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进士是如何录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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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对于高考试题以及录取制度的争论也开始了。像往年一样，我们抱怨着“地方保护”，也抱怨着“地域歧视”，我们议论着“程序正义”，也议论“分配正义”，甚至早在高考开始之前，各种评论就已经刷爆了微博和微信朋友圈。
今天这篇文章跟大家争论的焦点没有关系，它将带领大家回到七百年前，回到元朝举行的第一场“高考”，看看那时候的考试和录取究竟是什么样子。 看起来很公平的考试 元朝以弓马得天下，读书人地位很低，江湖故老相传，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读书人的地位比娼妓还低一等。不过在元朝建立近半个世纪以后，入主中原的蒙古统治者终于明白，仅凭他们简陋原始的统治模式并不能管理这个庞大的中华帝国，所以自幼接受汉化教育的元朝第四任皇帝元仁宗接受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于公元1313年下诏，恢复了废除已久的科举考试，希望通过相对科学的方式选拔人才。 元仁宗下诏一年后，全国各地分别举行乡试，地方官将乡试合格的考生送进京城。第二年春天，这些考生又经过一轮筛选，得以参加由中书省主持的会试。会试合格者再象征性地参加一次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即可获得进士资格。 现在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考生们是怎样参加会试的。 首先，在考试前半个月，考生们要准备十二张稿纸，将这些稿纸装订成一个薄薄的册页，在稿纸第一页的顶端写下自己的姓名、籍贯、年龄以及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的姓名。写好后，交到一个名叫“印卷所”的衙门，那里的工作人员会像特工一样细心检查这些册页，看看有没有夹带、有没有特殊印记、有没有秘密书写的文字。确定没有问题，编号保存，并在考试开场之时发还给对应的考生。 其次，考生们要准备足够的笔墨、砚台、干粮、清水和胶水，因为考场里是不会给考生提供这些东西的。开考之时，考生将这些必备物品放进一个考篮里，挎篮入场。入场时肯定还要再接受一轮严密的检查，以确保砚台、食物和考篮里面没有私藏作弊工具。 考试分为三场，每场都要考一整天，黎明时分进入考场，黄昏时分交卷离开，可以提前交卷，但交完卷子必须立即退场，不许逗留。这三场考试分别是经论、策论和诗赋：第一场考经论，也就是对四书五经的理解；第二场考策论，也就是对时局的见解；第三场考诗赋，也就是让考生根据考卷上的命题写几首诗，作几篇赋，或者写几篇跟官府公文相近的应用文。 每场考试的基本规则都是这样的：考生先入场，根据考号寻找自己的号房。所谓号房，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小单间，里面有简易搭设的两条木板作为桌椅，考生无论是答题还是就餐，都要在这个小房间里进行。如果需要大小便，则要向巡查考场的士兵请假，并在士兵监视下去厕所。答题时为了防止出现谬误，先在草稿纸上书写，再誊写到卷面上。答完考题，需要撕下一条白纸，用胶水糊在卷首，遮盖住自己的姓名和考号，然后才能交卷。 考官收到答卷，编上号码，吩咐誊抄人员将考卷内容全抄下来，抄卷上也要写上与原卷同样的编号，再交给改卷人员去批改。等到所有的抄卷都批改完毕，由主考官会同副主考定出名次，最后再根据编号将中选的抄卷与原卷放在一起，拆掉原卷上的糊名纸，才能确定究竟都有哪些考生高中。 实际上很不公平的录取 考前严格检查，考场严密巡查，考卷不但要糊名，还要誊抄，元朝的科举考试从制度设计上将作弊降到了最低限度。问题是，如此严防作弊的科举考试是不是可以做到公平录取呢？ 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先说第一项不公平：考题上的不公平。 前面说，考生要参加三场考试，其实那只是针对汉人考生和南人考生而言的。我们知道，蒙元朝廷施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变态的种族歧视政策，将国人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除蒙古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汉人（主要指北方汉人）、南人（主要指南方汉人），蒙古人地位最高，南人地位最低。在科举考试的时候，这一种族歧视政策也表现得很彻底：地位高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同场考试，地位低的汉人和南人同场考试，汉人和南人要考三场，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考两场；汉人和南人考经论时每题字数不低于三百字，蒙古人和色目人考经论时每题字数只有几十字；汉人和南人考策论时每题字数不低于一千字，蒙古人和色目人考策论时每题字数不低于五百字；汉人和南人需要考诗赋，蒙古人和色目人不需要考诗赋。 接着再说第二项不公平：人种上的不公平。 在元朝恢复的第一次科考当中，朝廷总共录取一百名进士，其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录取二十五人。乍一听，四民平等，实际上蒙古人只有四十万人，色目人只有六十万人，加起来一百万人，而汉人和南人却多达六千万人。前者一百万人给五十个指标，后者六千万人给五十个指标，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录取比例是汉人和南人的六十倍！倘若再考虑到蒙古人和色目人汉化程度尚浅，绝大多数不识汉字（包括元朝历代皇帝都有一半是不认识汉字的），而汉人和南人一贯在思想上重视教育，稍微有些经济条件的家庭都会让孩子读书识字，那么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录取比例就会比汉人和南人高得更多。换句话说，前者考中进士的容易程度远远超过了后者。 