过了青春，怎生意稳。
（陆淞《瑞鹤仙》）
张叔夏评此词并稼轩《祝英台近》云：“皆景中带情，而存骚雅。故其燕酣之乐，别离之愁，回文题叶之思，岘首西州之泪，一寓于词。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遗意。”（《词源·赋情》）董子远云：“刺时之言。”叔夏之评，侧重情感；子远之评，专言意义：其为有寄托之词则一。余意陆氏为放翁雁行，生当南渡之初，颇闻汴京之盛，必有寓感于其间，儿女私情，特藉以表出耳。（张叔夏词多寄托，而《词源》不着寄托之条，殆亦讳莫如深者。）观其开首即用“还是”，便有执迷不悟，江河日下之慨；“屏间”三句，愁恨重重也；“堂深昼永”，宫殿之冷落也；“恨无人”两句，惜无贤佐也；“重省”三句，忆前日之繁体也；“阳台”三句，叹有志未逮也；“待归来”以下，反复叮咛，其指陈时事，尤为缠绵蕴藉。凡此皆寄托甚深，不应徒作艳词观，殆周止庵所谓“即事做景”者。陈鹄《耆旧续闻》称为盼盼作，亦借为发端耳，当非本意，不足深信。
一襟馀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佩流空，玉筝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谩想熏风，柳丝千万缕。
（王沂孙《齐天乐·咏蝉》）
张皋文云：“此伤君臣晏安，不思国耻，天下将亡也。”（《词选》）周止庵云：“此家国之感。”（《词辨》）端木子畴（采）云：“详味词意，殆亦黍离之感耶？宫魂字点出命意；乍咽、还移，慨播迁也；西窗三句，伤敌骑暂退燕安如故；镜暗二句，残破满眼，而修养饰貌，侧媚依然，衰世臣主，全无心肝，千古一辙也；铜仙三句，宗器重宝均被迁夺，泽不下究也；病翼二句，更是痛哭流涕，大声疾呼，言海岛栖流，断不能久也；余音三句，遗臣孤愤，哀怨难论也；漫想二句，责诸臣到此尚安危利灾，视若全盛也。”（王幼遐四印斋《花外集跋》）张、周言其略，而端木辨其详，均不失本词寄托之旨。盖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陈亦峰语），“餍心切理，言近指远。”（周止庵语）“其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张皋文语）如《天香》咏龙涎香、《庆清朝慢》咏榴花、《水龙吟》咏海棠、咏白莲、咏落叶、《齐天乐》咏蝉第一首、《一萼红》咏红梅、《花犯》咏苔梅、《扫花游》咏秋声、赋绿阴、《眉妩》赋新月等，情缘物起，哀感无穷，皆应有所寄托。虽其事迹颇难考见，读者不可不作如是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