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一位不应当被忽视的汾阳历史人物——评点《西游记》的张树绅
山西出才子。
人们大多知道，我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其中有两部是与山西人有关的。一部是《水浒传》，明代版本流传中，较早的便注明“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见明·高儒《百川书志》)，白纸黑字，确证凿凿。
至于名贯天下的另一部中华传世名著《三国演义)，那已经是无需费什么笔墨，精力去说明的问题了，《三国演义》是罗贯中一人整理编写的，历代学者给予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评价，已使该书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学领城的经典著作。罗贯中是山西人，从上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鲁迅等中华文化泰斗发现明代手抄本《录鬼簿续编》中贾仲明记载的罗贯中身世以来，已经成为不变的事实。
但人们大多数没有想到，另一部属于世界名著式的中国古典文学著作《西游记》的整理传播，竟然也与山西人有关。《 西游记》是明中、后期山阳准安人吴承恩编，吴承恩耗尽毕生精力，在晚年编著了这本流传不朽的巨著《西游记》，但《西游记》是写神仙、佛道、妖魔鬼怪的，人们普遍认为，《西游记》从主题思想来看，是谈禅、说道的，是修仙炼丹的，因此都没有把它列入中国正统的儒学范畴。正为如此，它的身世，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不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一经问世，便以它们或宣传“忠义”，标榜正统或者信奉“天道”，心怀君主受到各种各样人的欢迎，因此引起了“是非纷坛，毁谤交兴”的争议，人们普遍把(西游记》的主导思想引入了“谈禅说道，参佛拜仙”的非正统领城，不认为符合统治者的正统思想，因而影响了它传播的广泛性，在正统的思想领域里没有它的地位，它的地位不只处于被人蔑视的“稗官野史”地位，而且比这更低下，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宣扬神鬼魔道的野狐禅”，只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街头巷尾笑谈资料，而不把它纳入中国文化思想史的范畴。
只是到了清乾隆十三年前后，山西又出了一个“指点江山”的才子，才冒天下之大不韪，引经据典，把对这一名著的研读、品评引入了正统文人士大夫认为的“文以载道”的范畴，并对《西游记》，依据《大学)一书“诚意正心，克已明德”的原理，做了从头到尾的评注。他在《西游记》评注中说出了自已此举的意义，他说：“此书《西游记》由来已久，读者本人茫然不知其旨，有数家批评，或以为讲禅，或以为谈道，更又以为金丹提炼，多捕风捉影。究寻西游之正旨，将古人如许之奇文，无边之妙旨，有根有据之学，更目为荒唐无益之谈，良可叹也！予频以数月之瑕，注明指趣，考其迷罔，唤醒将来之学者，此亦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不知有当否? ”敢冒天下之大不违者，是何人也？
此人便是乾隆年间山西汾阳读书人张书绅。
张书绅，山西汾阳人，乾隆三十六年编的《汾阳府志》中有记载，“由贡监而入仕籍者”，“同知署龙门知县”。清制，由各县选拔的入国子监的学生，称“贡监”，不参加进士考试的，可纳款捐职出外任。张书绅可能就由此而以“同知衔任了龙门县知县的”。是府一级主官即知府的助理，其职、衔与知县差不多，张书绅在龙门县的政绩，没有查到这方面的记载，唯有光绪十六年的《山西通志》仕实录中，有一段关于张书绅当知县的事迹。说他在位时，“贬抑豪强，悯恤黎庶”，可见，他的主导思想还是憎恶行善，是一位想把天下治理好的正直官吏。他丢官的原因是，有一位同僚，因为不会迎合上司被开除。可这位同僚清正廉洁敛财无术，被开除了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预备下，张书绅大概也是个见义勇为之人，“纠合同僚”，各自捐款多少，才把这位可怜的同僚送回老家，可送走这位同僚没有多久，他自己也为此事得罪了顶头上司，也被“夺官”，得到了同样命运。张书绅没有他的那位前车之鉴性格那样软弱，“愤愤辞职回家了”。
