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中讲述之二：王阳明先生关键词（稿）
说明：本文在通读杜维明、陈来等先生的著作上完成，是文与杜先生在部分问题上虽有不同意见和分歧，但仍受益良多；另阳明哲学上的关键问题，大多是对陈来先生著作的归纳。是文类似于读后感，或编写，虽间有个人阐发，然远不到十之三四。故断不敢说是自撰。本文图片有少量来自网络，若不同意使用，自当删除。谢谢。
家世 出生 小天才 小挫 入仕 偶像 故乡 阳明洞天 复职 大挫 廷杖 动心忍性 龙场悟道 心即理 知行合一 江西剿匪 平判宁王 致良知 后期 天泉证道 弟子 学派 学院 讲学 后世研究
家世 出生
王姓南迁，我们可以想到东晋王羲之，他从山东琅琊迁徙到浙江山阴，经几代后，又有族人迁到余姚。据说，王羲之是王阳明的第三十三代先祖，人们把他与一个古老而又辉煌的血脉相关联，实是后世为他们的门庭层层加码所形成的结果。
王阳明家族真正在家谱世系里可考的是六世祖王纲，他是元末明初间人，在文学和军事方面有才华，到明朝开国，已六十好几，七十岁得到刘基（刘伯温）举荐，任广东参议。据说他曾孤身一人凭借说服技巧就平息了暴乱，但于返回途中被一群以曹真为首的海盗所劫持，人家说服不了他加入，也就没有给他谈判说服的机会，直接将其杀害了。海盗以为王氏父子“父忠子孝”，放了他十六岁的儿子王彦达，允许他用羊皮裹上父亲的尸身背走，此可谓盗亦有道了。
王阳明的五世祖王彦达，由于经历了他父亲悲剧式的死亡，拒绝了朝廷征召，他本可“以荫入官”，然实在无意入仕，一生所做的事即是“躬耕养母”，其因居住于秘图湖畔，自号为秘湖渔隐。王彦达甚至在晚年警告他的儿子，不得有仕途之想。关于秘湖渔隐，倘大家以为这很神秘浪漫，我不吝啬在此打破诸位对“秘湖渔隐”的想像。秘图湖其实只是秘图山下的一个小湖，而那个秘图山也仅是余姚城里一座小小的不起眼的土丘而已。
王阳明的高祖王与准（字公度），在朝廷派使者要其入仕的时候，躲进了山里，使者干脆拘押了王与准的三个儿子，以此为人质，入山寻找，王与准因此跑进更深的山中，最后从一块岩石上掉下来摔伤了脚，由此有了不受朝廷征召的理由。很难判定他伤脚的事情，是有意为之呢还是不慎失足，他后来为了感念那块岩石，还自号“遁石翁”。
王阳明的曾祖父王杰，字世杰，是王家对入仕态度再次转变的渊薮。他少年时就通读大儒著作，但年轻的时候并没有为官志向。直到他的母亲去世前，嘱其为保王家生计，要谋一官职。但过程略坎坷，年轻时有人想举荐他，他不愿去，在母亲劝说后，他开始想求个一官半职，却屡屡失败。不过最终还是以“名儒宿学”应贡，入国子监任编修，也就是做了一个史官。可见到王杰这一辈，王家对进入仕途已经不再忌讳了。王杰在当时写有两本专著，即《易春秋说》、《周礼考证》，两书都是对儒学经典的研究，而且其中颇有些真知灼见。如“学者能见得曾点意思，将洒然无入而不自得（体现曾点性格的故事可见《论语·先进篇》，人物：孔子、子路、冉有、公西华诸人谈志趣，曾点弹瑟听言，最后因孔子要求而发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说实指三月三日之上巳节、祓禊）。”这种对曾点精神的强调，预示着这一家的人生志趣却有不寻常处。这两本书在明代就已经失传了，他留在世的著述据说似仅存《槐里杂稿》若干卷，至今似乎也已不存。
阳明的祖父王伦，字天叙，也是一名隐士，喜竹，看到有人造竹屋子，他就说：这是我直、谅又多闻的好友，一天都不能分离的（语出《论语·季氏》）。他的门人称他“竹轩先生”，魏瀚在《竹轩先生传》中更言他“于书无所不读”，可见是一地地道道的书蠹。王阳明实有受其祖父影响，也是非常喜欢竹子，有面对竹子深思七天的记述，他的《君子亭记》就是颂扬竹“德”的散文。王伦不仅爱竹，也喜焚香抚琴，吟诗唱颂，亦读《仪礼》、《左传》、《史记》。据说，他打开上辈留下的几箱书籍时，止不住泪如泉涌，这是他继承的唯一家产，所以他虽没有步入仕途（死后有许多官名，其实都是追封的），却有收徒授业，使家庭保持了中等的生活水平。其曾著有《竹轩稿》八卷，《江湖杂稿》若干卷。恐也已失传。
王伦有三个儿子，王荣、王华、王衮，阳明父亲王华是王伦的次子，王华在那时的表现可谓神童，在读书一端有着异于常人的才华，二十岁就在远近享有声誉，被视作优秀的散文家和正直学者。王华之所以被视为正直学者，当是其1481年之前曾有三年时间被请至湖南祁阳讲学，从者甚多。而祁阳学士在当时有两大爱好：一是好去不该去的地方；二是好饮酒；王华在那三年里从未有入乡随俗。反而使那些散漫的从学者，深受其影响，而端正了学风。
王阳明出生于成化八年九月三十（1472年10月31日），按照年谱叙述，他的祖母岑夫人“梦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送儿授岑，岑警寤，已闻啼声”，王伦因此给他取名为“云”。这个故事传开后，村里人把他出生的房子叫做“瑞云楼”。中国无论早期史家、还是小说家，讲述一个伟人或主人公时，都喜欢从一个瑞兆神话开始。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是这样记述刘邦出生的：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西游记》的孙悟空是开天辟天以来的仙石孕育出来的。《红楼梦》贾宝玉是赤霞宫神英侍者，林黛玉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畔一株绛珠草。这类神话与刘邦、王阳明这样的历史人物没有切实关系，但可以视为传奇叙事的一种象征结构。在中国民间的思维里，云龙相伴，或许这才是王伦的用意。