现在再说第三项不公平：地域上的不公平。 据元代教育文件汇编《庙学典礼》第八卷记载，全国地方官共选送一千多名举人进京，而朝廷只允许其中三百名考生参加会试，其中来自元大都（即今日北京）的考生有三十五名，来自上都（即今日内蒙古的和林）的考生有十四名，而来自河南的考生总共十九名（包括五名蒙古人和五名色目人），来自江苏、浙江、福建的考生总共四十三名（包括五名蒙古人和十名色目人），来自陕西和山西的考生总共十三名（包括五名蒙古人和三名色目人）。 笔者查考《元史·地理志》，元大都四十万人口，山西和陕西八十万人口，江苏、浙江、福建三处共两千四百万人口。四十万人的元大都给了三十五个指标，八十万人口的山陕却给了十三个指标，两千四百万人的江浙闽则仅给四十三个指标。从人口比例上看，元大都考生的入场机会是山陕考生的六倍，是江浙闽考生的五十倍！ 考题不公平，人种不公平，地域不公平，这三项不公平并不是元朝科考制度问题的全部，其实在成为进士之后，大家做官的机会也不公平。 按《元史·职官志》记载，汉人进士和南人进士被列入左榜，蒙古进士和色目进士被列入右榜，两榜名次相同，左榜进士“减一等注授”，右榜进士“加一等注授”。也就是说，汉人和南人中了进士只能做小官，蒙古人和色目人中了进士可以做大官。 按《大元圣政典章》记载，“流官子孙荫官愿试中选者，优升一等”。如果某个考生的父亲或祖父是官员，这个考生即使不参加考试也有机会做官，而如果该考生精神可嘉，愿意凭借自己的本事去考进士，则考中以后可以升官一级。 高贵的人种比低贱的人种做官机会多，官员的子孙比平民的子孙做官机会多，这就是元朝变态制度的另一项不公平。在元朝以前的唐宋两朝，政府一直在从制度上逐步消除出身的不平等，例如唐朝严厉防范世家大族，宋朝已经没有贱民阶层。可是到了元朝，这些不平等不但完全恢复，而且变本加厉，所以历史学家认为元朝是中国前现代史的终结者，是社会文明的一次大倒退。 从一开始你就输了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是在制度设计上相对公平的宋朝，也一样存在着科考的不公平和出身的不平等，只不过在程度上没有元朝那么严重罢了。 宋朝科举考试分为三级，考生先通过地方官主持的解试，再去京城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通过会试者进而再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只是走过场，能通过会试的基本上都能通过殿试，会试则是非常严格的糊名考试。问题出在解试上——省级行政长官在解送考生方面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自主权，你甚至不用参加县里、州里和学校里的选拔考试，只要得到了省级长官的认可，就能免试发解，直接保送。诸位读者想一想就知道，在成绩相当的情况下，省级长官更有可能解送哪些考生呢？当然是同僚的子孙、下属的子孙以及家里非常有钱，能向他行贿的考生。 如果某个考生既无官员亲属，又无金钱行贿，还想获得省级长官的照顾，那就只能向其献上足够数量的文章、诗词和非常精致的马屁了。当年苏东坡的父亲苏洵为了能被发解进京，就曾经花八年时间向主政四川的官员张方平、雷简夫等人暗送秋波。作为缺乏背景的考生，苏洵必须跟官员子弟展开竞争，他拍马屁到了没有底线的地步。例如他专程去雅州向雅州市长雷简夫献文章：“君侯淳谨好礼，古之君子不若也，今袖所业以见君侯，愿加奖进。”您是礼贤下士的好市长，古代的君子也比不上，今天我带着文章来拜见您，希望您能提拔我。他又对张方平说：“惟尔张公，尔系以生……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张省长啊，您是我们的父母官，您是我们的大救星，您对四川人好得不得了，在您来到四川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您这么好的官啊！其实他所谄媚的雷简夫和张方平都有贪贿的劣迹（张方平曾被清官包拯多次弹劾），但他不管这些，因为他渴望上进，向领导拍马屁是平民出身的他所能找到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宋朝还有一项较为奇葩的规定：考生中了进士并不能做官，还要参加一场关试（类似现在的公务员考试），而参加关试是需要在职官员举荐的，每名考生都要拿到三份以上举荐状。诸位再试想一下，平民子弟跟官员子弟相比，谁更有机会得到官员的举荐？当然是官员子弟。 笔者曾经用四年半时间通读《宋史》，发现凡是我们所熟知的进士出身的历史名人，诸如吕端、寇准、陆游、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范仲淹、杨万里、范成大……他们的家境都不错，仔细扒一扒家世，会发现其父亲或者祖父都是官员。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些历史名人其实都是官二代。如果我们再将《宋史》列传部分的文官武将做一个统计，会发现六成以上武将的父祖辈就是武将，九成以上文官的父祖辈就是文官。跟官员子弟相比，平民子弟缺乏官场人脉，获得保举的机会自然就少，做官和升官的概率自然就低。 除了人脉方面的条件，平民子弟还有一项是比不过官员子弟的，那就是受教育的机会。官员子弟获得了相对优良的成长环境，他们的士大夫家庭远比平民家庭更加重视教育，也更有条件让他们获得优质的教育。这个规律不仅在宋朝成立，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元朝的科举考试吧。在元仁宗恢复的这一场科举考试中，左榜状元是汉人张起岩，右榜状元是蒙古人护都答儿。护都答儿于史无传，暂时不清楚他的家世，而张起岩的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官员，他父亲更是四川儒学副提举，从小就教他书法、音律、书判（写公文）和四书五经。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此人赢在了起跑线上，即使没有之前所说的那些制度上的不公平，他也比平民考生占优势。 图① 元代读书人用的砚台，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② 考生参加科考时由誊抄人员誊录的试卷，现藏北京市科举匾额博物馆。 图③ 科举考场中一排排的“号房”。 图④ 科举看榜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