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钱穆：中国之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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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素来关注教育问题，并常从中国传统人文教育思想出发，对当代建基于知识分科和实用主义的教育观念及教育体制提出批评。与教育直接相关的，是“师道”的问题。在钱穆看来，教育是一种精神事业，中国文化传统中并未产生宗教，故“中国社会之学校，即已代替其他民族之教会，而中国社会之师道，也已兼尽了教会中的神父与牧师的职责。”由之可见，“师道”之“师”，是不同于通常意义上职业化教师之“师”的。
随“师道”问题而来的，是道统与政统的问题。“尊师重道”是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特有精神，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师道为中心而维系的，故有“作之君，作之师”一言。而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师所代表的道统重于君所代表的政统的。这一点，始自孔子。孔子首倡“师道”，被称为“至圣先师”，而孔门弟子亦称“夫子贤于尧舜”。为师者的最高理想，不仅能学究天人，将道统传于后人，而且能教人以“成人”。这亦是以孔子为代表。故而，钱穆认为，“中国人理想中的'圣'，同时便该是个'师’；而为师者，在理想上也该是个'圣’。”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无论教育、文化传承抑或政治传统，在孔子这里皆有一个转折点。孔子之前，教育多为贵族教育，学术掌于宗庙，天文、历法、音乐、农事、医药等皆属史官之职，所谓“王官之学”。自孔子收徒讲学，私学兴起，诸子百家均有徒属，教育之权渐从政府下移至社会。社会自由教育的兴盛，尤以先秦与两宋为典型代表。孔门六艺，非“王官旧统”，《春秋》亦为“家言”，学术自由风气由之兴起，所谓“家言盛而官学衰”。故而，孔子又被称为“素王”。孔子以前，道统于君，即所谓“王官学”；孔子以后，道统于下，所谓“百家言”。可以说，道统于师不统于君、道统重于政统，自孔子以下，这一局面形成并逐渐定型。因此，钱穆先生提出，教育重家言，不重官学，循下统，不循上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绝大特点”，并且政府亦当“具洪度雅量，不轻肆压制包揽”。
以上为本文的大致相关背景。本文是钱穆先生在1969年9月28日发表于台湾《中央日报》专刊，谈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师道”及其发展历史。当时台湾以9月28日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1970年9月教师节，香港《人生杂志》重载此文。
今年为孔子去世2500年，又适逢教师节，选本文以作纪念。文章选自钱穆先生著作《文化与教育》（新校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文 | 钱穆
中国文化有一特质，即在其无自创之宗教。亦可谓在中国文化体系之内，宗教并未获得一种圆满之发展。此因中国文化传统极重视教育，教育善尽其功能，则宗教自无发展之机缘与必要。
因重教育，故重师。中国第一大圣人孔子即是一位大教育家，后代称之曰“至圣先师”。