很不幸，王阳明到五岁或六岁都没学会说话。这与他父亲幼时“口授成诵、过目不忘”的能力相比，实有天壤之别。在中国，语言表达能力往往和儿童的智商、前程相关。总之，因为这么一个令家人烦恼不安的原因，祖父为他改了名字，将“云”改成了“守仁”。《论语·卫灵公》：知及者，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这里可以怎么理解呢？与生俱来的知识，如果不能获得内在的修身支持，就不可能达到人生的辉煌。对于王家对这个孩子的改名来说，倘若不能生而聪颖，还可以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达到自明。其实，历史实在是一再证明：取得重要成就的基础往往并非天赋，而是人为的努力。在这个名字改后不久，王阳明能开口说话了，不仅如此，他还能背诵儒家经典的一些段落。比许多孩子都慢N拍的王阳明，是时却表现出了惊人的进步。1481年，王阳明父亲王华举进士第一甲第一名。在他被授翰林院撰修的第二年，他接父亲王伦、儿子守仁进京，因为父、祖辈社交圈子的变化，当时在京城的学者、官员对王阳明都颇有好评。而那段经历，对少年王阳明来说，最重要的当是其阅历的拓展。
小天才
他的祖父同好友在北京海淀和门头沟交界带的阳台山金仙寺（毁于二战，一名金山寺）饮酒时，十岁的王守仁依题有作一首诗：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这首诗没有出奇深奥的词汇累叠，语言平实趋于自然。如果说作诗仅是雕虫小技，那么，对于一个十岁的小孩来说，其在透视和思维上能有如此不平凡的观点，已足够令人惊叹。
小挫
1491年。20岁，王家搬迁至山阴,现越城区王衙弄19号。但实际上，他当在七、八岁的时候，已随父迁至绍兴了，第一个故居或是现北海那边的黄酒博物馆……
1492年，王守仁21岁，通过乡试。
然而在1493年和1496年，他两次会试都落第。这不仅仅是没有机会做官，而且会带来较大的交际压力，因为他的父亲王华1481年是以状元的身份入仕。处于这种对比下的王阳明，必然要面对诸多长辈亲朋的目光，那个时候，甚至连李西崖（李东阳），都是这个家庭的坐上宾。但他此时已确乎具备走向深邃思想的心理基础：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见于年谱）。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王阳明很早就有了调节自身情绪的方法，对焦虑不安、或滋生杂念，使情绪下坠的种种端倪，都能非常及时和有效的观察到。
入仕
王阳明在1499年第三次会试进士及第，步入仕途，成为一名京官，当然也时常下派到各地。1502回到朝廷，从事文书工作，也就是起草政府文件。所以他那时写的诗常有抱怨，对于30岁的王阳明，他可能更加羡慕那些不理俗事的佛道，作为一个低级官员，自身所处的位置，往往使他感到拘谨，且行动受限。在政府职能这种高度牢固的官场结构里，被“安排”几乎是他作为低阶官员的真实境遇，他在官场的处境与他的父亲王华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时候，明代的官场社会和徘徊于官场外的文人学士群开始兴起反“台阁运动”，这在文学和书法艺术上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他们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反对业已死气沉沉的台阁文体、台阁书风，在文学上面，他们提倡古文运动，推崇先秦、汉代简朴的叙述方式，以及中唐注重表现的诗歌风貌，即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书法表现上，则并非如此，虽然过去有迹可循，追寻古人的书风，要比自创一种风格轻松许多。但对于管阁体的厌恶与颠覆，一直要到16世纪的中后期，徐渭的出现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转折，他的书写横扫了当时——一切陈规陋矩。这是多重原因导致的结果，由于我今天所述并非在此，所以只点到即止。在反对宫廷台阁体的斗争中，王守仁卷入其中，而作为宰相的李东阳也被当作靶子，虽然他的文风，与台阁体实际有异。但是所谓的文学运动，往往并非单纯的局限于文学本身，他们提倡的文学所关切的是社会、人心、战争、苦难和死亡。李东阳对宦官刘瑾的退让态度，自然会被当时底层的官员、文士所观察到，这让部分人认为：李的自我人格操守有待商榷。其实，李东阳对许多后生晚辈都非常欣赏且有提携之谊。这种情况，对于两家交情甚笃的王守仁来说，必然是尴尬的。但是，事情并非敌我阵营那么简单，这些搞古文运动的文学团体，内部也会产生重重矛盾，四才子中的李梦阳与何景明即在诗法和文体风格两方面产生分歧，两人到后来为此几至友尽，虽然何景明一生都在努力恢复友情——帮助命运多舛的李梦阳，但结果实令人嗟叹。王阳明当时的健康状况堪忧（喀血），也因着这些复杂矛盾的问题，他决定请长假，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
偶像
此一时期的王守仁，一方面在文学上保有兴趣，另一方面在军事谋略一端保留了少年时的喜好。在他生母去世后一年，也就是十三岁时，开始学习射箭、骑术和军事战略。十五岁时，他随父亲的一位好友往居庸关逗留考察了一月。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个东汉的将军马援，他是东汉的开国功臣，其到年老时尚在带兵打仗，西破陇羌、南征交趾、北击乌桓。官至伏波将军，意即降服波涛。王阳明十四岁有梦见伏波将军庙，为此还写有一首诗：
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
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王阳明在江西的平乱作战中，也充分的使用了马援的战略战术。据杜维运先生说，王阳明于晚年逝世前的一个月，即1528年，在返回绍兴的路上，经广东五蛮滩时，见到了一座马援庙，他不顾病体前去祭拜，并有过这样的感叹: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
