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谈枕边书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华读书报：很想了解您的童年阅读。您在童年读过哪些书？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父母对您在读书方面的要求是怎样的？
洪子诚：如果把“童年”算到小学阶段的话，童年阅读我几乎说不出什么来。我生活的粤东那个县城，20世纪40年代后期读书条件并不好，家里也没有什么书。父亲是医生，家里只有一些医学书，还有就是不多的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书刊，《女铎》《普天颂赞》《荒漠甘泉》什么的。很奇怪却有一本40年代版的卢梭《忏悔录》。小学时我是个“坏学生”，不爱学习，逃课，经常不及格，因为没有完成作业和没有带课本，几次挨老师打手心、罚站。我们兄弟姐妹九人，父母养活我们就不容易。我现在很羡慕我的学生的孩子，父母那样精心为他们选择书籍，跟他们一起读书讨论。有的小学阶段就读《神曲》，读英文版的《时间简史》。我童年没有读什么书，白过了，要不现在会出色些。当然，如果说有什么书留下印象的话，那就是《圣经》。因为是在信教家庭，上的是教会学校，听、读最多的就是它。影响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宗教方面的。
中华读书报：您曾将阅读史等同于生命史，阅读对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读书的？
洪子诚：初中开始喜欢读书了。学校有一个像点样的图书馆，县里也有了文化馆。为什么有这个转变？真的说不清楚。大概是发现书里的世界更精彩吧。生活里没有的在书里可以找到，包括情感。这让我想起芥川写的大导寺信辅，他是“从书到现实”：“街道的行人，对他而言只是行人而已。他为了了解他们——他们的爱、他们的憎恶、他们的虚荣心，除了看书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就乱翻可能得到的书。有一个阶段，漫无目的地翻读30年代版《辞海》的词条。初中一年级津津有味一字不落地读《武训历史调查记》——很不幸，这好像预示后来和“当代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中华读书报：读了几十年书，喜欢的书大概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吧？对您来说，不同时期的阅读有怎样的特点？对一本书评价有没有前后不同？有没有“看走眼”的？
洪子诚：变化是当然的。“看走眼”更是经常的。20世纪50年代就读了大量的三流以至不入流作品。如苏联的小说《海鸥》《收获》《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电影《幸福的生活》《攻克柏林》。那时会觉得蒋光慈的诗比冯至的《十四行集》重要，认为鲁迅的《野草》是思想有缺陷时期的有缺陷的作品。50年代曾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激动，模仿拉赫美托夫的“自虐”行为来锻炼“革命意志”。到了60年代，兴趣就转移到19世纪末被批评为“无思想性”的契诃夫身上。而真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到80年代之后。这种变化，一方面是时代思潮和文学风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年岁的增长和鉴赏力的提高。但有一些选择纯属个人兴趣无关文学史地位。如不喜欢《飘》《洛丽塔》，不喜欢琼瑶。金庸很重要，但也没有读进去。
中华读书报：读理论书或诗集、小说，阅读的心情、态度自然都会不同。能谈谈您读不同类型的图书，会是怎样的心情吗？
洪子诚：书的性质、阅读的目的肯定会影响到读书的心情。为了研究、教学，我会利用网络、电子书，除此之外，还是习惯纸质书籍。我不大喜欢四五百页的诗集，拿在手里沉甸甸地觉得是个负担，也不知道从哪里读起。喜欢《夜歌》《预言》《北方》那样薄薄的本子。如果检讨起来，我的问题是过早进入“专业阅读”，为了研究、教学而读书。这和没有明确目的、将自己投入的阅读在态度、心情上很不同。前者急于要从书中抽取什么，没有放松的、沉浸式阅读的那种快乐和发现。我最好的读书时期，是大学阶段和刚参加工作那几年。那时教“写作课”，没有明确的专业方向，读书比较杂，也没有很强的功利性。
中华读书报：您对阅读环境有怎样的喜好？还是任何环境都不会影响您的阅读？