孔子是鲁国人，在今山东曲阜，但孔子学生则来自四方，有从齐国来的，有从卫、晋、宋、吴其他各国来的。孔子只是私人授徒，自由讲学；但孔子弟子这一集团，在当时却是国际性的，也可称是世界性的，由中国古话说来，乃是“天下性”的。而且孔子门徒，有贵族、有平民，无身份之别，并有父子同在孔子门下受学的。在那时，孔子并未特创一学校，也未特定某几种科程，只能说有此一集团，但此一集团，也只能说是一教育集团，决不是宗教集团。
孔子当时，已备受各国敬礼，不仅在鲁国，孔子周游天下，所到各国，如齐景公、卫灵公皆对孔子敬礼有加。我们只可说，孔子乃是以一教育家身份而受各国君主贵族乃及全社会敬礼者。故中国人尊师之风，乃自孔子而开始。
迨孔子死了，那时孔门弟子，群议如何来为其师行丧礼。中国人一向重礼，在家庭，在国家，在社会皆有礼。如父子之礼，夫妇之礼，兄弟长幼之礼，君臣之礼，朋友之礼，人与人相处相交接则必各有礼，但师弟子之关系，其获得重视，则由孔子始。故孔子之卒，乃无一项师弟子间之丧礼可资遵行。孔门弟子乃依照丧亲之礼来丧其师，当时并无此礼，而孔门弟子具有此心，故称之曰“心丧”。大家在孔子坟上，盖草室住下，此之谓“庐墓”，庐墓三年，乃是丧亲大礼，弟子们各在孔子坟上草室中住了三年，此实是一种大礼，但亦是一种非礼之礼。
三年满了，大家各自回去，只有子贡在孔子坟上又继续住下三年。这大概因当时弟子们心不忍去，而又不得不去，子贡年辈较长，他经济情形亦好，所以由他来代表弟子们再住三年。临去的都向子贡流涕揖别，让子贡独自留下。
当时来孔子坟上的，各自随身携带其本乡特产树木一种，栽在坟上，留作纪念，遂有所谓孔林。年代久了，那些树木相继萎枯，但仍不断有人接种，因此两千五百年来，孔林葱郁如旧。相传有子贡手植桧一支，则历久尚存，今孔林尚有一石碑标明此树。
我们当知，今世界各大宗教教主遗迹，大体上都由后来教徒创立，只有孔林，乃由孔子身后直接遗传，其亲切而自然，其庄严醇朴，亦可谓世界各大宗教乃无出其右者。要讲中国文化传统下尊师之风之原始，则我们必从孔林讲起。
但此所谓“庐墓心丧”之制，也只有孔子一人如此，此下尊师之风相传无替，而心丧庐墓则绝少奉行。此因孔子大圣，后之为师者固不敢自比孔子，为弟子者亦不敢尊其师上拟孔子。然教育事业则终自与宗教不同。孔子虽为中国后代一大宗师，但决非中国社会一大教主，此层亦当明辨。
孔子以后，其弟子讲学四方，亦备受尊礼，如子夏为魏文侯师，而子夏弟子田子方，魏文侯亦仍以师礼事之。及至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当时大国显君，如梁惠王、齐宣王，他们尊礼孟子，其实亦只是一种尊师之变相。在战国时，各国君王贵族尊贤下士之风，实也是由尊师之礼递变而来。当时百家争鸣，而各家大师俱受社会上下尊礼，此等亦皆是尊师。故战国时代，亦可称为师道大行，尊师之风达于极盛之时代。
下则楚汉相争，在兵荒马乱中，汉高祖路过曲阜，那时在曲阜孔家，还是有许多学者群集讲礼，汉高祖本是一粗人，心下有感，亲到孔林祭拜，那时距孔子之卒已快近三百年，而孔门乃成为世代相传一讲学之地，故孔家子孙，直从春秋末到汉初，世系传袭，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寿等，皆一一明白可考。此非孔家一家之事，乃是其时学术界群力所致。自此历代相传，直至目前，孔家世系，还是绵延不辍。单据此一点论，全世界亦再没有第二人可和孔子相比。换言之，亦见中国社会之尊师，在全世界，亦更无其他民族可比。
自汉以下，不仅曲阜孔林屹然常在，而且全中国，每一行政区域，每一地方政府所在地，必有一孔庙，奉祠孔子。在清代，孔庙前必有一碑，上镌“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到此下马”字样。不知此制起于何时，要之尊孔即代表着“尊师”，而中国社会上下尊师之礼历久勿替，亦即此可见。