故乡 阳明洞天
我们前面有谈到王阳明请假回了故乡，王阳明20岁时，他的父辈已将家庭迁居回绍兴，所以这里面存有一些误解，甚至是非常出色的学者，也将阳明返浙，误认为他完全在余姚生活。实际那一年他虽有回到余姚，与乡人小聚且有讲学活动，但他很快就到了山阴，当然那个时候余姚本就在会稽山阴辖下。现在有部分地方抢夺名人资源，因为余姚一地的变迁，导致某一地级市，也是对这一资源大胆地进行掠夺，实际是与之没有什么瓜葛的，若问何处是王阳明的“故乡”？作为当时出生地的山阴余姚自然是，或说今之余姚；当然因为后来举家迁回到山阴，他的许多文化活动都在此处，死后也葬于兰亭，绍兴自然为其故乡。许多事情，钱德洪在其《阳明先生年谱》中已说得明明白白，包括阳明洞天和余姚并无关系。实际上他还有两个精神故乡，一个是贵阳的龙场，那是他的顿悟之地；另一个地方是江西，是他实现军事才能和进行教学活动最频繁的所在。这个观点可以说是相对公允的。
王阳明请长假，离开是非之地，回到绍兴一地，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今平水方向），并将“阳明洞天”的阳明改为自己的别号。王阳明在此修身养性，所习有佛道同参之嫌，如调吸、节食，沉浸在养身长寿的道家修行上。这个时期，他几乎过着一种隐士般的生活，逐渐对功名、社会认可——看淡无感。或许仅差一步，他会行向另一种人生，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开创“阳明心学”的王阳明。很有可能我们会在类似于《搜神记》、《太平广记》这样的古体小说中看到王阳明的传奇故事了，如清人屠绅的《六合内外琐言》可能会成为记录王阳明故事的理想归宿。王阳明对祖母、父亲的感情颇深，通过深思，他以为“割除这种感情，等于丢掉做人的根本”。他与父亲王华的情感无论多么复杂，也无法让他回避这种关联。所谓父子情感复杂，则是他们父子间悬殊的入仕经历，和在朝廷的位置所形成，他的父亲王华——初试即以状元身份步入宦途，后来更成为天子的坐上宾，甚至可以对天子提出善意的批评（当然这是对成化、弘治两帝而言）。而王阳明历经数次会试方步入仕途，仅仅是一个底层的官吏，据说他考察完京郊后，还一本正经地想要给皇上递上正式文书，献上治理良言，却为父亲以一个“狂”字阻止。或许“廷杖”之辱，于王阳明而言，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只是他没有在那时意识到，上书冒犯皇帝的责任和后果会是什么。可以说，这对父子在相处上，是具有极大的情感张力的。
一年后，王阳明离开阳明洞，开始了周边诸地的游历，他来到风景旖旎的杭州，相传他在虎跑寺遇到一个闭关三年的高僧，将他劝说回乡孝敬老母去了。在年谱里之所以有这么一个故事，或许和他在阳明洞天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人生抉择有所关联，但将王阳明的思维强加给一个佛教的高僧来体现王阳明的态度，这样的故事并不符合王阳明的性格，也不会是史实，这种故事多所牵强附会，当不得真。很难想像，让王阳明时空穿越到从他那时起计算的一千年前的梁武帝时期，来到洞穴达摩跟前，要其说服达摩返归印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让人啼笑皆非的场景。
复职
1504年，王阳明复职，主考山东乡试。九月改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这个职务呢是正六品，掌武选、升调、功赏，并起草一些军内的政令，这多少和他喜欢的职业有了一点点的关联。次年他在京师开门授徒，并遇到了能和他在思想上扳一扳手腕的另一位学者——湛若水，广州增城县甘泉都人，他的思想从陈白沙一支发出，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以为“格物为体认天理”，“为学先须认仁、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创甘泉学派，与阳明学在当时被称作王湛之学。
大挫 廷杖 动心忍性
1506年，武宗朱厚照继位，“八虎”由此横行朝廷。这所谓八虎其实是朱厚照的侍从太监，即刘瑾、马永成、张永、谷大用、丘聚、罗祥、高凤、魏彬，这些人又以刘瑾、马永成为首。朱厚照为后人所知的最主要的特征即是“不靠谱”，贪玩。刘瑾与朱厚照玩得很开，而且两人友情之深，怕非当时朝中的官员可以理解，这包括刘健、谢迁等几位内阁元老，也包括王阳明这样的底层官员。朱厚照为太子时，刘瑾就成了他的陪侍，按照现在的理解，那就是发小加铁哥们，当然，他们还有一层宿命的关系，就是主和仆。所以当一个对政务完全不感兴趣的皇帝，身边恰有一个想玩一玩政治的好朋友，自然成了顺水人情，刘瑾能干预朝政，实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含义。当时的“内阁三老”是刘健、李东阳、谢迁，那是国家的首辅，自有一定的话语权，所以三人反复上疏，要求皇帝处理政务，朱厚照压根就不想理政事。实际上这三位阁老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方法极其有限且老套，这也为之后事情的发展埋下了祸根。刘健当时以退休相威胁，你再这样玩下去不理朝政我就走了啊。武宗似乎表现出一个帝王该有的一面，好言相劝：你别走啊，我需要你的，国家也需要你的。刘健以为仅凭这点小伎量就能让朱厚照懂事，没想他根本无动于衷，我已挽留你了，君臣之间该有的礼数过程我已尽了，但处理政务的事情，大家伙商议着办吧，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刘健再次提出退休，李东阳和谢迁也跟着提出退休，对于朱厚照来说，他此时是被几个老头子胁迫着上朝去处理政务，内在的问题实际上一点都没有化解。
