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各庄水库的记忆

安各庄水库，易水湖，最新的名字是太行水镇；作为旅发大会的一个会议点，这里的旅游被使劲地宣传起来。小吃一条街据说每一种食物都很地道，还不收门票，还有真山真水的风景做背景。

人们驱车而至，悠闲甚至有点挑剔地寻找着风景；吃上一样一样的小吃，漫步到修了亲水平台的水边，感慨着北方也有这样南方似的风景了。这样的时候没有谁去想这水库是什么时候修的，是谁修的，怎么修的；其实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这山水有人为的成分，以为都是自然如此。

这时候，我站在安各庄的山水之前，想到的却是舅舅。

我想起小时候在姥姥家，抽着呛人的长烟袋的舅舅蹲在地上突然爆发出的一声声长叹。他悠长而执拗的唉声叹息里所包含着的痛苦非常令人恐惧，总是能吓得我不敢吱声，不敢动。后来长大了一些，问舅舅，舅舅一般是不回答的，只偶尔说上一句半句的，往往是遇到了串门来的一个乡亲，也是去修过水库的。这时候，两个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将修水库的苦，一点一点地向外倒起来。

“满满一小车石头，从大坝底下推上去，推到顶！连着推十车才给一张票，要三张票中午才能换一个山药面的窝窝头……”

“你不会说好听的，我说点好听的，推上七八车人家就给我一张！唉……”

来的这乡亲说起当年自己的聪明和舅舅的不聪明，开始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点得意，可是马上就又自己否定了自己的得意，长长地叹了口气。为舅舅，也为他自己，还为他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

这座集中修建于1960年的水库，埋藏着易县几乎每一个村庄老一辈人的痛楚的记忆。

姥姥家所在的邢家庄距离安各庄非常遥远，水库的上游下游都和他们没有任何地理上的联系。那是一个在狼牙山脚下的山缝里村庄，人口也很少，粮食也一直不能自给自足，1960年的饥荒更是到了集体濒死的状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每家每户都必须抽调壮劳力去修水库。所谓壮劳力实际上就是男劳力，谁不去谁就是反革命，不管有没有病，不管家里是个什么状况，反正是个成年男人都必须得去。

怎么去？自己推着独轮小车，自己扛着铁锨和镐，自己带着行李，一步一步地从山里走出来，走到丘陵中间的红土道上，再一步步走到几十公里之外安各庄所在的这一带丘陵山地中。

舅舅穿着姥姥在自己家的土织布机上织出来的蓝布衣服，脚上是姥姥一点一点纳出来千层底儿的布鞋，腰里系着麻绳儿，艰难地走在队伍里；越走越远，一直到完全看不见了，手搭凉棚的姥姥才扭着小脚一点一点地挪回家去。舅舅那一年十九岁，在做母亲的眼里，那还是一个孩子！

山里的庄稼人，朴实而坚定，穷困让他们衣不蔽体，饥荒让他们面呈菜色，但是那样一支支臃肿而破烂的蓝黑色的队伍还是要在规定的时间里赶到集合地点。

住在窝棚里，吃不饱，活儿太重，有人偷着跑，被抓住以后吊到树上打，让所有人围观：这就是逃跑者的下场！对待反革命绝对不能客气！

这样的震慑非常有效，因为易县的山里是当年闹洋人（日本鬼子）闹得最厉害的地方，这种杀一儆百的手段鬼子用得最多。很多人还都亲身经历过，记忆犹新，所以立刻就会联想到那一幕幕惨景。

后来可能是看到山里出来的人们实在是太饿，连基本的正常走路的体力都没有了，所以有时候也就适当放宽，推不上三十车石头去也让吃一个山药面窝头。不到三十车也让吃一个，人们就真是感激，就自动缩短吃饭时间，一抹嘴立刻就又推上车开始干，而且一定要跑起来干。这样很多人就得了肠根阻，疼得倒地打滚！于是，随队的医生就现场做手术……

以上这些情况，是我小时候多年、多次听舅舅和别的乡亲说的。如今慢慢连缀起来，如果不是站在安各庄水库边上，它们大约就要永远地沉没掉了，随着早已故去的舅舅和那些同样早已故去的乡亲。

所有的细节，都已经随着大多数人的沉默而永远地消失了。他们传递给我的只言片语，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漫长的痛苦，留在这个人世上的仅有的遗存。

自从进入近代以来，靠着天远地偏来逃避统治的暴力已经越来越难奏效，在古时候一直行之有效的距离避难之法，面对无远弗届的统治力量已经无能为力。在所谓历史宏大的车轮下，草民微末的幸福已经只能寄托在制度上了。不幸的是在我们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涉及到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制度幸福的光辉，总是照耀得太迟太迟、熄灭得太早太早……

在网上搜索安各庄水库，看到有夜钓者兴奋的博客书写，讲述有鱼有酒之乐，讲述桂林山水般的神奇感觉。他和他的同伴还有很多来游玩的人，在这里收获的是幸福愉快，这种幸福愉快难以掩饰，很真实；竟然和当年舅舅他们在这里付出的痛苦和血汗一样真实。这便是人类历史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个地方不断叠加上去的愁苦和欢颜，貌似没有逻辑，实际上一直有着永恒的规律。

愿舅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