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8篇
谁治愈谁？为什么“治愈”反而是“杀害”？在新精神政治学里，哲学家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统治和管理的手段的变化：从“赤裸裸的压迫”—“巧妙复杂的规训”—“主体的自我强化”不仅仅体现了一种全新的人的管理方式的产生，同时也揭示了这种新的管理方式如何从被动转换为主动，使得人从“精神”层面变成了自己的压迫者、管理者，同时当然也是受害者。从宏观角度来说，精神政治学所揭示的正是一种“精神问题”与“物质文明”必然如影随形的现实。也因此，精神问题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的病症，而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病根。
规训社会实际上从来也没有真正达成其目的，因为无论规训如何巧妙，它依然是一种对立。资本主义或者物质文明之所以可以席卷全人类，其真正胜利的表现就是：主体通过不断地自我优化，使自身更加符合社会的需求，并最终彻底地丧失自己，成为一个效率的机器，活的死人，精神无比“强大”（偏执）却又极度萎缩的状态。正如韩炳哲所言：
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创造了越来越精明的剥削形式。无数的自我管理研习班、动员周末、个性发展讨论课或者大脑训练课程都为自我优化和效率提升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它们都受新自由主义统治技术操控，这样的统治技术不仅扼守着人的工作时间，还要霸占整个人和他的注意力之所及，也就是霸占完整的生命。它找到了这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并且要让这个人全部为我所用。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不仅仅是时间被霸占，更重要的是人的全部的注意力都在不断地被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政治所攫取和控制。拉康派的心理学家似乎看起来过于悲观，但实际上它确实指出了这种精神政治的全部真相：甚至人还在母亲腹中之时，人的精神建构就已经开始，这种精神建构无孔不入，最终使得人永远都处于一种被持续建构之中。所谓的“自我强化”不过是这种精神建构的一种技术手段。
人是世界的异乡者——这一句话放在当下似乎在合适不过，人从来没有如此地真正的远离世界，或者说人从来没有像当下这样如此地与世界处于割裂的状态之中。我们处于一种高速的，从不停息的，并且永无止境的“积极生活”之中，我们被各种各样的“积极的思想”所劝导，被各种创造和引诱的需求所引导，被各种威胁和恐惧的力量所推动，我们始终“在路上”——在“积极生活”的路上，这是一个莫大的反讽，原本追求独立和自由的在路上，变成了一条不归路。在这样的“积极生活”里，思想本身的地位岌岌可危，除非它可以成为一种技术。正如哲学家所言“单纯由积极情感和心流体验组成的生命不是人的生命。在人的灵魂中之所以存在深植其中的焦虑，就是因为否定的存在。”尼采在这一点上是无疑是正确的：那种处于不幸时灵魂的焦虑，滋养了灵魂的坚毅……..灵魂对不幸的担当、坚韧、透达、因利乘便所体现出的创造性和勇气，以及灵魂中曾经拜内心、隐私、面具、诡诈、膨胀所赐的东西，不都是在痛苦和滋生更大痛苦的过程中获得的吗？积极生活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对于物质文明的崇拜，对于获取和不断地增强的欲望，同时还是故意的一种对于“消极”和“否定”的遗忘。正是这种“遗忘”最终导致了拉康强调的困境——人无法穿透人生的幻觉。在积极的光晕之下，所有的消极都被否定（闲适会被认为是一种应该自责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所有的否定的力量都被遮蔽了——或许在这方面，精神分析是一个绝佳的例子：生活在一个积极的生活中，并被积极生活所控制，就像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做梦的人，而一个人一旦失去了梦，他就失去了可以从中发现自身潜意识，或者说看见实在界的可能。一个最有力的例子就是：死亡作为否定的根本性的力量，被故意的忽略甚至彻底遮蔽了。而正是因为失去了死亡这一否定性的力量，人们似乎处于一种永生的幻觉之中，并且按照这一背后创造和驱动这一幻觉的力量去不停地盲目又麻木地奔跑。这样的悲剧，直到死亡将来来到的那一刻，或许都不能被真正地发现。而还有什么悲剧，比这个悲剧更加令人感到痛苦和绝望呢？正是因此，哲学家所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所谓的“治愈”实际上即彻底的“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