所以当三位阁老和朝中诸大臣想要再进一步——铲除“八虎”的时候，这种君臣之间的矛盾就迅速显现了。刘瑾那几个家伙跑朱厚照那“哭闹、上吊”，朱厚照为了维护他短暂人生中（只活了三十一岁）最难得的友情，故此率先出手，对朝中几个积极想去掉“八虎”的官员进行惩治。刘瑾还在是时被任为司礼监，这个宫中职务，在明早期没有实权，但到武宗开始，是可以代帝批红的。在这个节骨眼上，朱厚照无疑给予了刘瑾全力的支持，他们不是想整你吗？我给你这个权力，你想怎么对付那些想整你的朝中官员，你自个高兴着办。刘瑾当时几乎可以定夺那些反对他的官员的生死，事到这一步，李东阳悄悄了，而刘健和谢迁再次提出退休（我们现在可能会视之为迂腐，但在那时，官员们认为直言相谏既是一种本分，又是忠诚臣子最理想的表现形式），年轻气盛的朱厚照已不乐意哄这些糟老头子了：要走是不？那就都走，一个别留!
这时候戴铣、蒋钦、薄彦微等二十一名官员上疏，要求挽留刘、谢两位阁老并惩治刘瑾。朱厚照将这二十一人全部下狱，每人杖三十，光䘵少卿戴铣被当场杖死，御史蒋钦在那时更是频繁上疏，以至于他上了三次疏、被廷杖了三次，怕是有九十下，最后死在狱中。王阳明与他们并无私交，只是抱着极大的同情和政治认同，于当时也上疏为入狱的戴铣和薄彦微鸣怨，并提出刘瑾这人有危害国家安全之嫌，他因此遭廷杖四十，在狱中又被关了两个月。别人杖三十，王阳明为什么是杖四十呢？因为他的官阶只不过是个司主事，越级上奏，自然要受到更为严厉的惩处。
在成化和弘治之前，廷杖时屁股上要垫厚棉衣，而且要叠好几层再打，当时这样做，目的是对朝臣公开示辱，但并不想把人打死。然到了朱厚照正德初年的时候，廷杖这类事情都落到了成为司礼监的刘瑾手上，这个厚棉衣就没有了，变成真打，刘瑾当时改成了什么样呢？在皇帝开出“罚单”后，经刑部签押登记，侍卫与太监将受刑大臣捆绑起来，押至午门。由司礼太监宣读皇帝的惩罚决定，也就是刘瑾自己了，然后由锦衣卫将之按倒，用麻布将受刑人于肩膀以下均绑紧，只露出臀部和腿部、锦衣卫要每打五下即换人执行，以保障用刑的力度和狠度。
王守仁等于是落在了刘瑾的手上，你既对我不满，还上书到皇上那说我的不是，我岂能放过你？所以那一次廷杖是结结实实打的，王守仁不仅遭到了羞辱，身体也受到严重的创伤。他的父亲王华因之受到一定连累，被明升暗降，调任南京吏部尚书。在正德年间，被当廷打死的官员不仅仅是正德元年的戴铣。在正德十四年的三月，146位官员纷纷上书劝勉朱厚照，不要游心太重，要将心置于国家大事上。朱厚照因此大怒，干脆来了一次规模宏大的集体廷杖，这次廷杖共有11名官员当场毙命。至于刘瑾，在王阳明受辱四年之后，让八虎中的张永在朱厚照那咬了耳朵，说刘瑾现如今心大了，不想只是临时玩玩政务，而是要改立门庭自个玩。刘瑾终以“反逆”罪遭凌迟处死，这就是这对铁哥们挥不去的主与仆的宿命关系。没有刘瑾，朱厚照尚可以与张永们愉快地玩耍，于朱厚照而言，其道不孤也。
动心忍性一语原出于《孟子·告天下》：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大家都知道其中意思，记录王阳明言行的《传习录》下中，可见到他对孟子这一句的引用。这段受辱且不堪的经历，是否能使王阳明面对困苦还能继续自我磨炼，不断强大内心。以及阳明心学中的诸多哲学问题，我们留待下节课阐述。
龙场悟道
1506年，王阳明反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入狱两个月后遭贬。
1507年，南下的王阳明在钱塘江躲过了刘瑾派遣的刺客追杀。这一年他有去南京看望父亲，并在家乡收了第一个入室弟子徐爱。
1508年，王阳明到贵州贵阳市修文县龙场驿，即其被下放之地，一个苗僚杂居的地方。之所以称龙场驿，要追溯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奢香夫人开九驿，而龙场即是首驿。阳明学者凭前人之述，称王阳明在那里日夜反思，终得顿悟，认为“心是感应万事万物的根本”，此正是心即理命题的呈现。他进一步阐释：圣人之道（良知），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判断事情的正误，以良知为准绳，而不是外在一切事物。此时的王阳明，他的思想“若决江河而放四海”，圣人之道豁然开朗。直白的理解就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所言的习武之人任督二脉打通了，因此而拥有了获得旷世武功的根基。
补充说明：奢香夫人在洪武年间摄理贵州宣慰使，筑路、设驿站，改善了内陆和西南边陲的交通，促进了水西与西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但我们回看他在1496年会试落第时说的那句话：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就可以看出，王阳明对人生的思索与为官的真正意义，早有了清晰和深刻的自我认知。这种观念，怕非是时一般人可比拟，即使放到今时今世，也是一面鲜明特出的镜像，仍然可以正衣冠，立风气。可以说，若无内观（由于他没有过关于这方面的阐述，自不能妄加揣测），他也确乎于那个时代有着时刻反省的意识，或是勤奋而高频的一日三省吾身的形式。现世所谓内观，需要长期的冥想相结合，它在形式上类似打坐，但本质有区别。初习打坐是允许有所思维活动，虽然对打坐者有限的思维活动仍有禁忌，某种不可想，某念不可生等；冥想呢并非是海阔天空的任你想，而是什么都不想，阻断任何杂念，完全放空。通过这样的方式修炼心性，从而能当下觉知，并旁观到正在思维的小我。直到当下观测、当下消散。王阳明不可能真正日思夜想然后顿悟，而是通过放空，一日“三省吾身”，有效地排除出了心理上的毒素，所以他才会说：圣人之道（良知），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补充说明：1509年，他在贵阳文明书院讲习，开始提出“知行合一”的要旨。所以说，在“阳明心学”一端，贵阳这个地方，不得不说是王阳明的“精神故乡”，他的几个重要的核心观点，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心即理