张家在汾阳县是个大户，乾隆年间的《汾阳府志》上记载，乾隆十年至二十四年，因清政府赈济灾区粮、钱与四川金川镇压少数民族人民起义，捐物捐款，汾阳张姓“书”字辈捐献钱粮的，就有十几人之多，可见张家实力，“书”字辈张姓，可能都是张书绅的同族人。张书绅捐粮二十石，也可知道在乾隆二十四年前后，张已经赋闲在家，不当官而当士绅了，因评注《西游记》是乾隆戊辰年的事，那是1748年，亦乾隆十三年，他记载说到乙丑年“由都归省”，乙丑为乾隆十年，回来两三年之后，看戏剧《安天会》时受到启发，认为《西游记)是劝人修身正心，明德止善之书，全书寓大学旨意于其内，于是废数月精力，批注此书。可见，这是他没有当县令之前的事情。当了县令以后，也就顾不上了。张当县令是什么时候的事，府志，县志都没有记载，他注书则是在隆十三年秋七月，这是有明确时间的。(见张书绅批注《西游记》总论，中国书店1985年9 月版《新说西游记图像》）他开宗明义，说“西游一书，古人命为证道，原是说圣贤儒者之道，至谓证仙佛之道，则误矣。”“西游一书，实寓春秋之大义，诛其隐微，引以大道，欲以学者焕然一新，无如学者之不悟也，悲夫。”
张书绅是受过正统教育的，所以他批注此书，毫不费力，把这个数十万字的神魔小说，有头有尾，有根有据，纳入了儒家正统思想范畴，认为“证道”证明的是圣贤儒者之道而不是仙佛之道，寓意寓的是“春秋大义”，而不是旁门左道之义，可见他一片苦心。
乾隆时期，我国已经进入到封建社会中少有的繁荣兴旺安逸之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而且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也开始向着繁荣兴旺、安定之期发展，张书绅评注《西游记》，他的主导思想，也是想对这部旷世奇书寓藏微言大义的挖掘，发挥其对社会的治理，人心教化的作用。他书中反复强调的“破除心猿意马”，“除恶扬善明德”，把一部充满了浪漫，幻想色彩的文学名著，全部无遗利用批注方式纳入了正统思想的范畴。说它正统，因为他在这里面强调了不仅是“儒家之道，”而且是“历代圣贤之道”，不仅是孔、孟，程、朱大义，而且有“春秋”“南华”之义的思想，有“儒”有“子”(儒家正统之道，圣贤之道)有“史”(史笔，司马迁著史记之法)，可以说是以“道为主，以”儒”为主，孔孟兼有，程朱附之，《大学》为纲。(他评注《西游记》的根本，便是认为《西游记》从头至尾体现了《大学》一书明德止善的全部旨意，是《大学》一书的演化，《春秋》《南华》附之，形成了他评注的思想体系，由于他的辛苦，小说界一直认为，与其它对《西游记》评注、讲解相比，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图像》更具有思想上的创新意义。
因此，把《新说西游记图像》一书列为张书绅所著。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小说大辞典》中，该书条目下注“张书绅，字南薰，清代山西人，乾隆年间在世，著有有长篇小说《新说西游记图像》一百回，流传于世”。(见该辞典108页)把该书的著述权明确划给了张书绅，吴承恩著的是旧《西游记》，原《西游记》，《新说西游记图像》一书著作权则归山西人张书绅了，张书绅是山西清代乾隆年间汾阳人，这也确实无疑。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图像》，在当时学术界、文化界可以说是一大创举，正统儒家不愿创作，都忙忙碌碌当官去了，谁还关注小说？更何况是神魔小说。同时许许多多读小说的人，未必能追究里面的主题思想，都看热闹去了，谁还管里面的“微言大义，理趣旨归”？这确实是费力不讨好的事。而且评注需要有评注的“造诣，能力，学识，时间，水平，”张书绅具备这样的条件，造诣，能力，学识，时间，水平都具备。此其一也；有这样的胆略，性情耿直，好见义勇为，此其二；精力充沛，乾隆年间，他才从国子监回来，正值年轻力壮，此其三；他有这样的时间，可能乾隆十三年他准备备做官，但又没有做了官，于是便有了这一本《新说西游记》，为西游记的传播做了巨大贡献，由此得到了许多正统人土的承认，扩大了该书的传播范围，也使该书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人，影响了一大批为官从政的人，起码使他们能够部分的弃恶从善。
文学作品的力量是巨大的，是潜移默化的，《西游记》的作用，绝不仅仅在于人们街头巷尾谈笑的资料，而且正如张书绅所说的那样，有巨大的教化作用，潜移默化影响了社会道德心理，人伦观念，从这个意义来说，张书绅功不可没。
张书绅是山西才子，他信奉儒学，但他思想比较活跃，人也比较正直有正义感，有好恶感，有羞耻感，从他评注《西游记》的过程来看，他的本意是要把它作为“除恶扬善，修身明德”的工具的，他评注《西游记》的目标，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道德，正心修身服务，郑振铎、鲁迅批评他，说他与许多注释该书的人样，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见《西谛书话》53页)是有道理的，但鲁迅也承认，该对于《西游记》传播，起了一定作用。郑、鲁见解，确定了张书绅评注该书的是非。但张书绅评注此书，功不可没。