洪子诚：我想会有影响。纪德在《地粮》里写道，有些书坐在小板凳上念，有些书在森林里念，在田野间念，还有一些在驿车上，或躺在仓库的干草堆上念。但是这些我都没有试验过，主要是没有条件。我只是在图书馆，或家里的书桌旁。记得多年前去埃及旅游，在尼罗河游船的躺椅上我翻开《俄罗斯思想》，遭到邵燕君的嘲笑。从此知道在什么环境应该读什么书。
中华读书报：您对19世纪的俄国文学情有独钟，能谈谈原因吗？
洪子诚：大概是它们更注重精神性的探索吧。人的精神、情感的危机和出路。它们写到苦难，但不哀诉，不寻求同情怜悯。还有某种忧郁的情调。还有引起我对于辽阔的草原、森林、河流的想象。
中华读书报：关于阅读，您和学生交流得也很多吧？有没有针对某部作品深入探讨？您和学生会相互推荐图书吗？
洪子诚：我上课会开书单。这就是我推荐的。学生也会推荐书给我，或直接买了书送给我，让我开阔眼界。推荐、送我的书，从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罗森塔尔的《唯物辩证法》、雷蒙斯·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洛维特的《一九三三》，到金庸的《天龙八部》、胡续冬的《胡吃乱想》、威尔第的《安魂曲》、周杰伦专辑《跨时代》……当然，有的我仔细读了，有的没有认真读。亲近周杰伦对我来说很困难，喜欢台湾的胡德夫就比较容易。
中华读书报：您的枕边书有哪些？有没有一读再读的书？
洪子诚：不管是宽泛，还是严格意义的枕边书，我都没有。除了一些教学、研究需要不断参考的书之外，也几乎没有“一读再读”的书。这肯定是缺陷。我知道有的作家、学者有某一位“守护神”，有一位作为“原点”的、不断提供灵感源泉的作家。如鲁迅之于钱理群老师。他在不同时期不断重读，不断发现。相反，我有意识避免重读。1960年到1963年确实为契诃夫入迷，读了他当时中译的全部小说和剧本。但后来很少重读，只是在十多年前写《我的阅读史》时，才重读他的几个剧本。我害怕因为心情、处境的变化原先美好印象受到损害，怕阁楼上的房子窗户绿色的光熄灭。不过这是一种偏狭、不可取的念头，有些书开始你并不能很好理解，需要一再重读才能发现它们的奇妙。
中华读书报：那您重读契诃夫，果真又发现他的奇妙了吗？
洪子诚：在重读时，过去一些印象有了清晰的理解，这就是写契诃夫那一篇的题目——《怀疑的智慧和文体》。认识到确定是一种力量，怀疑，确定有时也是一种力量。
中华读书报：大概您没有想读而没有读过的书吧？有读不下去的书吗？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迎难而上，还是放弃？
洪子诚：想读而没读的书，比读过的要多得多。生有涯而学无涯吧，这是永远的遗憾。确有一些“经典”读不下去，大多是智力、感受力跟不上。有的就“知难而上”，阅读就是一种克服。但有的缺乏毅力就放弃了。
中华读书报：非常敬佩您文本解读的功夫。能举例谈谈您的阅读方法吗？
洪子诚：说到文本解读，我的特点可能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把自己放进去，关注阅读和自己的感受、理解在不同时期的情况和变化。另一个方面是侧重文本的历史解读。这和我长期做文学史工作形成的习惯有关系。就是努力将文本关联一个社会背景，分析它所受的特定社会影响，为取材、人物、叙事方法、语言、风格等提供心理或历史的解释，重视文本透露的个人生命、情感内容蕴含怎样的时代、历史信息。譬如读《日瓦戈医生》，就十分关心它对十月革命在人的精神方面产生怎样的“后果”，个人命运如何被“历史”限定以至“绑架”，以及如何不让个体生活、情感被潮流淹没、消失在“政治的确定性”之中的挣扎。历史解读可能是读作品的重要方法，但肯定不能取代文本解读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因为好多作品，伟大的“经典”都是“可携带”的。正像一位批评家说的，有的作品，对它的理解，不一定非得了解作家的政治观点，他的生活经历，写到的故事的历史状况。“这种知识或许有益，但并非必不可少”。对人类基本情感的了解，实际上是理解这些作品所需要的唯一条件。所以，解读时既要设法进入“历史”，但有时候也要设法逃离“历史”。
中华读书报：您眼下读的是什么书？
洪子诚：读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里面收集了批判1956年《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的文章，也读郭小川的日记，都是为着写一篇为“好人秦兆阳”辩护的文章。
（栏目主持人：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