心即理 是陆九渊、王阳明先后所提出，理在何处是先秦儒家的一个命题。程朱理学以为理是万事万物之源，所以朱子提出理在物上。陆九渊则以为理在心中，到王阳明则提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天理只在自己心中。《传习录》原文：“心即理”理也，天下又有心外行之事，心外之理乎？另，心即理不可以理解为心是理，两者是共生关系，若宇宙为（心），那么宇宙的规律则为（理）。这是阳明心学的基本原理。
对于最早提出“本心”的孟子而言，他的观念是所有的道德原理来源于本心，“本心”也可以理解为四端，或者说是“仁义礼智”。从陆象山到王阳明，他们所提出的“心即理”或“心外无理”都来于孟子的本心概念。这个观念是建立在纯理性的基础之上，是对道德主体的肯定，这也是整个心学所要表达的概念。由于他先天的排除感性，较类似于18世纪康德提出的“纯粹实践理性”。 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心是较模糊的概念，所以他并不能把认识主体和道德主体区分开来，同样在意志与意念这些问题上也是相对模糊。这是心学不能再进一步的问题。但阳明心学并非以“认识”为目的，而是求得道德主体的至善为方向和责任。按牟宗三先生的“心学自律”说来看待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则可以看作是对意志自律的绝对肯定，也可以看成从程朱理学的客观性立场的一次转向，陆九渊、王阳明则渐趋进入主观性与主体性立场的场阈。
王阳明一生的局限性在于他未能很好的厘清“心外无理”这个概念的适用性程度，因为天下事物之理仍有超出道德之理的情况，如事物的性质、法则、规律。“物理”与“伦理”显然不同，而这恰恰是王阳明当时在与陆澄、诸阳伯的书信中，不能清楚作答的。他始终笼统地断定理是内心的先验法则，而实际上，心即理也好，“心外无理”也好，只能是限于伦理学内的探讨。这个问题在阳明去世后，为思想较偏执的一些门生鼓吹引向“以感性法则”为准绳的主观独断主义，这就导致了对知识发展的轻视，更是对阳明心学理论的滥用，籍此僭越到了原本无权进入的其他场阈。这个责任很难说该阳明负责，因为他一直没有将概念清晰化。
（补充）孟子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知行合一
知——良知，行——人的行为兼有心理实践，前者可以视为认识论，后者则为实践论，知行不分离，两者统一、不能割裂、互相包含。知行合一是阳明思想的核心。
但我们在这里先要来了解，朱子的知行观念，他以为当是知先行后、行重于知、最后是知行互发这三个方面。这也代表了宋代儒学在知行一端的基本观念。王阳明的知与宋儒的知有所区别，他是一个纯粹主观的知，其犯畴要狭小得多。而在行的问题上则显然要更为广泛，它既有宋儒所指的人的一切行为方式，在阳学心学中，行还包含了人的心理活动。
阳明提出的这个概念，与宋儒并非纯粹的反其道而行之，而是针对其所处社会“知行”脱节的现实问题而发。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概念问题，程朱强调“无有知而不能行者”、“真知未有不能行者”。这里的真知意指人已获得了高度的道德自觉。王阳明籍此阐发：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到“真知”即“必行”，“真知”、“知”就拥有了“行”的意涵。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阳明的知是由“真知”而来，他区别于常人所理解的知。王阳明所言的“知行本体”，是指知与行的本来意义，是一体的。但这是一个较高层次的知行合一，我们在城市地铁的一些工地护栏上，偶然会看到“知行合一”的广告语，虽然这话出于阳明，但实际上是存在区别的，地铁护栏上的广告语是出离于本体的通常意义上的知与行。实际上王阳明在讲学“知行合一”的起始同样遇到这样的困境，面对本体的“知行合一”与非本体的“知行合一”，这种交互解释，自然会形成沟通上的障碍，同时也会滋生出误解。当然他的这个观念的提出，实际上对宋儒的的冲击是显现的。在与顾东桥的书信中，他提出受痛方知痛、受寒方知寒……路途的险恶要经历才会有所“知”；而在《传习录》中，于道德意识的自觉程度上，他提出了“不行不足谓之知”。这是从非本体和本体两端对宋儒“知先行后”说的发难。而于知行合一一端，阳明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也可理解知中有行的因素，行中也有知的因素，但是前者为“始”，后者为“成”，两者相互兼有，包含，然其所对应的对象又并非完全同一。阳明同时强调知行并进，这一点实际上是与朱子理学趋同的，朱子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他们的差异则在于朱子理学强调知这一面向，而阳明则着重于行这一面向。然其在诸多的讲学活动中，未能将概念做出恰当的分疏，他在知行问题的讲解上，曾言：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这样的说辞，使他原本就不是太清晰的概念变得更趋模糊，实是求益反损之说。这一个问题，一直要到晚年（平濠之后），致良知的提出，才得到修正。