历代帝王，除祭祖先外，尚有两大祭，一是祭天地，一是祭孔子。我们也可说，中国文化系统中有“三大统”并受重视。一是“血统”，此是家属伦理，凡子女必祭其祖先。一是“政统”，尊君即所以重政统。一是“道统”，或称学统，尊师即所以重道统。此三大统又向上绾结于“天”之一大统。中国社会天、地、君、亲、师五者并重，其意义即在此。此乃中国文化传统精神所寄，中国文化传流之得以一脉相承，数千年传递不绝，此是一大关键。
中国历代帝王，主政统者，亦必知尊道统。王子贵胄们必受教育，而以王太子为尤然。汉高祖以下，如惠帝、文帝、景帝以至武帝，在其未即王位前，皆必拜师受教。武帝师赵绾即是一儒家，崇奉孔子之道者，武帝十六岁即位，赵绾及其同学王臧即在朝用事，又召其师申公来，故武帝初即位即崇儒，此乃其幼年教育之影响。
及后设太学，此乃中国有国立大学之始。汉光武乃是王莽时代一太学生，故东汉中兴，光武即特别重视教育。其子明帝、孙章帝皆在宫中受极严格之师教。光武在大学中习《尚书》，故明、章两代皆受《尚书》。章帝师张酺为东郡太守，章帝东巡泰山，过东郡，张酺谒见，章帝先备师弟子之礼，令酺讲《尚书》一篇，酺上坐，帝下坐听讲。然后再修君臣之礼，帝上坐，酺下坐白事，此在中国历史上，永传为帝王尊师之一段嘉话。
政统本该与道统相一致，而师弟子亦相成为一体。若无师，安得有弟子；若无弟子，亦安得有师。在西汉时，朝廷有大政事，太学博士均得出席廷议。博士即如今之大学教授，虽不任官职，但朝廷大政亦备咨询，可自由表达意见。到东汉章帝后，太学愈盛，太学生多至三万人。那时太学，并无如近代大学分院分系之详，学生多了，博士无可传授，只有倚席不讲。但一辈太学生聚集中央政府下，渐渐养成一种清谈之风，论学论政，他们由弟子替代了师，亦获得当时政府和社会之重视。
下到三国两晋以下，师道凌替，虽有太学，形同虚设，教育退缩到门第中去。而其时印度佛教传人，于是遂有宗教师之出现。此等宗教师，国外来的如佛图澄、鸠摩罗什，国中自兴起的如道安、慧远等，皆受政府及社会之尊礼。大体上分别而言，如佛图澄、鸠摩罗什，因其是胡人，更受北方五胡君主崇奉。而中国僧人则在社会上受重视。尤其如道安，他先居河北，后投襄阳，终赴长安，所到都随带大批僧徒，受人供养，大有孟子气派。慧远则仍居庐山，与社会不多接触，当亦隐然为一时之重镇。我们当知，佛教在当时所以畅遂流行，中国社会上下自古相传那一种尊师之风，实亦为其重要一契机。北周武帝灭北齐，下马即去拜访北齐名儒熊安生，熊安生亦早先料到，命其家人扫门以待。可见尊师之风，那时还依然存在。
下到唐代，凡僧必称师，朝廷亦奉僧人为国师。儒学则日见衰替，独有一韩昌黎挺身辟佛，他著有《原道》与《师说》两篇大文，要重振儒道，则必重唱师道。但那时亦只有韩昌黎，敢于自为人师，同时如柳宗元，他拒绝人称他为师，有“蜀犬吠日”之喻，说他不敢效韩昌黎，若亦自居为师，岂不将招惹举世笑骂。但韩昌黎虽竭力辟佛，在他文章中，遇僧人亦必称师，此乃社会习俗已成，亦是无可如何，而韩昌黎在当时，实亦没有发生大影响。
宋代始是师道复兴。胡瑷在苏、湖讲学，朝廷礼聘他去太学，并依照苏、湖成法制为太学制度。又在各州郡大兴学校，但当时人看重师资，更重于看课程，若无师资良选，学校宁愿不办。因此各地地方学兴废不常，而私家讲学，则代之而兴。当时的理学家则必然以师自居，与普通学者文人不同。如谢良佐宰应城县，胡安国以典学使者行部，不敢问以职事，却修后进礼进见，并向之问学，亦传为理学中一嘉话。
在此值得一提者，在宋代，不仅皇太子须入学，即皇帝亦置讲官及听讲。神宗时王安石为讲官，争天子须立听，讲官须坐讲。谓讲官不尊于天子，但所讲者道，天子尊道，则当立而听。讲官坐讲，非以自尊，乃以尊道。其后程颐为哲宗侍讲，亦争坐讲之礼，惟司马光主尊君，乞仍立讲，而皇帝坐听。其实王程两人所争，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师大道所系。如汉章帝对张酺，亦是师弟子之礼与君臣之礼分别而行。佛教徒亦有“沙门不拜王者论”，亦是说道统不当屈服于政统。但宋代讲官又称“经筵”，其实经筵一辞原起唐代，僧人设座讲经称经筵，宋廷讲儒家经典，而仍误用佛家名辞于不自觉，到明代，则更正式用“经筵”为官名了。