《西游记)新说，也确是新的。他第一次把《西游记》列入了正统的范畴，第一次把小说列入了正统的“文以载道”的范畴，并且第一次把“神魔小说”列入了也可以文以载道的范畴。小说从产生以来，多为封建社会历代文人所不齿，都认为是“街谈巷议稗官野史”，像《三国演义》已经是宣扬忠义，弘扬正统的标准性“文学作品”，依然进入不了正统文人的视野，而常常沦入“禁刊”“禁毁”之列，之原因是坏人心术导人歧途。张竹坡评选《金瓶梅》，虽然耗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谁把张竹坡的评点当一回事呢?金圣叹评《水浒传》，那都是出力不讨好的事。都是些落拓文人不得意的作品，张书绅不同，他是在正当官之时评上的这个书，所以书中发掘出了许多该书的优秀之处，优秀之处在于，他把正统理想的代表寄托在了西方如来之上，“东士开花，大学之道由此始；西天果熟，至善之止至于此。西天如来菩萨乃至善也，学到西天成佛，则止于至善。”
东方的文明，到了西方灵山才成为正果，可见张书绅心中的理想之国。求学，求至善还需要到西方去，如来那里才有真学问。张书绅的矛头不止对准了东方那些没有学问的人，没有道德、善恶观念的人，而且希望也不在东方的那些帝，王、侯、将、相身上，抑或他们正是《西游记》的那个妖魔鬼怪呢！张书绅作为一介学人，也够胆大的，如此批注，是会引来对皇帝不敬的杀身之祸的，但他不怕，注下去了，并且把理想寄托到了那个地方，从思想史上来说，张书绅也是有创新的，他创造了理想新的寄托点，让人们信任的是如来之大干世界，七十二菩萨，三千弟子，而不是玉帝，不是各国君主。这是张书绅与他批注的小说的第一个功劳之处。第二大功劳之处，在于他肯定了人的伦理、道德、情操观念的修炼，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不是少数圣人为之，而是人人可以得到，他反复强调，孙行者能为佛，猪八戒也能为佛，白马能为佛，沙和尚也能为佛，为佛的不一定是唐僧，这种人人为佛的理论是受了禅宗思想的影响，但对于求学者来说，道德、伦理、情操修炼来说，则打破也了门阀、阶层观念限制，给统治者及正统文人的顽固观念当头一棒，明显的带有“民主”色彩，不轻视士、农、工、商各色人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许做好事的是这些人，做好事的是老百姓，张书绅不信邪！张书评注此书的第三大功劳是发掘了此书原来的已有的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优秀精神，《游记》一书，人们认为是讲仙修道的，这还算是一种呢！还有认为是神魔鬼怪的，这也是大多数的，至于讲炼丹术，更是不入流了，张书绅坚定不移认为是弘扬正道的。这种看法，不无一定道理。吴承恩也是受儒家正统教育终生的文人,43岁才补上了贡生，他是个性格倔强，有点恃才自傲的样子。“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观气傲然。”“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见《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社出版3册906页)因此，老年愤著《西游记》，寄托了自己一生的喜笑怒骂，把个社会刻画了个淋滴尽致，天上人间，那有区别，因此，他与张书绅成一样，寄希望于西方，认为西方真经，才能治东方之腐败。
真经者 学问也。
学问者，张书绅认为《大学》一书也。而且是真德秀注的《大学》。虽然他也说程朱，但对孔、孟，特别是《大学》倾注了感情。
也许是《大学》一书，更寄托了他的感情色彩，人不应当作恶，应当从善。帝、王、将、相也如此，更有“明德、新民、止至善’的义务，“西方属金，言其大而明。”昏庸暗鄙的人，做不到这一点。
张书绅的评注当中，也有部分糟粕。但仔细考究，在这三个方面的功劳是不可埋没，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也是应当有其地位的。在山西文化史上是有其地位的。特别是作为地方文化人物来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汾阳地方文化史上，尚无张树绅这样一位集大成者。但数百年来，《山西通志》《汾阳府志》《县志》中，都没有见到张书绅这一段不可埋没，而且有功于史，有功于民族思想文化的事迹，不知是张书绅本人在本地没有被人注意到，还是注意到了，因其不是正统可记录的为官之迹，不予以记载、更不能宣扬，才埋没了这样少见的文学才子。
不管怎样，山西文学史上，中国小说史上，地方文学史上，汾阳文化史上，应当注意到这一段史实铁证如山的史实，予以重视，予以研究，以酬社会，这对地方文化的弘扬，挖掘，继承，都有益处，希望引起重视。
作者简介
陈瑞，1955年出生。山西省榆社县人。1972年参加工作，晋中地委秘书科收发室通讯员。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山西省委党校大学班。毕业后分配到晋中地委宣传部工作。1984年调晋中文联，后任文联副主席，主持文联工作。2010年任晋中市政协文史委主任。2015年退休。爱好文学，多年从事诗歌写作，出版多部诗集、散文集。退休后从事文史题材类作品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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