（重点提要）钱德洪：师学静于阳明洞，得悟于龙场，大彻于征宁藩。
王阳明：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向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彻。虔，即今之赣州。阳明正德十五年在此地活动，是年49岁。
江西剿匪
正德十一年，即1516年，9月阳明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正四品），巡抚南赣汀漳，王阳明回越城看望父亲和袓母，这时他的袓母97岁。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46岁。这一年的正月他就到了赣州，屯兵长汀、上杭，目的是镇压闽西与赣粤间的暴动，且在三个月内就平定了，可以说是正月入驻，四月班师，五月奏捷。而这些贼寇，在王阳明未有出手之前，已在当地滋扰民众十余年。
关于他如何用兵并最终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可以从《闽广捷音疏》、《年谱》、《明史》、《明通鉴》中找到相对可靠的答案。当然这里面在王守仁的官职，平定时间上，各书所记稍有出入。这些并不妨碍史实，只是有一事需要澄清，他在此次战役上，最重要的是剿灭漳郡平和县大峰山的一股山寇，并生擒了贼首詹师富。《明史》将这事错记成赣南大帽山，这是需要纠正的。这个问题，陈来先生在他的著作《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十二章附考中有较详细地说明，我于此只是做一简单的介绍。
上海博物馆藏王守仁《回军上杭诗》释文：山城经月驻旌戈，亦复幽寻到薜萝。南国已看回甲马，东田初喜出农蓑。溪云晓度千峰雨，江涨春深两岸波。暮倚七星瞻北极，绝怜苍翠晚来多。雨过南泉庵，梁郡伯携酒来，即席漫书遂录呈。守仁顿首。
在这一年的年末到正德十三年（1518年）的年初，王阳明又平定了南赣最大的两个暴动点：横水的谢志珊，盘踞上、中、下三浰的池仲容。当然还有桶冈的钟明贵、左溪的兰天风。在这场战役中，他采用了各各击破的方式，同时在军事谋略上也颇为灵活，既能洞察敌寇的心理，又在战役中屡屡抢占先机，或招安、或设犒诱敌，以匪制匪，掌控战局中敌我变动，对山贼围而不攻绝其粮草，搅乱敌寇斗志。到三月八日，南赣贼匪为之全部荡平，四月末上捷音疏，六月初升右副都御史（正三品）。
这一时期，王阳明的功绩满满，然而对他来说，却是悲怆之年，这年五月（根据《明儒学案》），他的大弟子徐爱在绍兴故乡去世，年仅31岁。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看到阳明心学的核心著作，与徐爱有很大关系。记述阳明学说和书信集的《传习录》一开始就是徐爱在作记录，他当时的愿景就是将该书刊刻行世。后来在陆澄、薛侃、钱德洪这些弟子的接力下，于八月在赣州成书。
平判宁王
在明朝历史上，有四次藩王作乱，一次是靖难之役，燕王朱棣成功夺权侄子朱允炆。之后的几次分别是宣德元年的汉王朱高煦、正德五年的安化王朱置鐇，正德十四年的宁王朱宸濠，都没有成功，且很快就被平息了。
宁王朱宸濠，南昌为其据点。此需从他太爷爷朱权作一简单回溯。燕王朱棣夺位之时，他对同父异母的朱权（前者为马皇后所生，后者为杨妃所生），用半拉拢半绑架的方式从他的藩地——今内蒙古赤峰挟持到京，当初似也开出过相当优渥的条件，事成之后中分天下。当然这些仅是朱棣的权宜之计，高兴时随口说说，当不得真。在事成之后，苏州不许、钱塘不给，最后改封江西南昌为其藩地，更别说中分天下了，若不是朱权在南昌韬光养晦，怕是早让朱棣给灭了。朱棣之所以夺权成功，是其精通政略军事一端，各中确有手段，而其侄子朱允炆显然相为优柔。到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起事的时候，事情恰恰相反，朱宸濠虽有谋事之野心，但能力上有欠。而其又偏偏遇到有多次实战经验的王守仁，起事不到四十三天，就为王守仁、乔宇等所平息，更被王守仁活捉。
此时一场闹剧正在北京上演，朱厚照活到近三十岁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场面，他在京城也确确实实待腻歪了。想出来透气也好，御驾亲征也罢，反正找到了出城的理由。而那时的朝中大臣，在是年的三月被廷杖怕了，没有人再上疏劝说，朱厚照用一次空前绝后、规模宏大的廷杖，教会了他们如何为人臣子。他于八月二十二日带师出征，走了四天才到涿州，其实这两地约70公里路程。刚到涿州，一个捷报传来，王守仁和乔宇（其镇守南京，隔断判军内应，实有大功）已经把事情收拾干净了，这对朱厚照来说则成了个坏消息，意味着没得玩了。他实还是小孩心性，作为皇帝，他竟然因此藏匿捷报，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继续南行。和朝中的大臣相比，面对朱厚照这样的皇帝，王守仁于为官之道上可能是最后一个才开窍的。他不断上疏，要把关押在南京的宁王转交给武宗，但都被朱厚照拒绝了。直到那时，王阳明才猛然醒悟，重新写了早已写过的捷报，改说之所以能迅速平乱，一切功劳都在于大明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的威德和方略。这个大明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当然就是朱厚照本人自封的了。收到如此识大体的捷报，这才让朱厚照感到非常受用。平定宁王的事迹在《明史》列传第五 诸王二中有较详记载、《明通鉴》卷四十九中的内容则反应了朱厚照攫取王阳明功劳后的另一种叙述，王阳明的《平藩功次》一卷也可以作为参考。我于此不再详述战事。当然，这一年，王阳明的祖母仙逝，他想顺道回乡祭奠，未能得到允许。一如王阳明祖父最初给他取名“云”的民间内涵，王阳明最终达到了“云龙相伴”这样的高度，只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伴的是一条不正经的龙。