现在我们说宋代为中国社会师道复兴时期，大体应是不差，此于当时理学兴起有大关系。元代社会，理学已普遍受尊重，其时书院特盛。地方官新上任，必先拜谒书院老师，又必赴书院听讲，书院的教授老师们遇地方官来听讲，必举地方利病以及从政要道为讲题，这一点也是值得提及。
明清两代尊师风气，大率承之宋代，即如王阳明，身居巡抚要职，在军务佐偬之际，也常有一辈学者弟子们相随讲学。曾文正在晚清，膺戡平洪杨之重任，在其军中，幕府宾僚一时称盛。但此辈宾僚中，亦有大部分，只是来相从讲学，不负责实际任务。在中国社会上下心理上之所反映，似乎做大官还不如当大师更受重视。
又如晚明东林党，本只是十几个书生在一地方性书院中相聚讲学，但风声所播，震撼朝廷，中央大吏亦纷起响应，激动了政治上绝大浪潮，直至满清入关，此风还是延续，尚有学者们在都讲学，不少达官贵人前往听讲。当知此等风气，亦是从尊师传统下递禅演变而来。
上所述说，其可指出中国社会之尊师传统，在中国整个文化传统中所占之地位。但同时亦可说明，苟非中国文化传统整个存在，此项尊师传统亦难单独保留。今再申说，中国社会尊师传统之特殊意义，为并世其他民族所无，而卓然成其为独出之所在。一则师与君并尊，故曰“作之君，作之师“。二则曰师与亲并尊，故师卒有“心丧”。三则曰师之主要责任在传道，故曰“师严而道尊”，又曰“尊师重道”。而道统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占最重要之地位。实则古人言道统，即犹今人言文化传统。辞虽异而实则一。政统数百年必变，道统则与民族而并存。
就宗教言，佛有三宝，曰佛、法、僧。中国文化中之师，即犹如各大宗教之有僧侣。换言之，师即是道之代表与传递人，亦即是文化传统之代表与传递人。故中国人又曰：“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经籍所讲，虽亦是古圣人所说之道，但若只保有三藏十二部经，而无说法人，又若人说法而无以身作则之名德高僧依法修行，此将不成为一名符其实的僧院与佛寺。中国社会一向所期望于师者，实乃如各大宗教之期望于僧侣，无论是幼学启蒙之师，乃至讲学论道之师，要之师之为业，必当明道作人，担负起人生中最伟大最崇高之职务。
此一百年来，中国社会正在极度激荡震撼中，首先是大家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失去了信心。因此历史上是否真有此一套道统，而此一套道统又是否值得保留与发扬，亦已在人人心上生起了问题。而且此一百年来，教育制度，正在逐步革新，智识传授，成为惟一目标，德育群育，退处不重要之地位。大前提在变，则所谓师道之内涵意义自亦随而变。今日学校中教师，则成为纯职业性的自谋生活，社会亦以此来衡量教师之地位。为父母者，孰不对其子女抱有远大之希望，然所希望者，只在获得学校一张文凭上。只重视子女能入学，却并不连带重视到学校中之师，此已成为普遍现象。在此时期而来谈文化旧传统下之师道，亦如白头宫女，闲话天宝遗事而止。
此下的中国，是否真要全部的舍其旧而新是谋，抑或还是要回过头来，复兴文化以为立国之要图，抑或折衷于二者之间？必将有一选择。不论选择哪一边，要到达目标，则仍必以教育为首务。要教育善尽其职，则仍必要复兴师道。学校教育决不能像今天般只是一职业预备所，只是一知识贩卖场。学校该能做人明道则仍是中国自古相传师道之重任所在。目前社会纵不尊师，为师者应先自尊自重，互尊互重，中国古人所谓敬业、乐群，为师者，大家自应敬此师业，乐此师群，而后师道乃可以复兴。
今再综述要旨，要复兴文化，必当复兴师道。纵说要舍旧谋新，尽量破弃旧传统，建立新风气，但此一期望，仍必要仰仗教育，尊重师道。换言之，则仍必要复兴中国文化传统之此一部分，乃始有基址可立，道路可循。若如今天般，师道扫地，使下一代只知获得些知识，谋求一职业，则师道尽而人道亦尽，到头只是一场空。我辈担任师职者，对此不应不特加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