后期
1520年，王艮拜于门下。
1521年三月，朱厚照结束了他31年的生命。世宗嘉靖继位，六月王阳明升至南京兵部尚书，官至二品，当是其最高官阶。十二月授新建伯。王畿当是在这一年拜入门下。
1524年，南大吉拜入门下，在山阴续刻《传习录》，增五卷。
1526年，五十五岁，在绍兴系统讲述阳明心学。
致良知
《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大学》（秦汉儒家作品）言：致知在格物。王阳明说：致知——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良知——道德意识，前已有讲述王阳明在知的这个层面是相对小于程朱理学的。我们对于良的理解，可以视为“道德意识”的前缀，他具有先验性的、直觉性的特征，意即孟子所言的“不学”、“不虑”。他又说：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本身有“知”、“行”的过程，是在事情上磨炼，于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是本体论与修养论相为统一的过程。致良知——也是知行合一。
根据前面所说的钱德洪的记述和王阳明自身的说法，我们可以确定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提出是在平藩之后的正德十五年。除了较泛泛地道德意识外，王阳明实际上将孟子的四端也纳入到了其中，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也可以说是仁义礼智。从这一点来看，阳明致良知的成形和提出，是对孟子哲学的进一步诠释。同时他更进一步提出：良知人人具有，各各自足。实际上强调了良知的普遍性与内在性。他对良知和意念有做一定程度的区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只是这句话出现在他更早的时期，实不能很恰当的表达他的学说。他后来又说：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可见良知并不纯然是自有且不变动的，他尚能观察到我们意念的各种动向。阳明既然认为良知人人具有，那么是否意味着，人人皆是圣人呢?阳明以为每个人就本心而说，人人都是，但现世的人本心均有遮蔽，人们只是潜在的圣人而非现成的圣人。这类言说，阳明在回到山阴后，成为一个教学的常法。可以说良知学的提出，规避了早期心即理言说概念模糊的缺陷。不过在不同的经典解释场合，阳明对良知的内涵也有做不同面向的延伸，如良知即天理，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这其实是对道德法则中“知觉”的接应，又如良知是易、良知是未发之中（可理解为无善无恶的理想状态）。这并不是良知有众多形态，而是基于不同角度、不同功能所形成的侧重描述。但也正因为这些多样的讲述，导致后来门生对良知的状态又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其自言良知为未发之中，又曾说及有已发之意涵的明觉，实又造成了概念自乱的情况。
实际上王阳明在《传习录》上中已有了致良知的原型：充其侧隐之心，使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这里有吸收孟子“扩充四端”的思维。所说的障碍可以理解为“私欲、私意”，充恻隐之心则是纳入四端之中的其中一部分，使良知全体得以充塞流行而无阻滞，这可以说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一个发端。阳明在《大学问》中言：致者，至也。至可理解为充，也可以理解为向极点运动的一种状态，这个极点即为良知。它一方面需要充盈良知到极点，一方面又有去除私欲障弊的功能。致良知就是把心之良知扩充到底，黄绾曾概括为：致者至也，致极其良知，使无亏缺障蔽。这个过程其实可以用自然科学中的月全食来理解。
阳明心学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对意志和意念、理性与情感进行有效分离，而这在之后的发展中导致了变异，这一问题实是当时所无法解决的，而当情感、好恶相趋渗入之后，此种变异，也就无可避免。
天泉证道
1527年9月7日夜，即王阳明在受命出征广西思恩、田州平乱前夜，在绍兴天泉桥上与门人钱德洪、王畿对话。为后世称为“天泉证道”。这个地方具体在哪里呢？越城区北海街道碧霞池那一带，俗称王衙池，明时期池上有桥为天泉桥。所谓天泉证道，是他的两个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王阳明的“四句教”产生了分歧，钱认为是师门定本，不可以做任何改动，王畿则认为这不是究竟话头，尚可以基此阐发。这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可谓王学一大公案，并最终导致派别分化，而其中的“本体”、“工夫”、“心体”、“性体”则覆盖了整个晚明的思潮，一直到现代，熊十力、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等这些新儒家学派的重量级人物，当代又如高玮谦、林月惠、曾阳晴、陈来、彭国翔等还在为此阐发、议论。可想，它的影响有多深远。
从王畿的回忆来看，王阳明“四句教”的提出当在他晚年返回绍兴之后。这段故事分别被录在《传习录 下》、《阳明先生年谱》（为钱德洪、王畿同编）、《王龙溪全集》（为王畿门人据王畿口述录成《天泉证道记》，这三个文本互有异同。但凡对此进行阐发，都要从这三个文本入手，现在学界基本认同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四句教”为阳明提出。其确有吸收一定的佛学思想。
二、王龙溪认为心既为无善无恶，意、知、物又与心是体用（本体与作用）关系，那么他们也当是无善无恶，所以在认可“四句教”中的第一句后，他提出后三句不该再这样阐述，而当是“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钱德洪以为王畿的观点否定了意念有善恶，也就取消了“工夫”，他以为“四句教”是定本，丝毫不可更改。
三、听取钱、王争论后，王阳明是调和的态度，他以为王畿接引上根之人，钱德洪接引下根之人，但需要两者“相资为用”不可偏执一端。
实际上，从后来各派分化来看，钱德洪对王阳明的“四句教”自身产生了一定的误读，而形成了“四有”说，而王阳明的“四句教”当是“一无三有”，他同时希望两者的观点可以相为融合、“打并为一”，这样才是有无合一的体系。无善无恶心之体，这句话在阳明心中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呢？
他认为人心就其本来的状态，具有“无滞性”，虽然喜怒哀乐充满人心，但人心本体却可以如光滑地物体表面般让所有喜怒哀乐都一划而过，不做滞留。之所以可以如此，因为他们皆不是心之本体所具有。心之本体不需要留驻那些情绪，这样就能做到本体无滞，这可以说是阳明心学中，于人的心理一端，最高的精神境界。我们同时可以这样去理解，人们本然具有这种心理境界，只是经时历世之后，一旦情感和念虑过重，那些喜怒哀乐就会留驻，导致本体的“无滞性”逐渐受损，甚至遭到破坏。但是如果可以做到纯粹的无执着，那就能实现理想的自在境界。此也恰恰就是王畿深切地洞察到了“四句教”中的首句。才于之后有“四无说”的承接。关于“天泉证道”，实有太多问题可以阐述，但我以为说清楚王阳明四句教中“无善无恶心之体”这句话的本来含义，是可以让大家切实感受到阳明学的真正奥义之所在（此一部分观点，我早期有参考曾阳晴和高玮谦的叙述，但以为陈来先生在《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一书中讲得最为明了，实从其处归纳）。
弟子 学派 学院 讲学
1529年1月9日晨，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港舟中。临终时，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之于他的弟子、学派等，我只简单介绍几个书，如阐述王阳明诸弟子和之后分化为各学派的，有吕妙芬女士的《阳明学士人社群》、钱明的《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探讨学院、讲学活动的如吴震的《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
后世研究
在后世学者研究一端，我所提也只局限于我个人所知，或是一些不得不提的学者，挂一漏万，自是难免。
1、熊十力没有专著研究王阳明，但他对“四句教”的探讨，散见于《新唯识论》、《十力要语》、《读经示要》等著作中。
2、蔡仁厚《王阳明哲学》。
3、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
4、唐君毅《刘宗周的道德心与实践论说及其对王阳明的批判》论文
5、牟宗三 《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
6、钱穆《宋明理学概述》。
7、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内有部分文章有涉王阳明。
8、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解》。
9、曾阳晴《无善无恶的理想道德主义》。
10、林月惠《良知学的转折：聂双江与罗念菴思想之研究》。
11、高玮谦《王龙溪哲学系统之建构——以“见在良知”说为中心》。
12、陈来《宋明理学》、《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13、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
年谱计载：十一月，葬先生于洪溪（即现在的绍兴县兰亭镇花街洪溪鲜虾山南麓）……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兰亭五里，先生所亲择也。
参考书目或文献
1、《楚庭稗珠录》卷五《粤琲下·阳明三世有功于粤人》
2、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
3、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
4、邓艾民《传习录注疏》
5、《孟子》
6、《大学》
7、《明史》
8、《明通鉴》
9、胡俨《遁石先生传》
10、《光绪余姚县志》卷十七 艺文上
11、魏瀚《竹轩先生传》
12、陆深《海日先生行状》
13、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
14、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15、曾阳晴《无善无恶的理想道德主义》
16、高玮谦《王龙溪哲学系统之建构——以“见在良知”说为中心》
17、黄宗羲《明儒学案》
18、《王龙溪全集》
19、《闽广捷音疏》
20、《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